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清朝前中期耶稣会士与澳门的汉学活动

从清初至清中叶耶稣会会士被驱逐出澳门 ,是耶稣会士在澳门主动进行汉学研究活动的时期。他们的汉学研究活动主要有撰写著作、书信和研究中医药三个方面。     

也谈明未清初来华的耶稣会士

耶稣会士的来华,是特定条件下的产物。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新航路的开辟,使他们东来成为可能;宗教改革中新旧教之争,又促使天主教向外寻找上帝的臣民。长期以来,人们对明末清初来华耶稣会士的评价,往往不问宗教东传的时代性,不分析每一传教士的具体活动,把传教士——不论是耶稣会士还是其他会上,与“间谍”联系起来,把本来是文化现象的宗教当作侵略。还由于在研究方法上有把现代人的意识     

湖北天主教开教述略──兼评明清在湖北活动的耶稣会士

１５８２年，意大利籍耶稣会士利玛窦（ＭａｔｈｉｅｕＲｉｃｃｉ）、罗明坚（ＭｉｃｈｅｌＲｕｇｇｉｅｒｉ）进放广东肇庆传教，标志着基督教第三次传入中国①。此次来华活动的耶稣会士足迹几遍全国，位于九省通衢的湖北更是欧洲传教士们需要进驻的地方。从明末至清中叶（１８４０年前）的二百余年里，有数位耶稣会士以及其他隶属罗马教廷修会的传教士在湖北传教，他们的群体活动与鸦片战争之后来华的传教士有所不同。传统的历史文化研究是以时间为主于的线性述说，宗教史的研究同样如此。本文尝试将一个地域的传教士的活动作为底色和积淀…     

明末清初的耶稣会士与西画东传

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们因传教之需向中国输入了大量的西洋绘画。西洋绘画的输入对中国传统画风产生了重要影响,画坛上开始出现传统绘画与西洋绘画相融合的新局面。“西画东传”是明清时期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     

明清间耶稣会士来华的背景及其影响

明末清初的二百余年间(16世纪80年代～18世纪末),我国对外交流史上出现了继魏晋佛学盛行和隋唐大量容纳外来文化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文化交流活动,即所谓“西学东渐”和“东学西渐”。这次文化交流的规模、范围和程度都远远地超过了前两次。它的承担者是来自欧洲的耶稣会士。我国的文化在世界上曾长期处于领先地位。但自从15世纪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和文化在欧洲的确立,欧洲文化后来居上。这时,作为中西文化的沟通者和文化使者的耶稣会士把当时堪称世界最先进、最进步的新文化和科学技术传播到了我国。耶稣会士通过传教实践,认识到在中国“…     

也谈“关于明清耶稣会士在华活动评价的几个问题”

用两点论评述明清耶稣会士的在华活动是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但是,贵刊1992年11期刊载何桂春同志的“关于明清耶稣会士在华活动评价的几个问题”一文,读后感到文中某些问题的论述有失偏颇,不敢不辩。     

关于明清耶稣会士在华活动评价的几个问题

学术界关于耶稣会士在华活动的评价问题,有些同志抛开耶稣会士入华的社会背景,否定耶稣会士传教活动与早期殖民主义、罗马教皇不可分割的关系;为了讴歌耶稣会士,甚至抹煞早期殖民主义侵略我国的罪行。他们主要观点是:第一,“17世纪的情况与19世纪有很大的不同,当时欧洲资本主义正处在萌芽阶段,帝国主义还没有产生。虽然早     

16至18世纪来华耶稣会士对长江文化的解读

晚明至清中叶,有一批来自欧洲的耶稣会士在长江流域(主要在中下游)传教,其中的代表人物是利玛窦。耶稣会士们通过信函、日记、工作汇报等文字形式,向欧洲送去了有关中国和各种信息。长江中下游人文荟萃,人杰地灵,是中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晚明资本主义萌芽就产生于此。在耶稣会士的文化视野里,长江文化具有独特的魅力,是一个文化底蕴丰富的经济发达的文化圈。他们关于这一地区的地理生态环境、社会物质生活、城市风貌和人文景观的记载,为16至18世纪的欧洲了解中国开启一扇窗口。     

19世纪新教传教士对太极说的批判与吸收

明末清初利玛窦等耶稣会士的儒学立场是:认同古儒,反对近儒。但是,在宋儒太极说的问题上,晚清新教传教士的态度已不像耶稣会士那么强硬,而是多少表现出愿与宋儒靠近、对话和调和的倾向。很显然,这些尝试与探索突破了利玛窦的局囿,拓宽了耶儒对话的空间和领域。     

西方哲人与东方“孔圣人”

明末清初入华的耶稣会士与儒家文化首次相逢,开辟了“中学西渐”的通道,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孔夫子便由此而开始他的“西行远游”。孔子在西方的远游引起了当时的知识分子,包括神学家、思想家、哲学家和作家的关注,由他、围绕他而在法国学界和文界所激发的想象和创发力,无疑构成了17、18世纪中西(中法)文化交流史上一大“奇观”。本文详细地梳理了从17世纪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到神学家、思想家拉摸特·勒瓦耶、费奈隆、培尔、帕斯卡尔与中国孔夫子的“初识”,从一个侧面展示了17、18世纪中西(中法)文化交流史上的“奇观”。     

论西欧汉学起源史上的重要一页

６ 世纪末至１８ 世纪中期，为西欧汉学起源史上的重要阶段。此阶段耶稣会士将中国文化有系统、大范围、深层次、多方面地介绍到西欧。这对西欧思想、学术界以及西欧社会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耶稣会士的来华虽有着殖民主义的护卫，但西欧汉学的起源实为欧人对中国文明钦羡的产物     

