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众舆论与美国对外决策的互动关系——以伊拉克战争为例

研究美国国内公众舆论与外交决策的互动,不仅可以看出公众舆论是如何发挥影响的,影响程度如何;更重要的是可以发现政府如何利用媒体优势影响和操控公众舆论,从而为自己的对外政策服务。本文主要论述伊拉克战争前后公众舆论与美国政府决策间的互动关系,解析在对伊政策问题上,政府对民意的重视和引导,以及公众舆论对政府决策的约束和调节。     

美国国内因素与外交决策

考察影响美国外交决策的国内因素，有利于更好地了解美国外交政策，把握其发展趋势。本文试图从美国外交思想传统、决策机构、国家利益和决策人四方面来审视影响美国外交决策的国内因素。     

影响政府外交的政治因素分析

影响一国政府外交的因素，有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等多种因素，国家的性质决定着政府外交的内容、方向；政治制度影响政府外交的性质；政党左右本国的政府外交；国际政治对政府外交产生重大影响；民意对政府外交产生着越来越大的不可忽视的影响。     

“欧洲年”与尼克松政府的西欧政策

为适应变化的国际局势,尼克松政府从安全、经济、外交等方面调整了美国对西欧政策。＂欧洲年＂是美国推行与西欧＂伙伴关系＂的重要举措,但受多种因素制约,其效果并不理想。     

对艾森豪威尔时期美国在不发达地区开展经济援助外交的历史考察

冷战时期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实施的经济援助外交是其遏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尽管领袖个人因素和国内因素对美国外交政策选择起到一定作用,但美苏争霸的国际背景和对第三世界的争夺态势,从根本上影响着艾森豪威尔政府的战略考量和决策,因此美国在这一期间对不发达地区的经援外交经历了初期收缩援助——中期重视经援外交——末期加大援助力度这一起伏发展历程。尽管这一时期的经济援助外交成效并不明显,但推进和固化了美苏从意识形态战争到经济冷战的新边界,也为肯尼迪时期将发展援助确定为长期国策打下基础。     

网络外交:美国公共外交的一件新式武器

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催生了网络外交,作为一种新的公共外交形式,它改变了人们对主权、权力的传统认识,给国际关系带来了复合性的影响。网络外交已发展成为美国施展公共外交的一件新式武器,美国政府极力谋求通过网络外交去影响和引导外国公众,欲在提升其外交软实力的同时实现其外交硬目标,旨在展现其"巧实力"进而增进美国的国家利益。然而,如果美国政府不认真反思并彻底摈弃其霸权主义思维与单边主义行径,网络外交也势将难以发挥其能动的公共外交效用。     

评美国的价值观

价值观外交是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一大特色。以商业精神立国的美国,其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是个人主义。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美国的个人主义价值观本身已处于全面危机之中;后冷战时期,美国政府把传播美国价值观在其全球战略中提高到非常高度,其实质是实现美国国家利益的工具;美国的价值观外交害人害己,注定要失败。     

西方人国热点外交模式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21世纪,大国参与全球治理的重要手段是开展热点外交.受军事力量、经济实力、政治体制、外交理念、利益相关度、决策者认知差异、热点问题性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大国和大国集团参与热点外交的手段各不相同,包括军事干预、向热点地区派出特使、形成应急决策机制、依靠盟友和准盟友的援助、派驻维和部队、利用大众传媒设置热点话题、发挥联合国的主导作用、开展公共外交和提供经济援助等.本文旨在比较美国、日本、欧盟和俄罗斯热点外交的基本模式,探讨其对中国开展热点外交实践的借鉴意义,探索中国特色热点外交新模式.     

