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上的西州回鹘王朝:9～13世纪中亚东部历史研究》出版发行

<正>付马博士新著《丝绸之路上的西州回鹘王朝:9～13世纪中亚东部历史研究》2019年5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发行。本书以840年回鹘西迁后建立的西州回鹘政权以及这一时段的丝绸之路为主要研究对象,除导论部分"西州回鹘史:史料与研究状况"外,正文共分六章:第一章前史:东部天山地区进入回鹘时代;第二章西州回鹘建国史的重构;第三章回鹘不是"突厥"——回鹘文献中的"突厥"与回鹘的族群认同;第四章回鹘时代的北庭、西州与伊州;第五章回鹘时代     

回鹘时代的北庭城——德藏Mainz 354号文书所见北庭城重建年代考

北庭是西州回鹘的都城之一,但有关回鹘时代北庭城的历史记载却鲜见于传世史料。德藏Mainz 354号吐鲁番文书透露了北庭城曾被毁弃和重建的宝贵历史信息。笔者结合传世史料和出土文书,考证出西州回鹘的北庭城曾经在866~869年间的战事中被毁,而Mainz 354号文书所记北庭城的重建之事可能发生在公元900年前后。此后直到蒙元时代初期,北庭城一直作为西州回鹘的都城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新疆吐峪沟新出西州回鹘寺院礼忏仪式文本研究

新疆鄯善县吐峪沟中部高台窟院遗址新出五件回鹘文文字资料提供了西州回鹘时期当地佛寺礼忏活动的具体信息。第54窟出写本残片可被比定为回鹘密教文献《上师赞》,文本体现了与已发现两种写本不同的特征,应为吐峪沟回鹘佛僧修习密教时诵习之稿本。第57窟出写本可比定为回鹘佛僧为礼拜北斗七星举行燃灯仪式之日历,反映了源出道教的北斗七星崇拜在融入汉传佛教后又被西州回鹘佛教徒继承,并在当时的吐鲁番地区流行。第57窟和51窟出土的三件墨书回鹘文“题牌(签)”则是迄今少见的西州回鹘时期礼佛、修习用物,提供了回鹘供养人和佛僧在寺院进行礼拜修习仪式的文字、文物资料。     

摩尼教在高昌的初传

以高昌城为中心的西州回鹘王国(又称高昌回鹘、天山回鹘王国),在公元十世纪时曾一度盛行摩尼教,已为近代以来当地出土的文书所证实。近年来,森安孝夫氏在《回鹘摩教史之研究》一书中,对摩尼教在西州回鹘的兴衰过程作了详细的论证,使大批零散的文献和考古材料,     

北宋时期西州回鹘相关史实考述

本文从对汉文资料的辨析入手 ,结合穆斯林文献 ,就西州回鹘同宋朝之间的交往联系 ,以及“西州回鹘”与“龟兹回鹘”的关系进行了深入探讨 ,同时还考察了唐末、宋朝时期“西州回鹘”政权的辖境范围。并从理论层面上论述了高昌回鹘 ① 与中原诸王朝之间的关系对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和发展过程的重要性。     

《星流发愿文》与归义军初期时势研究

敦煌文献P.2854《星流发愿文》为唐代敦煌归义军政权初期写本,用于观测到"星流变异"天象后举办佛教禳灾斋会时僧人祈愿宣诵。"星流变异"在中国传统星占中多预示凶兆,且在史籍中大都附会于国家政治军事时势。敦煌归义军政权初期受到来自唐王朝、周边吐蕃势力及西州回鹘等多方面的外部军事压力,张氏统治阶层内部也因权力斗争而暗流涌动。借助禳灾斋会这一形式,不仅可强化归义军辖下民众对张氏家族统治的认同感,亦可平抑政权内部斗争而潜藏的危机。     

敦煌石室出《西州图经》残卷考释

<正> 伯希和敦煌文书第二○○九号《西州图经》残卷,残存五十六行。正文今顶格写;注文附具下;考释低两格写。道十一达。赤亭道右道出蒲[昌县界] 碛滷雄沙考释曰:西州东至伊州,东南至沙州,西南至焉耆,北至庭州,西北至轮台,     

