审美反映与艺术揭示 ——钱中文与叶秀山“文艺反映论”之比较

钱中文和叶秀山的“文艺反映论”都是对传统文艺反映论的创新性发展,但二者差异颇大。就“反映者”而言,前者强调创作主体,后者推崇艺术家。在反映者定位和反映者能力的阐述上二者差异明显：前者将反映者定位为“主体”,后者将反映者定位为“在世界中的人”;前者看重反映者的“感动力”,后者看重反映者的“洞察力”。就“反映内容”而言,虽然二者都坚持“文艺是现实生活的反映”,但在对“现实生活”的界定和“反映内容”的认定上,二者却有差异：前者将“现实生活”界定为“客观现实”,后者将“现实生活”界定为“生活世界”;前者将“反映内容”认定为“心理现实”,后者将“反映内容”认定为“基础生活”。就“反映方式”而言,前者认为其是创作主体“改造”客观现实,后者认为其是艺术家“揭示”基础生活。差异成因源自二者在思想动因、理论基础、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上的不同。     

我国古典文论中关于艺术表现的虚实法

在我国古代文艺理论宝库中,除了文气论、意境论、形神论等之外,还有一个与之相关联的虚实论,都是独具民族特色的。古代文论中的“虚”与“实”,是由先秦哲学中的“虚”和“实”、“无”和“有”借用过来的,始见于魏晋南北朝的文艺论著,中经唐宋发展,至明清日臻完善。由于“虚实”论被广泛地运用于概括总结各种文学艺术的创作经验,揭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艺术原理,反映着我们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趣味,并能指导我们民族的文学艺术创作实践活动,因此,有     

三论社会心理是文艺反映现实的中介

一、“直接反映说”(意识形态直接反映经济基础)必然导致理论的混乱。当前国内外在意识形态及文艺的意识形态性质问题上各种不正确观点,都是以“直接反映说”为主要依据。二、文艺通过社会心理间接反映经济基础与其他现实,意识形态学说上的直接反映与间接反映的含义。三、文艺直接反映现实(以个人心理为中介)的弊端。社会生活包括物质与精神两方面因素。“社会生活是文艺的唯一源泉”本身就包含文艺的直接源泉与文艺的间接(最终)源泉。     

现代中国文论建设过程中的高尔基典型论──30年代周扬、胡风之争与典型说论辨

高尔基的典型论属于传统的理性主义范畴，高尔基的典型论是他全部文艺思想的核心，它建立在文学是“人学”、文学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并能够使人从中认识社会、认识现实这样一个反映论—认识论的文学观念基础上。对于20-30年代正在建设中的现代中国文论而言，典型论受到了极大的重视。周、胡之争的焦点即是典型的共性（普遍性）和特殊性的界定。讨论着文学的阶级性、党性、革命文学与国防文学，伴随着救亡的马克思主义而进入中国的典型说，不可避免地成为武器，被理解、被阐释为阶级性的代表，从而迅速在现代中国文论中定格了。     

走向 “中介论”——对于文艺与社会生活关系的思考

“中介论”文艺观认为 ,文艺与社会生活之间经过一系列复杂的中介建立联系、相互作用并相互转化 ,这是一个双向、能动、具有创造性的过程。其中 ,文艺自身审美特性和艺术规律的中介作用尤为重要和直接。在文艺的生产创作—作品传播—接受与消费行为流程中 ,审美情感、艺术符号、艺术欣赏力等中介是准确把握文艺本质的关键。“中介论”超越传统“反映论”之处正在于建构了一个更系统、更科学的理论框架 ,并打破了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势 ,增强了现代辩证思维的色彩。     

论审美意识形态的转型

文学本质的审美意识形态是一个复数指称，在当时提出这一命题的不同学者那里，实际有着很大的差别。目前．它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开拓空间，需要在新的社会现实和理论背景下得到新的发展和阐释。在新时期的我国，它在经历钱中文先生提出的“审美反映论”和其他学者提出的诸多理论之后。正面临着三个方面的转型。     

