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无邪"与儒家伦理教育

"思无邪"不仅是孔子对<诗经>的总体评价,也是孔子"诗教"的目的和要求.以"礼乐教化"形式出现的先秦儒家伦理教育,包括了道德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和审美教育等多种教育."思无邪"并非简单的强制人的思想行为必须符合一定的社会规范,而是注重引导人的内在精神境界的升华,超越物质欲望的束缚,以个体审美人格的完成契合于社会道德规范的要求.汉宋诸儒拘于其社会的政治伦理要求,未能对此作出正确理解,致使社会道德建设方面出现诸多弊端.在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在道德建设中如何引导人们正确对待物质享受,正确处理物质欲望与精神需求的关系,促使人的全面发展,是可以借鉴传统文化的儒家礼乐教化的.     

从"经济人"到"现实道德人"--"经济人"的伦理反思与超越

从伦理学的角度对"经济人"进行反思,我们可以看到,"经济人"的行为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具有一定的道德合理性,但其伦理缺陷也是明显的.作为现实的人、特别是市场经济中的人,需要"经济人"的一些特性,但又不能局限于"经济人".健全人格的行为选择需要超越"经济人"达于"现实道德人"."现实道德人"是基于现实条件、从现实出发的道德人,他追求义与利、精神与物质、理想与现实的统一.实现"经济人"到"现实道德人"的超越,需要从社会层面建构扬善抑恶的利益和精神双重机制,也需要主体实现从急功近利到追求长远利益,从利益追求到自我实现价值取向的双重转化.     

从朱熹到王阳明:"性理"与"心性"的理论转换

人性论是中国哲学史上一个古老的问题,也是宋明理学的重要问题.理学的核心问题是"性与天道",它在探讨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把中国传统的伦理思想引向了新的高度.理学的人性论是作为本体论的推衍或论证而存在于各个哲学家思想中的,从表面上看,它似乎仍然纠缠于性善、性恶及人性、物性的纷争中,实际上则已突破了这些传统的伦理命题,而表达了哲学家关于人类与自然、宇宙规律与道德准则、主体与客体关系等问题的见解.本文从这一角度分析了王阳明的人性思想及其与朱熹思想的关系,认为王阳明批判了朱熹性、形为二的倾向,将理学本体问题的重点从性理转向心性,把人的身心、知行、道德与精神等概念融为一体,是对儒家传统人本主义思想的一种唯心主义发展.     

儒家道德人文观与“五常”价值观

传统中国的“五常”价值是道德人文观下的价值观,是影响中国人宇宙境界和社会人生的传统精神.文章论述了道德人文观与“五常”价值的关系,阐明了“五常”价值观的人格塑造意义和社会价值意义,认为中国传统道德人文观意在强调人的天地精神,将人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结合起来,以“仁、义、礼、智、信”的价值观培育人的社会人格,令人在实现社会人生意义时获得个人的充实与自足.     

人性与道德善恶

合理界定人性的内容及其与道德现象的关系,是理解并鉴别以往人性善恶理论的基础,也是科学阐释人性与善恶关系的前提。人性有固有属性与关系属性之分。人的固有属性是人同他人、他物无关而独自具有的属性;人的关系属性则是人同他人、社会发生特定关系时所产生的属性。人性的道德善恶是一定社会主体依据特定道德目的对属于道德现象的人性内容所作出的描述、判断与评价。脱离三个必备基本要素———道德主体、道德现象、道德目的中的任何一者,都不能得出人性是善是恶的结论。     

中国传统"德治"思想的特点及其形成的社会基础

在中国传统政治思维中,"德治"思想无疑是居于核心地位的.历代统治者从巩固政权的需要出发,不断强化道德在意识形态中的作用,重视道德教化和人自身的道德修养,重德轻罚.传统德治思想的这种特点的形成有其深厚的社会基础.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是以血缘为纽带,政治与伦理高度统一的集权社会.家国一体,政权与族权结合,使得人们的一切活动都被纳入到封建纲常伦理关系之中,使中国的政治文化从"德治"走向"人治".     

