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先秦儒家对礼制合法性基础的理论构建

面对因天命陨落而产生的礼的合法性危机,以礼制秩序为追求目标的先秦儒家,为重建礼制合法性基础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孔子以"仁"释"礼",开启了从人道角度为礼寻求内在合法性基础的先河.孟、荀殊途同归地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孟子从"性善论"出发,以人之内在本性为前提进一步确立以人道原则为礼制合法性的理论基础;荀子以"明于天人之分"的天道观表达了对人道原则的彻底贯彻与对天命统治的彻底否定,他从"性恶论"出发论证了"制礼"的必要性和合法性,不仅进一步确立了人道原则为礼制合法性基础,还将人道原则转换成具体的社会生活,为先秦儒家礼制思想走向现实政治并成为独尊的政治意识形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高丽礼制研究

高丽礼制建设是适应朝鲜半岛统一国家中央集权政治要求、加强君主权威的重要举措,是朝鲜半岛政治文化转型的开端与标志。高丽礼制建设主要借鉴了中国唐宋制度,其架构了五礼体系,同时又纳入了佛道"二氏礼",形成了特殊的礼制格局。高丽礼制的实施产生了一定的政治、社会功效,在朝鲜半岛礼制建设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在朝鲜半岛儒家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宋代国家、礼制与佛教的互动考论

宋代国家、礼制与佛教的互动关系表现在:国家礼制吸纳佛教,如将佛寺声钟、开启道场等纳入国家礼制;国家多方扶植佛教,如临幸佛寺、政治上支持、经济上赏赐和兴修佛寺;佛教参与国家礼制,这在吉、嘉、宾、军、凶五礼上均有所体现;佛教发挥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经济、军事和文化娱乐上。此外,佛教与国家及国家礼制之间也存在一定的矛盾,其突出表现是佛教火葬习俗对儒家礼制与封建秩序的强力冲击。     

孔、荀礼制合理性的论证及对中国传统法制文化的影响

礼乐崩坏的春秋战国之际 ,以礼制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制度设计 ,其合理性何在 ?孔子、荀子虽然都承认礼制作为政治法律制度的最终价值 ,但两者的论证方式却不同。孔子从本体论的角度追溯礼的价值之源 ,荀子则从功能性、效用性论证礼制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他们的观点对中国传统法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现代法哲学的相关理论来看 ,无论是孔子或荀子的礼制都存在缺撼。     

礼经建筑空间的政治叙事

空间叙事理论作为叙事学的前沿理论受到叙事学界的关注.从文化角度理解叙事,并把古代文化典籍从现代学科分类的割裂与遮蔽中解放出来进行跨学科研究,会发现在中国古代文化典籍中存在大量的空间叙事资源和空间叙事问题.本文对产生空间叙事理论的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礼经"做研究,提出古代<周礼>、<仪礼>和<礼记>存在大量的空间叙事资源.礼经的空间叙事从建筑切入,规划了礼制"辨方正位"的建筑空间格局,建立了礼制国家的空间正位之治,规定了礼制身份的空间方位之礼,确立了礼制等级的空问高大之贵.礼制用建筑的空间布局建构礼仪制度,以建筑的恒常特性维护礼制的固定不变,使之成为政治伦理文化的常规.礼经的建筑空间叙事是在时间序列中进行的,政治叙事的空间理论转向为艺术的空间叙事理论.     

"家国一体"与中国古代伦理政治分析

政治伦理化是中国古代政治的根本价值取向。随着血缘关系在政治生活领域的渗透,统治者把家庭伦理移植到政治生活范畴,建立起一整套诸如“忠孝一体”、“宗法礼制”等“以德治国”、“以礼治国”的伦理规范,从而通过树立“君父权威”实践并强化其中央专制集权统治,最终导致公权私化、家国一体。     

绍续明礼:清顺治朝国家礼制的"汉化"转向

入关后,已有的满洲礼制不能满足现实政治扩张的需要,顺治朝开始全面继承明朝礼制,在祭礼方面最为彻底,基本上移植了明朝祭礼格局与祭仪模式,在嘉礼方面立足已有之制,吸收明制进行改进、补充与新创,军、宾、凶礼相对改动较少,但也呈现出明显的"汉化"趋势.顺治朝继承明朝礼制的根本动力是大一统政治的需要,通过继承明朝的"五礼"体系,重塑清政权的礼制合法性,完成了向大一统帝国礼制的转交.顺治朝随着汉礼的全面加入,满洲礼制逐渐呈现收缩之势,汉礼开始超过满礼,成为主流,清朝国家礼制发生了"汉化"的重大转向,成为清代礼制史上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转变.     

