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满洲档》与《满文老档》的比较

日本著名史学家内藤虎次郎(湖南)与我清末进士出身的金梁(息侯)等人,本世纪初于沈阳故宫崇谟阁首先发现《满文老档》,使这部珍贵史料在被束之高阁尘封了百余年之后,为世人所知。1931年2月,原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从内阁大库档案中又发现《满文老档》数套,以及《满文老档》的底本即“原档”37册,始悉乾隆四十年至四十五年(1775—1780),曾依据原档缮抄过正,付、草本三部,每部中又各备两套,有“照写本”和“音写本”之别,照写本册面签署老满文为“无圈点字档册”;音写本册面签署新满文为“加圈点字档册”。庋藏于北京乾清宫的是草本和正本,册     

辽宁省满文古籍的现状及分类探讨

辽宁省所收藏的满文古籍数量颇为丰富,涉及内容广泛,满汉等多语种合璧古籍较多,文献价值较高。辽宁省作为我国满文古籍的收藏中心之一,有理由、有条件使满文古籍工作走在全国前列。探讨古籍常用分类法的弊端,并参照资源共享条件和人们的认可程度,类分辽宁省满文古籍可直接使用《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只要在《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类号后加一辅助区分号即可。改进后的分类方法简明易懂,利于检索。     

对“明君圣主”形象的建构——从朱元璋《高皇帝御制文集》明刻本的文章取舍看编纂者的用意

朱元璋《高皇帝御制文集》是我国现存年代最早的御制文集。该文通过将其现存的几个明刻本中的篇目和《全明文·第一册》所载的朱元璋文章相比较,指出《御制文集》的编纂者遗漏了两类文章:一类是表现朱元璋与元末其他义军首领敌对关系的,另一类是语言俚俗、写作粗糙的。这种作法很可能出于一个目的——对朱元璋"明君圣主"形象的有意建构。     

写作未可薄模仿,袭故常能化新奇

有句俗话,道是;“天下文章一大抄。”这话似乎有些“煞风景”,但如果正确理解,却是个实实在在的“经验谈”。南末诗人谢枋得写了一首《庆全庵桃花》诗:“寻得桃源好避秦,桃红又是一年春。花飞艾遣随流水,怕有渔郎来问津。”显然,这是借用陶渊明《桃花源诗并记》之意的。社市是唐代大诗人,他的《草堂》诗:“;……旧犬喜我归,低徊入衣裾。邻里喜我归,沽酒携胡卢。大官喜我来,遣骑间所须。城郭喜我来,宾客隘村墟。”南末刘克庄在《后村诗话》中,就明确指出,这四韵诗是学习《木     

《御制重修妙应寺碑文》之考释

《御制重修妙应寺碑文》是乾隆皇帝为记录重修妙应寺而御制的满、汉、蒙、藏四体合璧碑文。该多语种合璧碑文,反映了乾隆时期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日渐深化的现实。本文以《御制重修妙应寺碑文》为研究对象,采用文献考据方法,解读碑文中的满文、汉文和蒙古文,并将其置于碑文产生的历史背景中进行深入分析和考释,力求揭示碑文背后的含义。     

《<铁路杂志>题辞》系年考辨

孙中山的《〈铁路杂志〉题辞》(以下简称《题辞》),是一篇重要的历史文献,对于研究孙中山的铁路思想乃至民生主义,都有特别意义。然而他的写作年代不明。 台北正中书局1973年版《国父全集》(以下简称“台本”)第四册以及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孙中山全集》(以下简称     

满族"双语"教育教学改革蠡测

满语、满文是满族的重要文化遗产,亦可视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满语、满文意义重大,而实行满汉“双语”教育则是继承满语、满文的最有效办法。满汉“双语”教育的可能性是：现有的满族聚居环境,可资利用的满族文化遗存、语言文字成果及可资利用的师资和可资借鉴的经验。满汉“双语”教育的必要条件是：开办满族学校,取得群众和政府的支持。满汉“双语”教育的意义：是保护满族语言、文字的需要,也是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需要;开发和使用满语、满文是历史研究的需要,也是满族文化研究的需要和满族聚居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满语、满文的开发和使用也将有利于满族民俗文化的开发和利用。     

期待满足与视野重建——论孔子对《诗经》的接受

一部《诗经》(以下简称《诗》),自产生之日起,就为我们留下许多难解的谜。如“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风》诗,何以能与统治阶级典雅庄重的《雅》、《颂》并册,享受同等的殊荣?一些反映青年男女间相爱相恋的诗歌,何以往往被牵涉进重大的历史事件,赋予政治的内容?应用上,出现了许多“断章取义”的例子,仿佛根本上就不必顾及诗歌的本义。阐释上,则是各家诗说的风起云涌,齐、鲁、韩、毛开其端,宋元明清踵其后,使得浩如渊海的《诗》学端倪难求。历代学者们为此煞费苦心,皆想理出一条研究     

