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的文化

文化，是现代社会及人们日常生活中使用极为普遍的一个概念，至今关于文化的定义，据不完全统计已有二百个左右。在中国古代，文化是被视为统治者的施正言法，是与“武功”、“武威”相对立的“文治”和“教化”的总称。按中国文字的古义来解释：“文”就是在某物上做记号，留痕迹，称之为“刻纹”、“画纹”，使某物上有“纹路”、“纹花”、“纹样”等等。“化”的本意则为“改易”、“生成”、“造化”，指事物形态和性质的改变，概而言之，就是指人的意识作用于客观世界，使之发生质变的过程。而在西方，culture（文化）一词古代拉丁词c…     

失传已久的钝感

在如今这个时代，但凡提起“钝感”这个词，十有八九，如今的人们．头脑中联想到的都不是好事。 在如今这个时代，从没有听说过，有人喜欢听别人说自己是“迟钝”的人，因为“迟钝”就是“迟缓”，“迟缓”就是“落后”，落后就要“挨打”，意味着你可能失去一次赚大钱的机会：意味着别人“吃肉”，自己“喝汤”；     

李连杰的收拳

叮铃铃，下课铃响了。同学们像快乐的小鸟奔向操场，安静的操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了。同学们有的在跳绳、有的在跳舞、有的在拉手风琴，但最热闹的还是“老鹰捉小鸡”。小红当“老鹰”，小芳当“鸡妈妈”，其余的当“小鸡”。游戏开始了，“老鹰”张开凶猛的爪子，向左边攻击，但被“鸡妈妈”挡住了。“老鹰”就转向右边攻击，又被“鸡妈妈”给挡了回去。“老鹰”一次次的进攻都失败了……     

汕头方言表示“在”的介词

普通话的介词“在”，在汕头方言中有两种形式：“在”和“［ｎａ］”（或“放”），两种词的意义有“已然”与“使然”之别。普通话“在＋Ｎｐ”所表示的处所意义，由于句法位置和谓语动词类别的不同而有所不同，这种意义差别在汕头方言既可产生于“在＋Ｎｐ”上，亦可产生于“放／［ｎａ］＋Ｎｐ”上，可见句式与动词类别引起的语义差别是一回事，“在”和“放／［ｎａ］”的“已然”与“使然”之别是另一回事。前者是普通话和汕头方言共有的现象，后者为汕头方言所特有的现象。     

从编辑词义分析编辑的含义

凡编辑者，一方面在“编”，一方面在“辑”。单“编”不“辑”，或单“辑”不“编”，单独均不可称为“编辑”，只能称之曰“编者”或“辑者”而已。概括言之，“编辑”者统“编者”和“辑者”于一体，在两者之上，为两者之帅。编辑一词内涵之博大、古远，同时又富时代感...     

略论《大学》的“家国同构”思想——对“修齐治平”政治治理途径的一种解读

“修身在齐家”指出，只有通过修身培育道德感，才能营造道德的家庭生活，为个体实现其人生价值提供立足点。“治国在齐家”表明了儒家“家国同构”的基本内容，即，伦理理论上“家国同理”；社会观上“家国一体”；在政治生活中必须以“大家”为重，以“恕道”为行为指导。“平天下在治国”则突出了“家国同构”的文化含义，即，文化价值观的合理化对于实现一个“德风开放”的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朱熹审美阅读的“自得”说

朱熹继承了孟子在君子修身和为学两方面所提倡的“自得”说，并创造性地运用在审美阅读上，形成了他独特的审美阅读理论上的“自得”说。通过对朱熹审美阅读“自得”说的分析，揭示出其审美阅读“自得”说有两层含义，其一，对“本文”意义的认识和理解，要有“真识”或“真赏”，即对文本的反复吟哦讽咏；其二，在反复讽咏的基础上，“自得”作品的言外之意，即“妙悟”。在今天，朱熹的审美阅读“自得”说对人们的阅读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在路上”的张承志

因特殊的人生经历，更因“族血的驱使”，张承志命中注定要“在路上”。这无法摆脱的人生境遇却成就了一位“路之子”。他在“草路”、“山路”和“血路”上艰苦跋涉至今，获得了独特的人生感悟与相应的艺术表达方式。这是“路”对“路之子”的特殊回报，心怀信仰的他，不为路囿，弃路又上路了。因为，他既不想“在路上”肆意挥霍自由，又不能“在家里”固步自封。他深知：无禁忌的自由最终会“淘空自我”，为家所役的固守也定会“拖累自我”，这二者均意味着某种程度上的自我之丧落。惟有“在路上”坚守住自我，才是“路”的最本质的旨趣与“路人”最根本的趋归，这才切近了路之本真。这既是张承志自我生命的特殊诠释方式，又是这位文化混血儿的“混合———再生型”的文化性格的再次显露。     