"经济人"假设与可持续发展理论

"经济人"假设是现代经济学的重要理论假设之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人"假设与可持续发展既对立又统一,这里就"经济人"假设与可持续发展的矛盾以及产生矛盾的原因进行分析,认为矛盾的深层次原因主要在于环境资源的产权不清晰、资源稀缺却又被过度利用,以及环境资源利用中的外部不经济性和"经济人"的有限理性、政府的有限理性等几个方面.探讨了两者的协调统一关系,提出了完善机制,建立可持续发展伦理观,实现"经济人"与"道德人"的统一;对"经济人"行为进行有效控制,提出了实现"经济人"与"社会经济生态人"的统一等一系列促进社会经济持续有效发展的措施.     

人与技术的关系：透视网络道德的重要视角

网络技术作为一种信息新技术,构成了以虚拟性为特征的新的网络社会形态,同时也产生了许多新的道德问题.正确理解人与技术之间的关系是理解网络道德的基础,网络社会的利益冲突是网络道德的根源,虚与实的相接促进了网络道德与现实社会道德的互动.     

"人心"的背后——道德建设的路径反思

道德建设实效如何是关乎能否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问题.把道德建设仅仅看作道德教育的问题是一系列道德建设努力收效甚微的根本原因.道德的根本问题是利益关系问题.实践科学发展观,实现利益关系合理化是道德建设的根本路径.     

自由与责任的深层悖论——浅析萨特"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概念

萨特提出"存在主义的人道主义"概念,强调人在社会生活中必须贯彻自由与责任的统一.萨特是在对人的自由、行动、责任、价值的理解中来定义存在主义的.一方面,他将人的气质、性格等等可能影响意志而不受意志控制的内在因素都排除在道德评价之外;另一方面又以人的意志绝对自由而拒绝承认任何外在因素对"承担责任"的影响.这使他既在康德哲学和黑格尔哲学之间进退失据,也没有为自由与责任的统一找到一个坚实的基础.萨特的思想不可避免地存在着深层次的悖论与困境,其价值仅仅在于对道德实践主体的彰显,但从根底上缺乏对具体道德实践的指导意义.     

道德流变轨迹的差异论诠释——兼与孙燕青先生商榷

道德流变是在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中衍生的,并随着社会差异化的发展而演进.人是道德的存在物,因此道德流变的轨迹不仅在社会发展进程中留有痕印,而且人的自然存在本身也烙有印迹.从这两个层面探析道德流变轨迹,是与人的差异化进程相吻合的,更与符合人性的社会进步相一致.     

家庭道德与社会道德之贯通——唐君毅的群己观研究

唐君毅先生认为仁心仁性是道德的根源。仁心仁性具有普遍性、以人为目的和意志自律三大特性,它决定了家庭道德与社会道德并无本质区别,而是相贯通的关系。在传统伦理关系中,个人与他人是直接贯通统一的关系,道义与情感是直接同一的;在现代式社会团体中,个人与他人间接统一,这需要人的理性自觉来理解和实现。唐君毅高度推崇仁心仁性,克服了把家庭道德与社会道德二元对立的错误看法。在群己关系上,唐先生的观点既不是个人本位,也不是集体本位,而是道德本位。但是,他有抹杀家庭特殊性的倾向,把其与普遍性完全等同,对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关系缺乏更深入的探讨。     

"道德危机"的实质及其社会文化根源

在现代化的社会转型时期出现了较为严重的道德危机,其实质是传统道德范式向现代道德范式转换过程中的断层所导致的道德信念危机.一方面,基于现代主体理性自律的现代道德在中国还缺乏相应的社会根基和文化根基,并受到各种社会不公正现象的扭曲与消解;另一方面,依赖于各种他律形式的传统道德与现代社会生活的本质要求不相适应,并且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和冲击着现代道德在现代社会中的确立.厘清当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道德危机的实质并分析其社会和文化根源,有助于从根本上认识和应对当前的道德危机,为长期的道德建设奠定基础、指明方向.     

