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理论的传统意蕴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已溶入相当的传统文化因子 ,邓小平理论正是马克思主义在这一背景下的当代发展 ,对此学界关注有余而研究不足。邓小平厌恶抽象、教条、框框 ,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核心命题的邓小平理论与传统文化的实用理性倾向具有密切的亲缘关系。传统的义利之辩与近代功利主义基础价值观的整合 ,使邓小平“三个是否有利于”的价值观标准与实用主义严格区分开来。邓小平对唯物辩证法的运用与传统文化对辩证法的理解是契合的 ,由此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国家学说领域实现了革命性飞跃。在传统文化的视野中对邓小平理论进行合理定位     

论中国近代以来功利主义的致思

近代以来 ,西方功利主义成为中国社会颇具影响的思潮之一。康有为、严复、粱启超等人对功利主义思想的推崇 ,反映了民族资本发展的迫切愿望。章太炎对功利主义学说的全面批判 ,使功利主义在中国不再受到人们的公开礼赞 ,但它并没有从此销声匿迹 ,而是继续存活在人们的实际生活中。功利主义在中国有着深厚的文化土壤 ,完全排斥功利主义必然使历史进步的合力减弱 ,所以不能用抽象空泛的“左”的观念一概反对之 ,当然 ,也不能消极放任之 ,而应对功利主义加以法制的规范和道德文明的引导     

浅析梁启超功利主义伦理观对边沁功利观的扬弃

20世纪初,正值近代中西文化大碰撞的时期。在那个时期,中国许多思想家的思想都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冲击。作为在历史上颇具影响力的一位思想家,梁启超许多观念都带上了西方观念的色彩,他的功利主义伦理观在很大程度上就受到了西方功利主义思想的代表——边沁的影响,即重视“利己”,并强调在“利群”之上的“利己”。但同时,梁启超又不是全盘接受边沁思想,而是对其思想进行了扬弃,在借鉴西方另一功利主义代表穆勒和日本加藤弘之思想的基础上,梁启超提出了他自己的功利主义伦理观:以“爱他心”为基础,把利己与利群相统一起来。     

为功利主义辩

功利主义常被人们误解和曲解,但作为有世界影响的重要学说,功利主义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现实基础。本文从功利主义的基本内涵、功利主义的效果论、功利主义与中国古代民本思想、“事功之学”的关系和与邓小平理论的关系五个方面,为功利主义思想辩护,主张旗帜鲜明地提倡功利主义的伦理观。     

科学之体用观

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科学有“体”有“用”。科学之“体”表现为理性主义世界观、经验主义知识观、功利主义价值观;科学之“用”表现为逻辑-实证的思维方法、观察-实验的操作方法、设计-制造的技术方法。科学“体用”观也是对科学之“科学性”的一种理解。     

科学之体用观

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科学有“体”有“用”。科学之“体”表现为理性主义世界观、经验主义知识观、功利主义价值观；科学之“用”表现为逻辑一实证的思维方法、观察一实验的操作方法、设计一制造的技术方法。科学“体用”观也是对科学之“科学性”的一种理解。     

论功利主义的得与失

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是具有很大影响的理论派别。本文试图对功利主义理论的得与失来作一番辩证的考查。功利主义之得在于其理论优势,这表现于其思想的历史悠久性、内容的丰富性与较强的实践性。功利主义之失主要体现于政治、科学文化艺术与对人的片面性理解等诸多方面,其难以满足所有群体和个人利益要求,其幸福总量在实践中无法有效地计算,功利原则中存在着的功利与公正的矛盾,功利主义科学观还忽视了科学对文化建设、精神文明建设、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意义和作用。通过商谈或辩谈的方式,在人类交往行动中达成公共理性的共识,以超越功利主义之失,使功利主义具有普世性的理论品格。     

中国近代功利主义政治哲学的形成与发展

论述了功利主义在中国近代的形成与发展,指出它不仅继承与发展了中国传统功利主义政治哲学的基本理念,而且在当时“西学东渐”的影响下,又使得一些西方近代功利主义观念在中国得以移植。认为在继承与借鉴的基础上,近代功利主义政治哲学不仅完成了自身的理论构建,而且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对中国的近代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让善文化火起来

2012年，“最美”中国人频出，中国领导人频提“正能量”。“最美”的灵魂，是“善”。善，就有正能量。自古至今，善文化产生了极大影响力。2013年，要让善文化更加火起来。     

我国公共危机管理机制模型的构建——基于组织整合理论的分析

在国内学术界,不少学者提出了构建公共危机管理体系与机制的构想,大致可归纳为“制度论”、“经验论”、“公共关系论”、“全面整合论”四种观点。在“制度论”和“全面整合论”的框架内,本文基于组织整合理论,构建我国公共危机管理机制的模型,并在模型的基础上对我国公共危机管理现状及模型的预期效用进行了分析。     

市场功利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功利主义

市场功利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功利主义陈立旭市场经济的基本操作规则是交换、调节、竞争，而这三者说到底又是由效益原则决定的。市场经济的生产经营，是经济人通过市场追求“利润最大化”“满足最佳化”“收益和增殖最大化”。因而，市场和投入市场运作中人的最高价值取用...     