析《四库全书总目》的西学观

中国近代的中西文化冲突是人们共所瞩目的一个大课题,而对这一课题的深入探析,不能不上溯到晚明与清代的思想界,因为,诸多近代中西文化冲突的基本命题已在那一阶段潜生。 大致说来,自耶稣会士相率东渡,明清知识界对包括西方自然科技与基督教神学在内的“西学”持三种走向各异的姿态。 其一曰全盘受容。其代表人物为“首好其说”的晚明徐光启和李之藻。他们不仅和耶稣会士们合作,大规模的译介西方科学技术,而且相率入教,对基督教神学大加礼赞,以为西方“天学”是“补儒易佛”,“一还吾三代之隆懿”的“救世神药”。     

论耶稣会士没有阻挠哥白尼学说在华传播——西方天文学早期在华传播之再评价

本文通过考察有关史料和天文学发展史,对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在中国传播西方天文学的历史作用重新进行评价,认为:(一)第谷体系当时比哥白尼体系更精确,也比当时中国的传统天文学优越,故汤若望等人选择这一体系有科学上的理由;(二)耶稣会士没有阻挠中国人接受哥白尼学说,相反还对哥白尼学说作了介绍和好评;(三)第谷体系在客观上也不会阻挠中国人接受哥白尼学说;(四)天文学的基本方法,从喜帕恰斯直至今日,一脉相承,而耶稣会士通过修撰《崇祯历书》将这种方法介绍给了中国,这是他们最大的历史功绩,这一点以前一直被忽视了。     

利玛窦输入地圆学说的影响与意义

<正> 李约瑟博士指出,耶稣会士输入地圆学说是对中国天文学的一个贡献。利玛窦是最早将地圆学说传到中国的耶稣会士之一。本文试就利玛窦输入地圆学说的背景、动机、内容、途径、以及它在当时产生的影响和意义作一探讨。一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号西泰,意大利马切拉塔(Macerata)人。少时曾在罗马学院就名师克拉维乌斯(P.Clauvis,也称丁氏)学习西方科学。由于他从小就有志     

大顺军与耶稣会士关系史实初探

耶稣会是基督教三大派别之一天主教中的一个教派。明末,它在中国广为传播;全国十五省中,除云南、贵州外,都有耶稣会士的足迹。在明清之际的历史舞台上,各种政治势力的代表人物,几乎都和来华的耶稣会士有过频繁的接触;崇祯帝朱由检、南明弘光帝朱由崧、唐王朱聿键、桂王朱由榔、清朝顺治皇帝福临,以及明末农民运动中大西军领袖张献忠,均与耶稣会士关系密切。这是为史学界所周知的。值得注意的是,明     

随西方传教士引进的大炮及对明金态势的改变

1994年为耶稣会士在华以学术传教方式实施415周年,是利玛窦改穿儒服,俨然以“神学家与儒者”身分传教,公然以中国天主教适应儒家学说、礼仪中国化400周年;亦为代表中国天主教赴罗马谒教宗亚历山大六世陈情而获教廷颁谕“悉如所请”(juxta exposita)以息争端的功臣——卫匡国诞生380周年及中华首位西洋大炮推上战场作主导地位之军事家袁崇焕410周年纪念.今适逢政、教之见渐弥而中西文化交流机转之际,作本文以为纪念.     

艾儒略与明清之际西方教育的导入

一、引　言1 6世纪中叶以后 ,欧洲天主教传教士、特别是天主教耶稣会传教士 (以下简称耶稣会士 )来华 ,由此而引起了明清之际中西两大异质异构的文化在历史上的直接交汇 ;而且 ,这一过程延续到清初康熙朝 ,从而形成了学术界习称的第一波“西学东渐”的浪潮。伴随着这一浪潮 ,西方教育也作为西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始被导入中国 ,在此过程中艾儒略 (Ｊ.Ａｌｅｎｉ)等耶稣会士作出了无可取代的贡献。本文以艾儒略所著《西学凡》、《职方外纪》等书为中心来探讨明清之际西方耶稣会教育的导入及其意义 ,以期对这一时期耶稣会士的文化教育导入活…     

近代来华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及影响

基于对原始资料的收集,比较全面地考察了近代来华耶稣会士对中国文学的译介概况,探讨来华耶稣会士在中国文学研究方面的成就,从中可以看出,近代来华耶稣会士继承了18世纪来华耶稣会士的汉学研究传统,将文学作为考察中国文化的重要窗口,并较以往研究有所拓展和深化,为西方的汉学研究作出了贡献.     

来华耶稣会士与晚明华夷观的演变

耶稣会士来华前,明代中国人的华夷观念大体局限在传统范围内.耶稣会士来华后,其温文儒雅的学者形象、广泛传播的宇地新知及其刻意倾销的欧洲文明,逐渐成为动摇晚明华夷观念的外来文化力量.部分开明士人由此认识到,中国既非天下中心,亦非天下最大,更不是世界文明之唯一所在.取消夷夏界限、否定中国中心论、质疑传统夷夏标准、主张多层次学习西方等,开始成为他们的思维新取向.此一思想倾向虽然不是晚明时代的主流思潮,但其思想史意义不容忽视.     

礼物与明末清初天主教的适应策略

明末入华的耶稣会士通过礼物构建人际网络,为天主教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空间。礼物传教是传教士"适应"策略的具体体现,也是天主教本土化的尝试。耶稣会传教士通过向士大夫、官员甚至皇帝赠送礼物的方式,适应中国环境来传播宗教,为天主教寻求保护者和构建高端人际网络,是明末清初天主教成功移植中国的有效方式。从"礼物"角度去审视明清天主教,或可为我们思考基督教中国化提供有益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