民法与道德

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道德(在社会主义社会道德总体中,最高层次是共产主义道德,它是对先进分子的要求。本文讲民法与道德的关系,故讲能够为绝大多数人所接受的社会主义道德)是精神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服务于精神文明,民法与道德的关系极为密切。正确认识与把握民法与道德的关系,对于正确适用民法,促进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都有重要意义。     

音乐伦理精神与和谐社会

音乐伦理精神是指音乐作品所蕴涵的、有利于促进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道德精神,其核心内涵可以概括为求真与求美精神、仁爱与和谐精神、勇敢与进取精神.它对和谐社会的促进作用是明显的.新时期的音乐创作只有坚持正确的创作方向,创作蕴涵有丰富音乐伦理精神的作品,才能在和谐社会建设中发挥其在育人、娱乐、凝聚民心等方面的积极功效,在提高个体精神生活质量的同时,调节好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促成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人我关系中道德自我的价值推展与实践

道德自我在丰富的交往和社会性生活中确证和实现自我价值。恰当处理和协调他人与自我之间关系,是道德自我价值外向推展和实践的基本途径。提倡仁爱精神、忠恕之道和推己及人,求取人际关系和谐,是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和现实生活中人我关系的基本交往模式。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费尔巴哈的“我-你”关系论以及现象学视域中的“他者”理论,都是对人我关系价值的合理解释。当代社会人我关系中道德自我的外向推展价值体现在：人我之间和谐与相互尊重,交往中的情理结合,弘扬人道主义博爱。     

伦理学创新与发展的几个基础理论问题

当代中国伦理学的创新与发展,涉及其基础理论方面的诸多问题.其中的学科性质、理论内容、结构体系和基本关系及其相关的方法论原则等几个理论问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探讨.在学科性质上,当代中国伦理学应是一门科学性与规范性相统一的综合性学科,这是坚持价值与事实相统一观点和方法的必然结论;在理论内容上,应从人的"双重生命本性"及其"双重生命价值"上来理解和看待目的价值追求与履行责任义务等方面在人的道德伦理生活中的地位和关系,由此而言,目的论和义务论等矛盾的融合统一,就是当代中国伦理学的题中应有之义;在结构体系上,应抓住道德和伦理关系这一根本问题,并汲取中国传统伦理思想的合理观点与思想范式,立足"道德是人之为人之道与人之生成的终极关怀价值"和"伦理是正确处理人和人之间交往关系的社会价值规范"之立场和关联,采思考当代中国伦理学体系的框架结构;在基本关系上,当代中国伦理学要转变非此即彼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确立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辩证的历史的分析方法,坚持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前提和基础的新型集体主义道德原则.     

"德"与"得"的理性思考——以社会激励为视角

在现实生活中,社会对于个体一贯的道德行为和品质可以给予相应的精神或物质回报,就是说,“德”要与“得”相对应。这一思想我国传统文化早有论述。就理论依据而言,不仅社会给予的道德权利和个体承担的道德义务的一致关系是“德”“得”对应的有效论证,而且道德行为的价值性或社会贡献通常是“德”“得”对应的重要理论支持。面对市场经济背景下的道德式微;建立“德”“得”对应关系是解决危机的一种可行路径。为了保证“德”“得”对应关系的实现．必须营描良好的社会环埔．同时环霉右翱苏柏制寄他拍但暗     

评"社会规范说"的道德界定

我国多年来通行的"社会规范说"道德定义没有准确简明地揭示出道德的本质属性,而是将道德定位在道德现象上,将道德的一些现象和非本质属性当作本质属性,致使这种道德界定矛盾重重.导致这种偏颇的社会历史性因素主要是受前苏联伦理学研究的影响、受原经济体制的制约、受人类有限理性的局限.应该说,道德是一种实践精神,是人通过自主自觉行为对人对己的利害性而得到显现和确证的一种品性,这个道德新界定可称之为"主体品性说".     

道德冲突与道德选择

我们的社会实践活动置身于改革开放的社会背景与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经常会涉及到利益冲突与道德冲突问题.在利益冲突与道德冲突中如何选择自己的行为,关系着职业工作的社会意义,也是对自身能力的重大考验.面对道德冲突,走出道德冲突,进行道德选择,必须实现观念上的转变,加强制度保障,并通过改造社会的实践活动提高人们的选择能力、确立明确的道德价值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