关于财政学的研究对象和方法

自斯密以来约250年财政学科研究对象和方法的源流变化及趋势，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古典阶段(1750-1860)、新古典阶段(1860—1950)、现代阶段(1950-至今)。在古典阶段，主流派主要从“生产角度”研究“国富”问题，“国家”只是作为“非生产”的外生变量来对待，研究方法主要是定性的。在新古典阶段，主流派主要从“需求”角度研究“国富”问题，并且把研究范围拓展到“社会福利”和“经济稳定”问题，但“国家”仍然只是作为“市场机制”的外生变量来对待。在研究方法上则全方位采用“牛顿方法”，甚至于把不可用货币量化的问题排斥于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之外。在现代阶段，主流派把“国家”作为经济问题的内生变量进行研究，也涉及不可用货币量化的经济问题。但在处理“市场机制”和“非市场机制”的关系问题时，往往又把“国家”作为外生变量来对待。“现代主流经济学派”是极不成熟的，无论在基础理论方面还是在基本方法方面，都还需要创新，还不足以称为“理论体系”。     

生活视域下幼儿角色游戏的实施策略

角色游戏是幼儿时期重要的游戏类型，幼儿在真实的生活中接触角色，在游戏的体验中感知生活，最后在游戏和生活中得以发展。但当前角色游戏在实施中的种种现状，使得幼儿有游戏之“心”、有扮演之“意”，却不得角色游戏之“全部”。对此，教育者需要运用“身边景”，选择“身边事”，联系“身边物”，关注“生活用”，创设以“真”为本的游戏环境，善抓“童心童眼”的游戏事件，提供能够自由创造的游戏材料，总结回归“本源”的游戏经验，让幼儿能在游戏中尽情遨游，在遨游中成长。     

近代中国的“歧路人”——对罗家伦生平与思想的再认识

在当代中国，尤其是在当代中国大陆的学术界，关于中华民国历史人物的研究，罗家伦一直是一个被有意或无意地“边缘化”的“尘封”死角，长期被“冷落”。一个曾经被“民主斗士”闻一多“经典性”地政治批判为“靠五四运动起家”而“最后堕落成反民主的人物”的罗家伦，政治上似乎已经是“盖棺论定”。然而，“穿过历史的迷雾”，努力破除长期以来海峡两岸在罗家伦历史评价方面的“标签化”、“符号化”的历史偏见，从知识分子研究的视角对罗家伦的生平与思想给予新的阐释，仍然颇有价值且富有典型意义。     

学校教育场域中“娘炮”男性气质的建构——基于五名男大学生的质性研究

从“动态多元男性气质理论”的视角看，不可一概而论地将“娘炮”身上呈现出的“娘”的性别气质视为一种“问题化”的存 在，需慎防陷入“性别刻板印象”的泥沼。研究发现，在学校教育场域中，“娘炮”在课程内容、运动空间及重要他人的“规训”下 面临着“性别表象认知”的冲突，反思过后便会能动地在“接受性别文化的指定”和“抵制性别文化的强加”中做出选择，而选择 后者的“娘炮”创造出了独特的“主体性别文化”。正确认识和对待“娘炮”，学校教育应在厘清“何为娘炮”的基础上，坚持“因材 施教”原则，给“娘炮”以更多理解与包容的同时，给予其正确的性别社会化教育引导。     

论史铁生“梦醒说梦”的叙事图谱

当代文学史上，史铁生的文学叙事游离于意识形态的“跟风”和文学的“轰动效应”，别具一格地形成了“梦醒说梦”的叙事图谱，它在叙事的结构模式、文本形式、视角定位方面都形成了独特的面目，其背后的叙事动力就是“梦醒说梦”：“梦醒”就是“终极目的的缺席”：“说梦”就是“谎言虚设的在场”。在“梦醒”与“说梦”的二律背反中建构了史铁生的“过程即目的”的叙事悲歌，在实践理性上，既拯救了小写的“我”，更召唤了大写的“我们”，在当下的欲望化叙事和消费性叙事中奏响了清醒的“思想清唱”。     

山西阳泉方言的他称代词“伢”及相关用法

“伢”在山西阳泉方言中是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他称代词，与同为他称代词的“他”和“人家”有同有异，其中异大于同。在具体使用过程中，“伢”的指代功能越来越弱，逐渐发展为一个强调标记，与名词性成分连用时，“伢”还显示出了强调代词的功能。“伢”同“人家”和“他”相比，在具体的使用情境中具有主客观分工，总体说来，“伢”的主观性要强于“人家”,而“人家”的主观性又强于“他”。“伢”在晋语区及其他部分方言片区内普遍存在，但不同地区的用法具有差异性。     