西方文论的有效性不应该否定——与张江教授商榷

张江教授把西方文论的根本缺陷归结为"强制阐释",并以此怀疑西方文论的有效性。就其主观意愿而言,"强制阐释"论是为了反对文艺理论研究的全盘西化,提倡从中国文艺的实践出发来建构中国特色的当代文论,但是,由于从总体上否定了西方文论的有效性,在客观效果上势必会产生文化民族主义和形而上学方法的弊病。"强制阐释"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中国近现代文论的发展就是这种历史必然的结果,是中国文论的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张江教授所揭示的西方文论的"强制阐释"的话语特征,从本质上来看是西方文论的科学性、系统性、完整性的主要表征,也是中国古代文论传统的不足之处,可以作为中国当代文论建设的借鉴。西方文论包括西方古典文论、马克思主义文论、西方现代主义文论、后现代主义文论,西方文论不仅有科学主义思潮,还有人文主义思潮。中国当代文论建设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文论为指导,以中国传统文论为基础,以西方文论为参照系。否定了西方文论的有效性,中国当代文论就不可能建构出科学、系统、完整的现代化文论体系。     

“三论”原理对启发式教学的指导意义

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简称“三论”)是本世纪四十年代几乎同时崛起的一组新兴科学理论,被人们称之为现代科学技术的“三大支柱”,在科学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和作用。“三论”为现代科学技术和现代教育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世界上有许多国家的教育科学家之所以对“三论”发生巨大兴趣,反复探索把这些崭新科学引进教育学,就因为他们看到了它赋予教育科学以新鲜活力,找到了推动教育理论跨进现代化门槛的阶梯。本文从“三论”与现代启发式教学的相互关系方面谈几点认识。     

宏通的学术视野 新致的思维路向——杨立民著《文学活动的多维阐释》评介

《文学活动的多维阐释》致力于文学理论的新建设 ,在文学基本问题的探索上 ,提出了“审美感性直观”的新话语 ;在中西文论的比较研究上 ,标举了“中西互阐”的研究范式 ;在文论研究的方法论上 ,突现了关系论、过程论、辩证论及审美体验———理解研究方法的一体化 ,表现出宏通的学术眼光和新致的思维路向     

艺术反映与文学的人学内容——兼评“新潮文论”的哲学思辨

“新潮文论”的某些倡导者企图以带有浓厚主观唯心主义取向的、以西方现代人本主义为核心的文艺论,代替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思想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论,首先歪曲和否定马克思主义的能动反映论,他们的责难是没有根据的;能动反映论进入艺术反映的层面有着丰富的理论内容,需要我们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进行专门的具体的研究。现代西方的人本主义是一种把人回复到原始自然本质的人道主义思潮,它既抛弃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传统人道主义的理性原则,也反对现代西方哲学中科学主义经验实证的取向;它不能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矛盾与危机的实质,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鼓吹这种哲学思潮,以此作为对社会主义现实和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批判和否定,已经表明它是让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历史唯物论有着丰富深刻的人学内容,以这种人学观为指导线索,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才会有深刻的美的人学内容。     

康德美学背景中的成仿吾文艺批评观

成仿吾以康德美学为基础构建了自己的文艺批评理论体系。在文艺批评本体论上,他以康德哲学认识论解释“客观”、“自我”等概念,指出文艺批评是“自我”的表现;在文艺批评建设论上,他提倡以“反省”的方法,借助“合目的性”概念,从具体的批评实践中提炼出具有普遍有效性的文艺批评理论体系;在文艺批评方法论上,他提出了以“同情”为批评方法和批评态度;在文艺批评对象论上,他从康德哲学关于“美的艺术”理论出发,坚持文学艺术的独立价值在于作品的能引起想象力和知性协调自由运动的“论理的形式”和“审美的形式”。总之,在康德美学背景下进行观照,成仿吾文艺批评观体现出相当的严谨性和理论深度。     

物·意·文：陆机文学命题的现代思考

陆机的“意称物”、“文逮意”,超越了一般的“言意之辨”命题,形成了“物、意、文统一”的逻辑系统,作为反映论的文学观,具有很强的概括力和普适性。不过从现代文艺观及语言哲学观着眼,“物、意、文”之间的联系是极为复杂的,不同的文化形态及文学类别,“物、意、文”之间的关联迥然不同。从遵循“物、意、文”统一,到崇奉精神创造和语言表达的自由空间,关涉到文学疆界的拓展与文学观念的扩版。无论从纵向历史演进还是从横向关联上看,任何文艺观念都有它的不完备性,这正是文学艺术的复杂性、创造性和生命力所在。     