宋代官方礼制实施情况考述——以《宋史·礼志》为中心

《宋史·礼志》所载宋代官方礼制的实施情况,包括官方礼制实施的前提、依据和实施情况三方面。其中,官方礼制实施的前提有稳定的政局、一定的财力等,官方礼制实施的依据有祖宗旧制、前代之制等．而官方礼制实施的情况则主要有礼制与实施条件吻合、部分吻合和不吻合三种情形。     

春秋丧葬礼研究——《左传》变礼研究之一

学界研究《左传》礼制,将其作一整体看待,失之粗略,不利于梳理西周礼制从春秋到战国初的演化情状。春秋时期社会激烈变化,西周王室衰落,作为维系宗周社会稳定的种种制度,尤其是礼制出现与周礼相异的变礼,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以晋文公去世为界将春秋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期较多承袭西周礼制,后期变化较大。春秋丧葬礼主要涉及敛奠礼、奔丧礼、安葬礼,以及与丧葬礼密切相关的丧服。总体来说,涉及对周王的丧葬礼仪有降等趋势;涉及一般诸侯或其他贵族的礼仪则保留为多,但也有部分呈降等趋势;而对大国强国所行用的丧葬礼仪,有保留西周礼仪等级乃至提升等级的情况,显示出霸权政治下礼制变化之特色。     

确立"法"上之力:宪法解释学的中国使命

新中国传统宪法学研究是一种宪法解释活动,这一研究既有其历史合理性,也有时代局限性,还有可资借鉴之处。如果宪法解释学是一种可欲价值,则中国宪法解释学须实现宪法解释的规范转向,由政治统治的正当性证明转化为发现宪法规范的命题陈述。这需要辨析“法”上之理,增强宪法解释的说理性与论辩性。为此,宪法解释学的中国使命表现为确立宪法解释的“法”上之力的学术努力过程。     

宗庙礼制与汉代政治

皇室宗庙作为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性礼制建筑 ,其中的礼制设置在很大程度上与当时的思想认识水平和政治局势密切相关。从西汉末年元帝时期开始的“庙制改革”入手 ,详细回顾了其复杂的历史演变过程 ,并深入分析了其中的政治、思想、学术以及其他方面的制约因素     

礼贯古今:以大党大国典礼制度彰显中华礼制文明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党和国家的典礼及典礼制度建设.以大党大国典礼制度彰显中华礼制文明的政治伟力,汲取中华礼制文明的政治文化,体现中华礼制文明的"治安之道";彰显中华礼制文明的民族伟力,汲取中华传统礼典的民族感和凝聚性、神圣感和虔诚性、威仪感和纪律性,建立完善的大党大国典礼仪轨;彰显中华礼制文明的国际传播伟力,着力于典礼外交以及文明交流互鉴视域下大党大国的全球传播新格局的构建,并以典礼文化推进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中国共产党形象的全球传播.大党大国的典礼,既是党的盛典、国家的礼典,又是人民的节日,彰显了中华礼制文明的伟力.     

晚明礼制之形而上的奠基——以船山视域出发的一个考察

晚明由于王学风行造成的个人主体性原理彰显，情欲作为人性自然面向当中的固有之常开始受到关注并逐渐合理化。当时思想家强调自我感受，关注个人小己的利益，以情欲解释礼制的根本精神，从而使礼制超越性维度丧失。嘉靖帝在大礼议中，以父子之间天然自有的作为因果律之爱来为礼制奠基，以小宗而夺大宗之席，船山藉此故事大发议论，认为礼制之形而上根基是仁与义，绝非情欲，力主严格区分两者，以此力反王门后学对于情欲的无限肯认态度，企图重新确立礼制的超越性。     

宗法社会与市民社会的比较——关于制度结构与制度内涵的研究

与西方市民社会的制度结构不同,中国宗法社会的制度结构是礼法并举。礼制规范不但包括了市民社会非正式约束中的意识形态、伦理道德、文化传承、价值观念、风俗习性等因素,而且还涵盖了市民社会正式规则中的全部经济规则、合约和大部分政治规则的内容。而宗法社会的法只涉及市民社会正式规则中政治规则的刑法合约,是对礼必要的补充。     