社群共同体之“公共善”何以具有优先性——“实用主义”政治伦理信念的正当性辨析

在有关社群共同体生活的政治伦理信念和道德价值之维的根据与合理性问题上,实用生义哲学基于公共善本位的“有效性思维”理论,用所谓“统一的经验整体”的理论,厘清了“社会”与社群“共同体”的合理关系问题.在政治伦理的价值信念问题上,实用主义致力于个体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实践整合,将社会正义视为社群共同体的最高德性,以此实现对民主共同体之生活模式的构筑以及“民主化了的个人形象”的实践塑造.实用主义有关正确划定“政治国家”和社群共同体边界的思想,对身处现代性进程中的中国社会克服狭隘经验主义与功利主义等的社会伦理观,具有重要的启发与借鉴意义.     

德沃金权利理论述评

在《认真对待权利》一书中,美国法哲学家德沃金在批判法律实证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权利是政治王牌”的反功利主义概念,并明确了“平等关心与尊重的权利”的基础权利地位。罗尔夫·赛多利斯经分析后指出“平等关心”的权利具有明显的功利主义内涵。德沃金对此并不否认,甚至为功利主义进行了辩护。这一吊诡现象展现了“平等关心”与“平等尊重”的内在张力、权利与功利主义的复杂关系。经分析可知：“平等关心”和“平等尊重”的冲突并不是德沃金权利理论自身的逻辑缺陷,而是彼此冲突的直觉在该理论上的反映。另外,基于功利主义的强大解释力,权利必须在与功利主义相对照的语境中界定自身,这是包括德沃金在内的西方权利理论无法超越的必然限度。     

中西文化精神及其组织行为理论

近年来,作为组织行为主要部分之一的组织文化日益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而组织文化中的核心部分乃是文化精神,因此要分析组织文化就势必首先面对文化精神的探讨。如果说中国古代文化更多地彰显出社群主义、德性主义以及人文主义的精神,那么与之对应的西方文化则更多地强调个体主义、理性主义与功利主义的精神。这种文化精神分野的实质乃是追求事实判断的科学主义与追求价值判断的人本主义之分。二者的差异对中西组织行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由此产生了中西各自不同的组织行为理论。但在新的历史背景下,这两种组织行为理论皆有失之片面之虞。而当代的对话理论则将科学主义思想和人本主义思想有机地结合起来,以卓有成效的一些人的话语取代了少数人的精英式的话语或多数人的民粹式的话语,为未来更为辩证的组织行为理论开辟出一条新的路径。     

契时·忧民·喻指——国产动画电影中的民众形象

当今中国以“现代大国”身份亮相于国际舞台且被赋予了大国的使命与担当。在民族复兴的语境中，国产动画电影也积极参与了国家的建构，作品创作中善于贴切时代脉搏、传播正能量与主流价值观，塑造新时代国民的自然形象。文章从《大圣归来》《哪吒之魔童降世》(后文简称《哪吒》)《姜子牙》说起，阐释了国产动画电影叙事中民众所体现出的“契时”与“忧民”,并从文化社会学角度论述了日常生活中大众观影的深层文化“动因”以及动画民众“符号化”的隐喻指向。     

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文化研究中心

北京邮电大学网络文化研究中心（简称“网络文化研究中心”）创建于2003年8月，是我国高等院校中成立的第一个致力于研究新时代出现的网络文化现象和探讨文化创意产业的科学研究组织。研究中心的名誉主任为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主任为王文宏教授。     

让政治课教学传递更多正能量

正“正能量”的流行源于英国心理学家理查德·怀斯曼的专著《正能量》,该书将人体比作一个能量场,通过激发内在潜能,可以使人表现出一个新的自我,从而更加自信、更加充满活力。后来,人们把一种健康乐观、积极向上的动力和情感,称为“正能量”。近年来,正能量在我国广为流传,尤其是今年的“两会”后,正能量在中国家喻户晓,聚集更多正能量成为实现中国梦的希望所在。能量不会凭空产生或消失,它只能转化为其他形式或转移到另一个物体,但能量的总量不变。“正能量”给人向上的信心和希望,鼓舞人不断追求幸福生活,“正能量”越多,社     

宋明理学与现代道德人格培养路径

传承传统优秀文化是现代道德人格的培养途径之一。宋明理学道德人格内涵与道德人格的塑造方法为现代道德人格的培养提供了借鉴。宋明理学以理欲之辨树立社会的普遍道德法则,为现代人格培养树立了最基本的价值标准。宋明理学所倡导的内在修养与外在事功相结合、“理性主义”与“功利主义”的融合、自律与他律相结合的路径无疑也是现代道德人格培养所经由之路。     

论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刑法规定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是指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即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三者之间要保持内在的、对应的均衡关系。罪责刑相适应的理论学说存在报应主义和功利主义两类,前者可以再细分为康德的等量报应论和黑格尔的等质报应论,后者也存在规范功利主义和行为功利主义之分。两者侧重点的不同导致各有缺陷和不足;罪责刑相适应原则之“罪”、“责”、“刑”均有再定义的必要性,犯罪与刑事责任相适应、刑事责任与刑罚相适应,但是三者之间并非两两适应。罪责刑相适应在刑事立法上得以较充分体现,但在刑事司法中存在着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     

论叶适经制事功之学的渊源及其与理学的分歧

叶适思想学术最早可追溯到“永嘉九先生”,而其直接渊源则为由薛季宣开创、经陈傅良发展的永嘉事功之学。叶适倡导事功之学 ,主张义利统一 ,并提出了“务实而不务虚”的原则。批判传统儒家的超功利主义价值观念 ,并由此与理学学者形成了分歧与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