魏晋玄学及之前的哲学家关于有无关系论述中的整体统一论思想

在存在论的意义上．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有”和“无”曾具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种是“有形”、“有名”，“无形”、“无名”；另一种是“实有”、“存在”，“虚无”、“不存在”。在《老予》中“有”或“无”到底在哪种意义上成立并不很清晰，但其基本倾向是“有形”、“无形”。之后的《庄子》一书明确用“无形”、“无名”来解读“无”。早期魏晋玄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何晏和王弼将“无”虚无化，以“无”释“道”，主张“责无”、“贱有”。之后的裴领、郭象等人提出“无不生有”。再后来，北宋张载、明清之际的王夫之等人则从气一元论的学说出发，将有或无都看作是气的不同状态。无论在怎样的意义上对“有”或“无”进行阐释，中国古代的哲人们都试图要说明世界的统一性、整体性和系统性。其区别仅仅在于是“无”统一于“有”，还是“有”统一于“无”。     

基于政治美学的视角：民族复兴就是民族威仪的建构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国梦” 主要目的之一，那么民族复兴在经验感受上会给予人们什么样的形象呢？这显然属于政治美学所要探索的重要课题。从政治美学视角考量的话，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形象呈现上就是民族威仪的建构，其具体内容表现在“威” “德” “文” 三个方面，它们构成了一个复兴民族的民族形象。“威”表现为中华民族通过强大的国防和经济实力彰显出来的民族威严，“德”表现为中华民族乐善好施的民族精神， “文” 表现为中华民族偃武修文的民族风尚。民族威仪是“威”“德”“文”共同作用的统一体：“威”不是“文”“德”的对立存在物，基于“文”“德”的“威”必然带来国家和民族的繁荣兴盛； “德” 既是对“威” 的规定，又是“威”的手段和目的，“德”亦可生“威”； “文” 则是“威” 和“德” 的外化和昭示。以德服人、以文化人，是民族威仪的根本特色。     

“淡美”的高品位

中国古代文学，在其成熟期，无论是作品还是理论，均以“淡美”为尚．本文力图揭示出这种“谈美”的高品位．“谈美”，作为审美形态有如下特征，作为审美范畴有如厂内涵：（一）虚静“虚静”，是就艺术境界形质部分的“密度”、“浓度”而言的。是指其“密度”、“浓度’”的“稀薄”．“虚”，是“谈美”的首要的本体性品格．这一点，早在《老子》那里就已得到充分的阐明．《老子》论“淡”，虽然不是针对文学而言、而是针对“道”而言，但他却以“虚”与“淡”紧紧地联在一起，甚至互任、互训．老子在将“道”描述为“淡”的同时，亦将“…     

中国文化的“变”与“常”

李存山在《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撰文指出，中国文化在历史的发展中有“变”亦有“常”，“变”就是文化发展的变革性、阶段性，“常”就是文化发展的继承性、连续性。孔子论三代之礼的相“因”与“损益”，符合文化发展之“变”与“常”的辩证法。自汉代始立的“三纲”，并非中国文化所“因”的常道，而是汉儒为了适应“汉承秦制”作出的“损益”。在中国近代的“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中，从“中体西用”发展到“标本并治”乃至“重估一切价值”，“哲学”观念和进化论的引入对这一进程具有重要意义。以儒家学说为主流的中国文化，其常道并非“三纲”，而应是崇尚道德、以民为本、仁爱精神、忠恕之道、和谐社会，这也是我们应该传承和弘扬的优秀传统，而我们也应在文化上作出与现时代相适应的“损益”。     

品牌运作的“道”与“术”

《孙子兵法》云：决定胜负有五个因素，其中“道”为首，在“道”之外，兵法中强调更多的是“术”。“道”是原理规律，“术”是对策手段。企业做品牌同样如此，在品牌运作过程中，不仅要熟悉各种推动市场管理方法的“道”，更要深入了解消费心理、服务客户真正理念的“术”，从而达到“道”统“术”，以“术”促“道”和“道术合一”。     

钟相、杨幺的反封建斗争

钟相杨幺起义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方面全面进行反封建斗争，“焚官府”，“杀官吏”，毁“圣庙”，宣布“国典为邪法”，“没入”地主田地“授贫者耕之”，“等贵贱，均贫富”，极大调动了农民积极性，使起义区出现“田蚕兴旺，生理丰富”的经济局面。那种认为“杨幺控制区内，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十分贫困”，并由此而论证岳飞镇压杨幺起义非其“污点”之说，是站不住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