美国的总统外交与国会外交

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 ,美国国会在美国外交决策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其影响不容忽视。尽管在历史上某些“帝王式总统”当政时期 ,国会因其自身运作机制的特点在对外决策中居于次要决策地位 ,但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公众外交的影响以及内政与外交的交融 ,国会在美国外交决策过程中的地位不仅得到显著提升 ,而且还逐渐显现出成为掌控美国外交的“锚与舵”的发展趋势。结合美对华政策的制订过程 ,分析国会在外交领域日益凸显的作用 ,我国对美国国会的工作应有相应对策     

杜特尔特“疏美亲中”政策评析:国家利益与个人偏好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上任后对前任政府联合美国对中国进行制衡的外交政策进行了大幅调整。从对美国的"一边倒"到当前"疏美亲中"政策,背后反映的是杜特尔特政府回归传统的"平衡外交"策略,试图修复因"中菲南海仲裁案"而陷入低谷的中菲关系的考量。同时,响应中方"一带一路"倡议,吸引对菲律宾的投资,改善两国经贸关系不仅成为杜特尔特政府对华外交的一项重要诉求,也关系到其国家重大经济利益的实现。美国政府对菲律宾内政和主权事务的干涉以及杜特尔特个人的"反美主义"倾向造成了当前美菲关系的倒退。未来,中菲关系的发展仍将长期受到南海问题,美日对菲政治、军事影响因素的制约。     

美国与西伊里安“民族自决”问题(1949—1969)

西伊里安"民族自决"问题,源于荷兰与印度尼西亚围绕西伊里安地区主权的领土争端。作为荷兰的盟友和印尼的友邦,美国政府的立场成为决定争端结果的关键。美国是"民族自决"原则的倡导者,但冷战时期其"反共利益"与"民族自决"原则在争端中出现错位,而同盟关系、东南亚冷战局势,以及第三世界反殖民运动等因素的交织,加重了美国外交选择的复杂性。在维持了十余年的中立政策后,美国政府决定牺牲西伊里安土著居民自由选择政治命运的权利,以维护自身在印尼的利益。美国政府在"西伊里安争端"中的决策过程和政策演变表明,其推崇的"民族自决"在冷战环境下已演变为灵活运用的外交工具,而非追求的外交目标和原则。     

约翰逊政府在越南战争中的核选择:决策与禁忌(1964-1968)--基于对有关解密文档的解读

20世纪60年代是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军事上逐步升级的过程,也是其核选择(指使用战术核武器)被美国军政高级官员日益严肃考虑并几度欲付诸实战的过程.依据有关解密文件及当事人回忆录,考察了越战时期约翰逊政府进行核决策的过程,认为致使约翰逊政府最终放弃核选择而宁愿承受很高人员伤亡的因素,除了冷战背景下美国对中国、苏联可能的核报复的忌惮,还有美国军政双方在使用核武器的决策过程中一直存有严重分歧;核禁忌观自朝鲜战争以来对美国政府的军事政策产生日益持久的政治和伦理制约;美国考虑到单方面有限使用核武器不仅缺乏足够的军事功效,其所带来的政治上和伦理上的灾难性后果可能远远大于越南战争失败所付出的军事政治代价.     

美国“人权外交”简论

美国的人权外交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一部分,在历史上是经历了一个演变过程的。威尔逊的理想主义纲领促成了人权外交的兴起,二战期间和战争结束以后,历届美国政府都在不同程度上为美国对外政策注入了人权因素,进行了人权外交的实践,到卡特时期,美国人权外交则达到了顶峰,而里根和布什任内的对外政策又意味着人权外交的继续。以上各个时期人权外交的历史背景、表现形式及国际影响尽管是有差别的,但在其本质上却是日益呈现出以下四大特色:重视意识形态的外交工具;重整美国国力的重要手段;与苏联争霸的一种新策略;干涉别国事务的主要借口。     

