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 年代以来乡土小说中的贫富分化与怨恨心理的生成

19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贫富分化造成了巨大社会心理变动,作家们在乡土小说中对这种贫富分化所致的怨恨心理及乡土社会的变迁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文章运用心理分析方法来分析乡土小说中的主体建构,发现乡土伦理与现代个体价值往往会产生剧烈的冲突,这种冲突混杂了农业文明的潜意识和现代城市文明的镜像景观,造成了乡土社会转型过程中主体的独特走向。由贫富分化造就的怨恨心理生成机制出发,仔细考察1990年代乡土小说中所表现出来的农民心理,我们看到农业文明已经构成了农民主体中的文化性场域,贫富分化造就的怨恨心理早已深入主体的无意识领域。由此前现代的农耕文化将永远是乡土中国的一部分,无法被彻底剥离。     

论城市镜像中的乡村散文书写

城市与乡村的多重拟想关系,使一群既承继着农人的血脉基因又浸淫于物化城市的"亚类属"作家,在"逆城市化"的乡村散文创作中,被宿命地建构成了"刺激(城市)—反应(回望、想象)—呈现(乡土)"的写作心理图式。"精神的乡土"与"物质的乡土"的悖离,生成了城市镜像中"依爱"与"悲悯"的新乡土散文书写的复调形式。城市镜像中的乡村散文,其当下意义主要在于对乡土本真的呈现或是对乡土精神的拟想。     

杨欧小说论

贵州正安青年作家杨欧以其独特的视觉和书写,游移在城市与乡村之间,既不想失去乡土文化的支撑,又在苦苦寻求对乡土的突围。力求在城市与乡村之间达成某种沟通与平衡。由是,显现出杨欧小说在当前乡土/地城写作中的独特存在及其超越性。     

从“农村包围城市”到“农村城镇化”——论乡村、城市文化在乡土作家内心深处的纠结与嬗变

纵观现当代文学,乡土作家的内心深处自始至终都被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纠结着,而且乡土作家对两种文化还要忍痛作出选择。由于这种选择受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宰制和牵引,其选择从整个历程上看是从＂农村包围城市＂到＂农村城镇化＂的演进过程。     

构筑民族的文化人格——论沈从文与张承志的审美视角

沈从文与张承志都是城市文化的闯入者，在社会大变革时期，他们以独立的价值判断、独特的审美视角，再现都市文明与乡土文明在人情与道德间的冲突，完成其对民族文化人格虚构的理想。由于对乡土文明的情感和认识方式的差异，自然地形成了他俩作品不同的色彩     

小皮匠的突围——对王安忆新作《骄傲的皮匠》的阐释

在社会与文化结构转型期，王安忆曾用系列作品营造出非宏大叙事背景下上海的民间生活与价值体系，但是这个体系在作家追求精神向度，实现创作理想的过程中却产生了疑问与危机。王安忆在近期的小说创作中，努力从乡土与城市二元叙事的空间中突围，并最终在新作《骄傲的皮匠》中，以对来自乡土的小皮匠在上海城市生活中日常体验的书写，达成本真的生活与伦理法则与城市现代性进程的谐调。     

从呼唤“现代化”到反思“现代性”——论文化保守主义语境下的“乡土中国”形象书写

新时期以来的＂乡土中国＂形象书写深受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影响。具体体现在如下几方面：对乡土文明和传统文化的持守,对城市文明和工具理性的批判,以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思考与认识。这种创作态势,对探寻＂乡土中国＂的现代化之路具有一定的参考借鉴意义,但其可能的偏狭又会成为一种制约和阻碍因素。     

从清风街到西京城——贾平凹小说女性“命名”与“都市认同”

在贾平凹的小说中,有相当一部分女性形象是“无名”的,体现在《秦腔》当中尤为明显。女性的“命名”在贾平凹的小说当中一方面与作家笔下女性形象的“美与丑”相关,另一方面与女性在乡村与城市中不同的社会身份密切联系。而作家在乡村与城市之间的游离态度,也直接影响了作品中女性形象的塑造。作为乡土世界的配角与城市的主角,女性承担了构筑现实与文学世界的责任,但在作家笔下,或许正因为对女性／城市的矛盾态度,造成了文学世界中现实“情境”的缺失。     

乡土记忆与族群书写——以当代侗族作家群体的小说创作为例

［摘要］通过对侗族作家的小说文本分析,我们发现,以侗族作家为例的少数民族作家,往往执着于在作品中书写乡土生活,而这种书写,是与延续族群记忆密不可分的。侗族作家在乡土中寻找记忆,在记忆中发现族群,在族群中体认“书写”的使命,在书写中回归乡土,是因为乡土的记忆里蕴含着族群体验,而书写则是自我回归族群、延续生命的过程。     

“五四”现代乡土小说发生论

"五四"乡土小说的出现和兴盛不是偶然的,是时代和文学自身发展的结果。究其原因,一方面是作家对当时"五四"文坛弊端的反思,是作家的自觉和读者的期待视野相互融合的结果;另一方面,乡土小说作为世界性的文学现象,它是在人类社会进入工业社会后,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在两种文明的现代性冲突中逐渐形成的一种世界性的文学现象。     