S6551讲经文作于西州回鹘国辨正

《敦煌变文集》(下集)收载 S6551背《佛说阿弥陀经讲经文(拟题)》,是传世寥寥的西州回鹘汉文文献遗珍。但是,遗憾的是,这篇讲经文一直被误认为是产生於于阗国的作品。在其文化地理属性判断上出了问题,必然带来一连串的失误。例如,既然把它断成于阗国的作品,便无形中抹煞了它作为西州回鹘国文化构成中一个重要因素的价值、作用和意义;又,由於此文涉及不少历史、地理、职官设置等方面的问题,既经判断为于阗国的作品,就必然给于阗国研究带来一连串无法解释的问题,同时,却埋没了西州回鹘国许多宝贵资料。这无疑会给文化史和民族史研究带来遗憾撰者。消除这种遗憾的关键,在于如何正确地把握作品的撰时和撰地问题。     

明代哈密卫东迁与裕固族的形成

近年来,对于裕固族族源的研究,许多学者都将其焦点对准明以前的回鹘——甘州回鹘、西州回鹘和黄头回鹘的探讨上,而对明代关西数卫的内徙与裕固族形成的具体关系却研究得较少。为数不多的研究内徙的文章,只是笼统地指出关西七卫(有些文章也提到了哈密卫)与裕固族形成有关系,而     

两种回鹘语《阿离念弥本生经》写本比较研究——兼论西州回鹘早期的译经活动

回鹘佛教最初深受吐火罗佛教的影响。回鹘语《阿离念弥本生经》敦煌本属于现存最早的一批回鹘佛教文献写本,应是译自一种吐火罗语版本。回鹘语吐鲁番本较敦煌本晚出,在细节上显示出一些不同之处。将敦煌本的内容与现存龟兹语本、焉耆语本的平行文本进行比较可知,回鹘语本很可能以龟兹语本为母本,参考焉耆语本译成。比较敦煌本与吐鲁番本的一些细节可知,后者在翻译上更加贴近原文。10世纪末至11世纪,佛教取代摩尼教成为西州回鹘的国教,回鹘佛教徒抄经、译经活动进入高潮,一些先前译成的佛教文献在这一时期出现了改良的译本;同时,汉文佛经逐渐取代吐火罗语佛经,成为回鹘佛教徒译经的主要来源。吐鲁番本很可能产生于这一时期,它既是回鹘佛教进入盛期的产物,也是吐火罗佛教在回鹘佛教中最后的遗存。     

试论商周神权政治的构建与整合——兼论商周时期的日神与天神崇拜

商周时期是神权政治形成与发展的重要阶段。判断神权政治的核心原则即是宗教在意识形态领域占主导地位。我国先秦时期宗教是一种普遍的文化现象,本文从殷商贵族对日神和天神的高度崇拜入手,探索商代神权政治的初步建构;并论证西周贵族对神权政治新理念的形成与神权政治体系的重新整合。     

《西洲曲》与南北朝长江军事分界线——兼论《西洲曲》的创作时代

《西洲曲》爱情故事与南北朝历史地理背景及其变动密切相关,当长江南北之间交通自由时,江北男子曾到江南与江南女子相恋,后来长江南北之间交通断绝,双方不能见面、通信,唯有隔江相思。南北朝之间边境防守严密,禁止通行,故可称之为南北朝军事分界线。南北朝时,只有梁末至陈代前期（549～573）及陈代后期（579～589）,长江两次成为南北朝军事分界线。《西洲曲》爱情故事的历史地理背景,当为梁末至陈代前期或陈代后期江北地区属北时的长江下游地区。《西洲曲》声律有局部粘对,亦与梁陈时期近体诗声律发展到局部粘对甚至全部粘对相一致。从《西洲曲》的历史地理内容及声律看,《西洲曲》当是梁末至陈代的作品（549～589）。     

宋八家词人考略

宋代陈旉、严抑、赵汝恂、倪翼周、胡文卿、郑达可、臞翁、应灋孙等八位词人的生活年代和里籍等情况,历来不明。经勾沉载籍,考知陈旉(1076—1149后)为南北宋之交人,以布衣终老;严抑(1108?-1156),建炎二年(1128)进士,历官至权工部侍郎,知信州;赵汝恂,宗室子,孝宗时浙江德清人,进士出身;倪翼周,即倪民献,福建罗源人,孝宗淳熙二年(1175)进士;胡文卿,孝宗时浙江余姚人;郑达可,福建莆田人,宁宗庆元二年(1196)以上舍释褐入仕;臞翁,即南宋著名诗人和诗评家敖陶孙(1154-1227);应灋孙,理宗时浙江舟山人,仕至承议郎。     