卡特时期美国对华关系正常化进程及其外交决策研究述评

自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国内外学界以"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整体进程、重大事件及其影响因素和正常化的决策过程、决策模式及其影响因素"为研究路径,在美国对华关系正常化进程及其外交决策相关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部分研究还存在着"档案材料的使用相对单一、研究成果带有学科偏向性和较少涉及影响政府决策的历史性因素"等不足。因此,若能以"美国对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的决策"为切入点,进而结合美方新近解密档案和国内外研究成果来重构20世纪70-80年代的中美关系史,美国对华关系正常化进程及其外交决策相关问题的研究定能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政党与利益集团对美国外交决策的影响

二战后 ,随着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 ,特别是经济全球化的迅速发展 ,国内政治对国际政治、一国外交的影响加强。利益集团介入国家外交决策日增 ;而政党在战后的新发展和新特点也对国家外交决策产生重要影响。美国政党各自不同的政治主张、倾向和观点构成了美国外交的思想基础     

从美国外交新特点展望中美关系

冷战结束后,加强美国的国际经济竞争力,在海外大力开拓商品和资本市场,保护美国商品的国内市场,打击走私贩毒,限制非法移民,保护生态环境等等问题,都既是外交政策问题,也是国内政策问题。越来越多的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机构、利益集团、非政府组织、新闻媒体参与到对外事务中去,极力影响外交决策,形成外交决策机制的进一步分散化。内政和外交越来越密切的互动关系,这是冷战结束后美国外交的一大特点。近年来中美关系摩擦不断,其中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的干扰是重要原因。美国宗教组织在政治上重新活跃起来,不遗馀力地攻击中国的宗教…     

媒体—政府互动与美国外交决策——以伊战为例

崇尚自由价值观的美国媒体同样信奉自由理念。在与政府关系方面，媒体因其监督政府的第四部门或“看门狗”角色而被赋予“无冕之王”地位。即使尊贵如总统也无法逃脱媒体揭露其丑闻，可见自由理念已深入人心的媒体在内政外交决策过程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然而，伊拉克战争决策表明媒体在对内报道上的公正与大胆并不表明在对外报道时同样客观和无私；与其说媒体监督了政府决策不如说它受制于政府影响并最终服务政府的战争决策。所以，媒体与政府关系并非简单的对立或合作，即使自由如美国这样的社会媒体的独立和监督也是有限度的。本文选取伊拉克战争这一美国外交决策上的重要历史时刻为案例，通过对伊战期间美国媒体涉伊报道的研究，揭示媒体与政府外交决策关系实质。     

试析尼克松政府的东亚外交

美苏冷战对峙中，亚洲作为欧洲之外美国遏制苏联的又一前沿阵地，在美国的对外战略中占据着重要地位。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由于越南战争等多种原因，美国国力相对衰落，而该时期东亚的日本经济已经复兴，出现了对美离心倾向；同时，中苏关系的破裂也为美国改善同东亚大国中国的关系提供了契机。为了适应变化了的国际局势，尼克松政府在东亚实施了奠定20世纪70年代美国亚洲政策基调的均势外交。本文着重分析尼克松政府调整东亚外交的必要性、东亚外交的实施、影响及其评价。     

“第五种权力”：美国思想库与对华政策

作为美国政治体系中继立法、行政、司法及媒体之后的第五种权力,美国的思想库一直在政府内政外交决策中发挥着重要影响。本文从历史视角分析了美国思想库在对华决策中的角色及其不同流派的对华政策立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开展对美国思想库的公共外交对于发展中美关系的重要意义。     

美国在第一次柏林危机中有关核问题的决策

如何运用核武器应对第一次柏林危机,是美国政府在危机决策过程中的重要议题。危机初期,华盛顿当局通过向欧洲派遣具有运载原子弹能力的B-29轰炸机实施对苏核威慑;在化解危机的外交行动陷入僵局时,政府内部更是出现了对苏联实施核打击的呼声和争论。这场危机尽管最终以和局收场,但却强化了美国政府以核武器作为对苏威慑工具作用的认知;华盛顿当局的相关核决策,也成为战后美国以＂核威慑＂为核心的对苏核战略形成过程中的重要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