名教观念与王符“独行”性格的形成

王符《潜夫论》从家族、社会、政治三方面说明名教的影响。"以学博名",以名教思想的教化途径作为改变自己社会地位的途径,从而影响政治统治和思想统治的基础;关于名教的载体礼制,批评了家族之礼和选举之制的虚夸浮伪的风气,抓住了东汉社会风气败坏的关键。王符在对名教实现途径、名分体系、理论基础等提出批评的同时,也确立了汉魏之际士人"独行"社会观。     

阴阳变易 时空一体——读《中国古代建筑与周易哲学》

如果说中国古代建筑的佳构,如北京故宫、天坛、十三陵、黄鹤楼、应县木塔等等在布局及造型上体现了一种磅礴而雄伟的气势,那么,它们所蕴含的阴阳变易、时空一体的哲学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制秩序以及帝为中、为正、为大的政治伦理气氛,则使中国古代建筑不仅仅作为人类居住和     

高丽王朝凶礼制度分析——兼论对唐、宋制度的效法

在中华先进文化和礼仪文明辐射下,朝鲜高丽王朝(918-1392)为实现儒家礼治政治目标,效法中国制度进行大规模礼制建设,作为中国礼制核心内容——五礼制度之一的凶礼也在高丽朝初具体系与规范。高丽凶礼条目共十一项,主要是国恤、丧葬和服纪制度,其内容与形式既体现了对中国制度的效法,又因本土社会文化、宗教信仰、家庭结构等的特殊性表现出儒佛杂糅、缘情定礼的自身特点。高丽凶礼建设具体而真实地反映了朝鲜半岛为加强中央集权、强化王权,意欲实行政治文化礼治化、社会伦理思想儒家化的历史过程。     

礼制的特性与中国文化的礼制印记

中国古代"礼"概念包括礼节仪式、伦理道德、政治等级三层含义,三者虽有联系但各有特定的内容。作为中国礼制史研究的对象,礼仪、礼制都是特指"礼"的礼节仪式层次。礼仪包括民间礼仪与国家礼仪,后者即通常所说的"礼制",亦即礼仪中具有国家背景和政治强制力的部分。礼仪制度有别于其他典章制度的本质属性在于其表演性、象征性和程式化、标准化。表演性、象征性使礼仪具有高于日常生活的特殊意义和广而告之的公示功能,程式化、标准化使礼仪具有高度的组织性、规范性以及维护和强化社会政治等级的功能。中国古代礼制的发达使礼仪的两种特性得以充分发挥,从而给中国文化烙下极度重视表演和程式的印记。     

唐五代入閤礼仪探析

入閤礼仪是唐五代时期国家政治、礼制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君臣朝参制度的一种特殊形式.关于入閤礼仪的形成时间,学界尚存歧义,但其成为一种特定的礼仪形式应该形成于武周时期.此后,入閤礼仪虽然出现了"朔望入閤""单日入閤"的变化,但除施行时间上的差异外,其本质内涵未有改变,始终是仪仗与朝臣自前殿两閤门入内殿听政的一种朝仪形式.唐僖宗乾符以后,入閤的常朝属性逐渐确立.常朝之制本御前殿,入閤而行常朝之礼并不符合传统礼制规定,于是到了昭宗时,朔望日"前殿入閤"之制形成.而五代沿袭唐末入閤仪制,"前殿入閤"这种类似于朔望大朝的特殊朝参形式逐渐发展成为一种彰显皇权的朝廷盛礼.唐五代时期入閤仪制变迁的背后,折射出的是政治嬗变的历史"本相".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简论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以法律规范为基础的国家制度,是绝大多数人享有管理国家事务和经济文化的一切权力的高度民主的政治制度。民主政治的制度化是民主政治建设的目标取向。商品经济与经济民主的发展与完善,对利益集团的客观存在的认可及其政治地位的确认,政治文化的转轨及大众民主意识的觉醒,传统家庭观念向现代家庭观念的转变,是实现民主政治的当然前提;而确立社会团体独立参与政治决策过程的法律地位与政治决策过程的公开化,则是民主政治建设的初始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