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对中国私学的影响

科举考试作为智力测验并以考试成绩作为选才入仕的主要标准使科举制成为人们最自由的竞争工具,科举制使“学优则仕”由理想变为现实,也使读书做官的思想深入人心,因此广大臣民被卷入应举考试。科举社会中,面对共同的教育市场,官学的不振客观上促进了私学的蓬勃发展,而科举制造就大批士人充当教师则使私学的大发展由必要变为现实。     

明代人才选拔、培养模式与书院发展关系探析

明初统治者在健全科举考试制度的同时,将官学纳入科举体系之中,形成了科举-官学的人才选拔与培养的运作模式。在官学能够满足科举应试需要的时期,书院被排斥在科举-官学模式之外。然而,当官学的教学功能日渐式微,在官方的认可和扶植下,书院再次承担起了教授科举人才的重任,科举-官学模式转变为科举-书院模式,书院因此而兴起,其数量与规模都远逾前代。     

南宋官学与书院的办学思想

南宋的官学与书院都是为封建政府培养人才的地方,作为两种并存的教育组织形式,其办学思想各有所重。官学的学科齐全,为社会培养所需的各方面人才;书院则注重道德修养与学术研究。随着时间的推移,官学和书院之间互相影响。南宋中后期,理学成为官方学说,理学家们讲学的书院也成为官学的一种。     

元代蒙古人与色目人在书院的活动：文化认同的一个例子

在兴建和修复书院的过程中,蒙古人、色目人官员如何与当地士人展开互动？这些蒙古人、色目人官员究竟是出于对儒家思想文化的认同而积极投身书院建设,还是仅仅为了迎合当地士人精英的文化取向,借此巩固自己在地方的行政权威？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探讨的问题。在忽必烈统治时期（1260—1294）,元政府开始有意识地利用理学,着手建立一个官学系统,致力于把宋代书院与庙学整合到一个全国范围的教育体系中。南宋以来,书院的兴建不仅和理学地位的提升紧密相连,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地方士人对提升政治和社会地位的强烈渴望。因此,元代书院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历史的场域,我们可以从这里对蒙古统治者的儒家文化认同过程及其与汉族地方士人的文化交流形式进行深入探索。     

宋代科举担保新论

宋代士人参加科举考试之前必须有保官或者保人为其相关情况做担保。应举者需要被担保的内容主要有籍贯、才学、品行、服纪、职业、年龄、举数等信息,具有担保资格的主要有一起参加考试的应举者、官员、书铺等。担保者必须严格审核应举者信息的真实性,确保其具备应举资格,如果考生出现违制行为,他们则要受到处罚。     

略论中国古代书院与欧洲中世纪大学

中国古代书院,是与封建社会占垄断地位的官学不同的教育组织形态,以其独立、自由的学术精神,对中国封建文化与士人人格塑造产生过深远影响。而欧洲中世纪大学适应城市经济的发展,倡导人文与科学精神,对欧洲近代社会转型起到了推动作用。     

南宋前中期理学家的官学教育实践及其反思——对南宋理学与书院结合原因的一种解释

南宋前中期许多理学家都有官学教育的实践,并非没有机会在官学中推行理学。因此很难仅仅从政治因素的角度将理学与书院的结合解释为理学没有机会利用官学作为传播基地。实际上,正是因为在长期的官学教育实践中,理学家对当时官学教育的弊端有了深切的了解,对理学强调“为己之学”的教育理念与官学教育的不相容性有了明确的认识,他们才力图在官学以外寻求新的传播途径,这为理学与书院的结合提供了契机。     

李梦阳与书院文化

李梦阳是明中叶文学复古运动的领军人物,名列明代文学史上的“前七子”。由于李梦阳在文学领域的深远影响,学者在研究李梦阳的时候,一般只关注他的文学思想和活动,甚少涉及其余。其实,文学只是李梦阳整体学术的一部分。李梦阳对书院文化的参与,揭示明中叶书院文化发展的其中一个面向。南宋士大夫基本上有两种看待书院的方式。一是进入国家体制成为官学的一部分,二是让不完全认可官学教育的改革家试验其有别于,但不一定和官学对抗的教育理念的场所。李梦阳著作中和书院有关的篇章,证明其代表的正是前一种观点。李氏把书院视为官学的延伸,剔除了理学私学理想的部分,使之成为国家体系的附庸。     

清代书院的举人应试教育初探

清代士子一旦中举,即失去了原有的官学学生资格,但举人仍有读书应试之需。于是,至清代晚期,各地出现由官府创建的专课举人的书院,专门招收举人,开展应试教育。与此不同,有的书院则兼课举人,并由官府设立孝廉课,专课举人。从总体上而言,专课举人和兼课举人的书院以培养生徒参加会试、殿试为目的,不仅在考课时模拟会试、殿试,而且在经费的投入、对考课的重视程度上,都超过了同一地区的其他书院,使肄业于书院的举人在竞争激烈的会试、殿试中脱颖而出的几率明显提高。     