&lt;&lt;诗&gt;&gt;题新解

一般论者认为诗产生于周代。其实,殷代已有朴素的韵诗,但由于其时“诗、史、事”三位一体,“诗”也即“史”、“事”;再者,从《诗经》的一些篇章看,诗也不都是周代作品。于是,《诗经》全是周代作品的定论是应当推翻了。     

赋体之源不在古诗内部——答孙尧年同志

孙尧年同志提出《〈赋体源流辨〉驳议》一文来与我商榷,这是应该欢迎的.惜其持论多所不当,故仍未敢苟同.兹择其要者答复如下.一、孙文认为“李文否定赋源于诗六义说(以下简称六义源说)是正确的,有意义的,但否定班固的赋源于诗说(以下简称诗源说),是错误的.理由是:班固的诗源说与六义源说“是有区别的,不是一回事”.区     

对《全宋诗补榷正》的几点辨证

《北京大学学报》2003年刊发了金程宇《全宋诗补榷正》(以下简称《榷正》)一文,对拙作《全宋诗补》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这对我们如何正确利用这些资料,避免不必要的错误,有很大的助益,对金君的辛勤劳动,我表示感谢。     

《元一统志》作者及版本问题

《大元大一统志》(以下简称《元志》),是元初官修的一部全国地方总志,共六百册,一千三百卷,今虽已佚残无几,但它取材广泛,资料丰富,体例严密,卷帙浩繁,为元以前历代全国总志所不及。“设使其全帙尚存,学者必奉为鸿宝,而《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不得专美于前,明清二代之《一统志》亦未能独步于后也。”     

朱熹的《诗经》说与《毛诗序》

朱熹是宋学派《诗经》学的集大成者。朱熹《诗经》学的最突出之点,就是对《毛诗序》(以下简称《诗序》或《序》)进行怀疑和批判。朱熹对《诗序》究竟作过哪些批判?朱熹自己对《诗》义的解说与《诗序》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本文试图对这两个问题谈一点个人的浅见。     

《<南诏德化碑>作者问题答疑》读后驳答(上)

一、问题提出的由来及其实质 《思想战线》今年第3期上王叔武《<南诏德化碑>作者问题答疑》(以下简称《答疑》)一文,是对我上年发表在《云南社会科学》第4、5两期上《<南诏德化碑>碑文作者为王蛮盛质疑》(以下简称《质疑》)一文的答辩。我的《质疑》文章,是在读了王叔武发表在《思想战线》1978年第2期上《(南诏德化碑>作者考》(以下简称《作者考》)之后,就其全文论证《南诏德化碑》(以下简称《德化碑》)的作者应为王蛮盛而     

评《中文大辞典》编纂中的几个问题

《中文大辞典》(以下简称《中文》),是台湾省出版的一部汉语大辞典.收单字49888个、复词371231条,并穿插有关古今文物、舆图等图表,总计八千万字.有两种版本:一种是一九六八年版,以十六开本精装分订四十册(前三十八册为辞典正文,     

拓展藏学研究领域的新成果--简评《西部开发中西藏及其他藏区特殊性研究》

近日 ,笔者有幸读到由冉光荣教授主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的《西部开发中西藏及其他藏区特殊性研究》一书 ,该书作为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科研项目的成果 ,共分 3册 ,一是《西藏和其他藏区特殊开发途径》 (以下简称《开发途径》) ,二是《西藏及其他藏区研究文集》 (以下     

曹雪芹与"一拳石"

香山公园阆风亭下，有石曰“一拳石”，背有乾隆御制诗《春望》二首。     

再论陶渊明思想与《桃花源记并诗》

《桃花源记并诗》(以下简称《记并诗》)是陶渊明创作上的一座丰碑,为历代陶学研究者所关注。然而,综合既往的研究,我们却觉得学者们对于《记并诗》在陶渊明思想史上的位置未予注重,同时对《记并诗》在他整个创作中的地位及创作方法也有值得商榷之处,本文拟就此谈谈粗浅认识和看法,就教于专家和读者。     

评[日]堀毅著《秦汉法制史论考》

由法律出版社于1988年8月出版的日本学者堀毅所著《秦汉法制史论考》一书(以下简称堀毅书),近28万字,由十三篇从法制史角度研究云梦秦简的论文组成,书末附有《有关云梦秦简的资料与著述目录》及作者简历。蒙堀毅先生惠我一册,收到之日,立即展诵。颇有感于该书     

康熙皇帝的军旅诗简论

康熙皇帝爱新觉罗·玄烨在清代天子序列中排名第二,是康乾盛世的奠基人。在记载于中国史册的封建帝王群中,他也算得上是雄才大略者之一。康熙还是一位勤于写作实践的诗人。不过多年以来,帝王诗词处于被冷落的地位,加上他诗歌创作方面的成就为烜赫的文治武功所掩盖,因此其诗名鲜为人知。其实,康熙的写作成就是很可观的。据《四库全书总目》载:康熙有《御制文集》176卷,“别有《御制诗集》28卷……皆已编入《文集》。”《御制诗集》存诗约1100多首。对篇章堪称繁富的康熙诗,有人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