形式的辩证批评——詹姆逊“内在形式”理论评析

从亚里斯多德开始，内容与形式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直是文艺理论界关注的重要问题，历代文艺理论家都对内容与形式的问题进行了不懈的探讨。詹姆逊在对文艺形式，特别是现代主义以来的文艺形式研究的基础上，继承了西方文艺理论在形式研究中的得失，提出了“内在形式”说，阐释了艺术形式与审美认识的辨证关系，以及历史内容转化为艺术形式的动力过程和运行机制，从而对形式问题进行了富有新意的阐释。     

“兴观群怨”说与“卡塔西斯”论之比较

孔子和亚里士多德是中西方文艺理论和中西方美学奠基人。孔子的“兴观群怨”的诗歌理论,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创造性提法,长期影响中国诗歌的创作和评论;亚里士多德的“卡塔西斯”论是西方文艺理论和西方关学的标点性内容,影响到西方戏剧乃至其他文体。两种理论虽然产生的时代、背景不同,导致其逻辑基础和适用文体的差异,但从都重视文艺的社会作用和审美价值,都倡导“中庸”、“中和”的关学原则,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中国近代文学观念之嬗变

西方美学思想不断传入,使中国传统的文学观逐渐削弱,近代文学观逐渐嬗变。比较明显的是,现代游戏文学观得到提倡,反映文学观得到加强,以及审美文学观逐渐产生。     

作为文化思维的文学理论

在一个后现代的文化世界、“审美化”世界当中,走出理论思维的形而上学传统的文学理论,其自身作为一种文化存在物的命运无可避免。但这种作为文化存在的具体性,仍然必须从主体性的维度来理解,而不能从客体性的维度来界定：理论是贯彻着文化意志、规定文化秩序的主体,理论是文化思维,而非被规定、被生产的文化客体、文化产品。文学理论自身的“文学”属性,也只是一个思维的结果,而非预设的先验本质和思维边界。     

马克思主义“文学典型”学说的当代价值与生命力

“文学典型”学说是建立在文学语言与社会现实的镜像功能的基础上,认为文学通过语言这种媒介可以忠实客观地反映社会生活.马克思主义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学说更是社会历史批评视域中的命题,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内对文学社会属性和价值功能的一种界定和把握.20世纪以来的西方文学理论以文本代替作品,把文学当做语言系统内部的自我指涉,割断文本与外在客观世界的关系,使得文学典型学说受到冲击和挑战.论文认为,马克思主义的典型学说,不是一个单纯的文学理论问题,而是一个与关于历史发展、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发展等论说密切相关的历史唯物主义框架内的重大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讲,马恩的典型学说在当代仍具有现实意义.     

新时期文学社会价值论体系的调整与改新

文学的"价值论"研究,始终是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主要特征。新时期以来,传统文艺学体系中的庸俗社会学与机械认识论,已经无法满足社会"需求多样化、价值多元化"的强烈要求,无法解决文艺生产过程中的新矛盾、新问题,无法回应文艺学术研究中的新理论、新发现。回归经典马列文论,新时期文学社会价值论体系进行了自上而下的调整:"审美的"意识形态,"能动的"反映论和"人性、人民性"关怀;同时在多种社会合力作用下,开始了自下而上的改新:"审美自由、主体性的回归与肯定","‘人性’、‘人文精神’的认同与高扬","‘马列文论’由封闭走向开放、由独断走向融和"。     

文化诗学视域下王国维"境界说"之再思考

王国维＂境界说＂是中国近代文艺美学中一个重要概念,也是一个歧义重生的概念。把＂境界＂抽象地置入西方理论资源或机械地利用传统诗学来加以读解都无助其概念内涵的清理。我们既要注意＂境界＂作为审美理想论审美价值判断的意义,又不可忽视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对＂境界＂概念所指的建构。这也符合利用文化诗学阐释王国维＂境界说＂方法论的要求与旨归。     

论西方文艺理论中的"镜子"观念

该文对西方文艺理论中以“镜子”形象阐发文艺理论中关于模仿、反映、表现观念的演变过程作了梳理 ,由此对包含在“镜子”喻意中的模仿、反映和表现三个概念进行辨别区分 ,并分析了“镜子”观念对西方文学理论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