清代苏州书院教育述论

清代苏州书院到乾隆时期达到鼎盛,形成了较为完整的办学体系,以紫阳书院、正谊书院为代表,在办学条件、学习科目、师资水平、教学方法超迈官学,学术上成为实学重镇,但官学化倾向及为科举服务束缚其向更高的水平发展。随着近代社会进步与教育改革的深入,传统书院终于链接到新式教育体系中,实现了历史性的转变。     

试论《围城》的审丑意蕴

《围城》包孕着丰厚的审丑意蕴,钱钟书先生把他对中西方化、对人性以及对社会的畸形、片面、病态及丑陋的的揭示,真诚地奉献给读者。这些对文化、对人性及对社会生活的审丑的新的纲领,极大地扩大了文学表现的感觉空间和思考空间,让读者睹见作家对中国现实生活、精神文化生活和人性善恶的严厉的审视乃至洞穿,从而反复引发人们的审美体验,这其实正是《围城》被认为是美的文学作品的原因之一。     

《梁书》《陈书》舛误辨

《梁书》、《陈书)历经千年,传抄过程中难免造成文字差错,后人直接引用,必然与事实不符。文章对这两部史书里面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进行了考证,对错误之处作了剖析,并参照有关史料予以纠正,有助于正确把握梁陈史实。     

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发展述略

自建党以来 ,中国共产党的新闻事业性质观念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和阶级斗争工具。第二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阶级斗争工具、社会舆论工具。第三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第四阶段 ,认为新闻事业是政党宣传工具、社会舆论工具、大众传播工具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域下近现代黄帝陵祭祀研究

黄帝陵祭祀是近现代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形成和发展的重要载体。晚清以来,革命党人对传统黄帝陵祭祀加以改造利用,为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初步形成作出贡献。民国时期,借由对黄帝陵祭祀的制度化,黄帝为整个中华民族始祖的身份逐渐广为人知。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祭黄帝陵的仪式进行了借用与创造,赋予了"黄帝符号"以"劳动人民性"等新内涵。改革开放后,黄帝陵祭祀越来越得到重视,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方面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后还要找到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点,总结黄帝陵祭祀的有关历史经验,以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论散曲对元杂剧形成的重要作用

散曲的套数成熟在前 ,对元杂剧的形式有重要作用。后为元杂剧的唱曲起了定型作用 ,并为之提供了基本的乐调和曲牌 ,奠定了本色美的艺术特征。元杂剧的形成 ,从体式到风格 ,皆与散曲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论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一种物本主义形态的唯物论,还是一种超越物本主义形态、从实践理解世界的本质相关问题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唯物论？这是一个我们必须搞清楚的有关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本质规定性和精神实质的重大问题。在考察物本主义的唯物论及其思维方式的局限性的基础上,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是现代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并重点研讨了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关于从实践理解世界的物质性和自然世界的先在性的原理,以期为马克思主义唯物论进一步阐明人类世界的实践性原理奠定基础。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分析的理论演进

新制度经济学对国家作用的分析是逐渐纳入其框架的 ,总体上通过组织的演进来说明。其代表人物经历了科斯、张五常、威廉姆斯、巴泽尔和诺斯等 ;其逻辑经由交易费用演进为契约合同 ,再由交易维度转向产权的“公共领域” ,最后扩展到国家的作用 ;其中心思想是 :在不同的领域和层面 ,存在着利用“公共领域”财产的各种各样的组织 ,而国家也是一大组织 ,它的存在和作用是为了利用整个社会层面的公共财产     

企业理论的发展对产业组织理论演进的影晌

产业组织理论分析的基础是企业理论,企业异质性假定对企业同质性假定的替代和企业异质性假定的不断深化是产业组织理论获得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20世纪70年代以来,产业组织理论沿着两个基本方向发展:一是坚持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在哈佛和芝加哥学派对企业异质性假定的基础上引入博弈论等新的分析工具,着重研究企业行为及其相互依存关系,形成了以泰勒尔为代表的新产业组织理论。二是修正新古典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和分析方法,在对企业的异质性作出全新假定的基础上,构造新的产业组织理论的分析框架。企业能力理论把企业的异质性归结为企业知识和能力积累的差异,并把产业组织理解为企业专业化分工和企业专业化知识与能力成长的协调机制。企业理论的创新对产业组织理论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从弱势群体的角度解读“作者之死”理论

从那些在历史和传统中一直被排除在主体和作者之外的群体--女性、黑人、被殖民者等等弱势群体的角度来看,"作者之死"理论不适合他们.不应该简单地否定主体,否定作者,而应该把被排斥的部分包括进来.不过正是因为"作者之死"理论,传统作者主体的权威地位受到质疑,弱势群体才得以在历史中发现自己的位置.而这种新型的作者主体追求并确立自身的主体性,同时也尊重他人的存在.     

政治运行法治化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

当今我国大力推进民主政治,已成为构建现代宪政法治秩序的一项基础性工程.在我国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中政治运行法治化将是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