当代乡土作家的反城市文化情结

反城市文化情结主要表现为视城市为异己的存在,对城市怀有一种深深地隔膜和拒斥,它反映了作家丰富的文化心态和审美心理。当代乡土作家的反城市文化情结更包含着知识分子的乡恋心态、现代都市问题及作家的传统文化情结等多种复杂的原因。     

乡土何谓？——乡土美学引论之一

在乡土美学之既定学科语境中的乡土,是指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和大工业文明出现以来,与城市在空间形态和时间性质上双重同步对立的农村、乡村。在全球化时代,城市与乡村在空间形态和时间性质上的双重同步对立,最终表现为西方与东方在空间形态和时间性质上的双重同步对立。在这种对立中,中国成为一个巨大的乡土和坚硬的本土。     

论哈代和福克纳小说的乡土意识

哈代和福克纳都是19世纪下半叶、20世纪上半叶的文坛巨匠,他们饱蘸着一腔热情,建构了“威塞克斯小说”和“约克纳帕塔法世系小说”。在作家所处的年代里,他们的家乡正经历着历史和文化的变革,乡土文化正承受着资本主义文明的侵袭,这使作家陷入了文化和生存的困境之中,他们祈盼着和谐的乡土文化的回归,在作品中渗透着浓重的乡土意识。     

1990年代以来乡土小说的逆时针 时序叙事及其文化透视 ——以《日光流年》《受活》等小说为例

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乡土小说中,以阎连科《日光流年》《受活》等为代表的逆时针时序叙事引人注目。于此,在由死亡开启的逆流时间中,作家强调生命的终结,凸显童年的存在,站到童年与死亡的两端深刻反思时间、存在与死亡之关系;同时,其时间返源的旅行也昭示了乡土作家身处工业文明和农业文明之间的迷惘之态。以生命观与文学观视之,乡土小说之逆时针时序叙事蕴藏着“向死而生”的力量,只是由于宿命主导、人性劣根、权力文化痼疾等原因,其能否真的绝处逢生有待商榷。就逆时针时序叙事之社会学效应而言,乡土小说这种“不可靠叙述”方式,既为乡村现实及重大历史的探查敞开了多向度解读的可能,也为公共话语的打造和文学公共空间的建构提供了新的路径。     

江堤文化散文论——当下衡阳作家系列研究之一

江堤文化散文集中考察古老的书院文化,以书院为代表的种种文化景观、遗存、碎片成为作者反复探寻、感受、体悟、吟唱、思索的对象。同时,洞察城市文明与乡土文明的现代性冲突,提出了“两栖人”这一独特文化概念。形式方面,在诗性与乡土的连缀中,丰富的生活意象闪烁着生命力度的智慧之光。     

“乡土文学”与“他者眼光”——以“五四”时期乡土小说为例

＂五四＂时期,乡土小说的产生、繁荣,是在西方文明这个＂他者＂的介入下,作家借用了＂他者的眼光＂来观照自身的乡土文化并诉诸文字的结果。乡土小说中普遍的＂反叛与眷恋＂的二重主题,反映出文化变迁中主体的矛盾冲突与调适过程。＂他者眼光＂实际上是一种借鉴异质文化以批判、完善本民族文化的启蒙视角。     

两种生态文明的碰撞和融合——《三三》新读

沈从文在<三三>中一反以往对湘西乡村文明的一味赞美,在歌颂乡村文明的同时引入了城市文明,从生态批评的角度来看,这两种文明即为乡村生态文明和城市生态文明,作家在文本中反映了二者的特点并揭示了二者的碰撞和融合,从中也反映了作家潜在的生态意识.在沈从文的整个创作中,<三三>在其对湘西乡村文明和两种生态文明的关系的思考中有着转折性的意义.     

新时期乡土叙事的生态解读——以路遥、贾平凹的小说为中心

新时期乡土小说在主题表现与人文描写层面重新续接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内在精神联系。特别是作家路遥与贾平凹等人的创作,从精神生态与文化生态着手,对社会转型期乡村知青的生存焦虑与精神成长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对自然万物赐予人类生命的精神资源进行了肯定与赞美。新时期乡土小说所蕴涵的生态意识对当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与如何发展现代农业文明起到极大的启示作用。     

试论《苔丝》的怀旧情结

托马斯·哈代的小说显示出大量的怀旧成分,使人在回忆与憧憬中重构生活的诗意。哈代的长篇小说《苔丝》意味隽永,流露出浓浓的怀旧情结,感动着无数的读者。在哈代所处的年代里,他的家乡正经历着历史与文化的变迁,乡土文化遭遇资本主义文明的侵袭,这使作家产生出深深的文化焦虑,并祈盼着和谐的乡土文化的回归。     

一个不可忽视的人物形象

贾平凹在其长篇小说《高兴》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个进城“拾荒”的农民工形象——五富。五富被迫走进城市,努力抗争命运的残酷,最后又被城市所吞噬。整部作品中,五富是仅次于主人公的一个重要人物,无论是其叙事功能,还是对主人公形象的映衬,还是对于作品的主题思想的表达、深化．都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五富既是乡村文明的体现者。也是城市文明的见证者,是作品中唯一一个最充分地体现了双重文明的艺术形象。五富的身上寄予着作者对乡土文明的爱与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