唐大历、元和年间摩尼寺选址原因辨析

陈垣先生在《摩尼教入中国考》一文中,根据唐大历六年和元和二年,回鹘两度请求在中原建摩尼寺事,指出唐代中原摩尼教＂先由北而南,复由南而北＂的传布路线。笔者分析中原摩尼寺的设立情况,辨释陈先生这一观点,认为回鹘请求在江南地区建寺多伴随粟特人之商业利益,而在河南,尤其是太原府置寺则更具政治意图。     

唐代西州部曲来源考释

根据吐鲁番出土文书,唐代在中原地区近于绝迹的贱口部曲在西州地区仍广泛存在,其中一部分由与其身份相近、且独存于西州地区的"作人"转化而来,另一部分则由奴婢放免而来。     

解读云南大理喜洲

喜洲是云南西部的一个白族山镇,是一个令人震憾的地方,是文化丰富、内涵深刻的一部大书。民居建筑群的耀眼光辉,既是喜洲的象征,也是喜洲白族文化的灵魂,是建筑文化的珍品。具有儒商特色的喜洲商帮,富甲三迤,敬业与诚信是喜洲商帮的两大基点。喜洲还是一个人文荟萃、人才辈出的好地方,是大理和白族地区的人才库。喜洲这部神秘的大书,值得进一步解读。     

从吐鲁番文书看唐代西州县以下行政建制

贞观十四年,侯君集率兵平定高昌国后,唐朝政府在该地设置西州,属于正州。据传世文献记载,唐朝在西州推行与内地一样的州县制度。但是,县以下的行政建制阙载。本文根据出土文书证明,唐朝实行于内地的县以下的乡里制度也推行于西州地区。但是,由于地理条件的差异,西州地区乡里制度与内地不尽相同,西州地区没有发现“村”的建制。但这并不表明是乡里制度的变通,而是唐朝执行该制度严格的象征。     

试论李家窑M44墓主身份及西虢东迁问题

李家窑西周44号墓出土铜器之铭文显示的信息是:墓主名叫"追夷",以"宫"为氏,子男一级贵族。结合其他铜器铭文可知,宫氏为姬姓,是西虢小宗。追夷大约在西周末年随其宗子由西虢迁居今三门峡一带。平王东迁,西虢随之东来,便以"宫"氏居地为基础建立了虢国。     

从语用角度分析《潜伏》中主要人物余则成的性格

红色谍战剧《潜伏》在全国创造了高牧视率,其成功的背后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其独特的语言魅力。在此从语用角度对《潜伏》中的对话片段进行了分析,其中运用了语用学中的会话含义理论及Sperber和Wilson的关联理论,从而反应了《潜伏》中主要人物余则成的性格特点：     

商周中原文化对长江流域古代社会文明化进程的影响

中原商周文化向长江流域的扩张,对不同地区的影响是通过不同的模式进行的,其影响程度及结果也不相同。中原商文化在二里岗时期曾大规模向长江流域扩张,直接促成了长江流域商代青铜文明的产生和发展。殷墟时期,中原的青铜文化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由于商王朝疆域的内缩及对周边控制力量的减弱,促使长江流域的青铜文化迅速发展,并使区域性文化中心得以形成。此时,南方青铜文化明显承袭二里岗时期所形成的一些传统,同时又接受了以安阳殷墟为中心的中原晚商文化的新因素。长江流域各支青铜文化在中原商王朝礼制文化的强烈影响下,不仅进行着物质文化的融合与统一,而且还是思想观念上的融合与统一,为西周集中统一的政治格局的形成奠定了文化基础。而到了西周中期,中原地区的强势文化已波及到大江南北,长江流域已成为西周王朝政治文化统辖的直属地区。随着中原先进文化的传播,在意识形态领域,长江流域有的部族已开始采用中原商周的礼仪制度作为社会的整合手段,以规范社会的等级秩序和社会的正常运转。长江流域在商周时期的文明化进程既体现出中央王朝与边疆地区的文化与其政体性质及生活形态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也反映出长江流域的古代社会主要通过地方与中央的行政隶属关系被纳入文明社会的发展框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