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海的“琅邪”和南海的“琅邪”

战国秦汉时期位于今山东胶南的"琅邪"作为"四时祠所"所在,曾经是"东海"大港,也是东洋与南洋交通线上的名都。秦始皇东巡海上,在"琅邪"有特殊的表现。"琅邪"被看作"东海"重要的出航起点。据说南海有移用"琅邪"地名的情形。如果此说确实,则指示了当时海上航路开拓的路径,应当看作早期中外文化交流的纪念。     

琅琊台龙湾海滩

琅琊台位于胶南琅琊镇，东临龙湾，西靠琅琊镇，北依车轮山，南有千古名胜琅琊台，与青岛隔海相望。琅琊台占有我国五大港口之称．因秦始皇三度东临，筑台并遣徐福东度求仙，开启中日文化交流先河而蜚声海内外。龙湾海滩长5．6公里，宽800米，滩面平缓，海水洁净，被誉为“碧波、银浪、金沙滩”，     

“北嚮(向)户”再考

秦代的“北向户”,人们历来认为在后来的象郡、汉代的日南郡,或者泛指岭南地区,而1979年版《中国史稿地图集》却把它标在岭北湘粤界。两说孰是孰非?本文拟谈一些粗浅看法。 “北向户”一词,出现于《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的两个文告中:(甲)公元前221年(始皇二十六年)秦灭六国后在概述它的疆域时说,“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乙)公元前219年(始皇二十八年)琅邪台刻石文又说,“六合之     

两晋之际琅邪王氏宗教信仰初探

两晋之际琅邪王氏宗教信仰初探孙丽琅邪王氏是魏晋南朝时期著名的世家大族。该家族以儒、玄起家,并于两晋之际形成了佛、道两种宗教信仰。研究这一分化过程,对了解这一时期儒、玄、佛、道思潮多元发展及其相互关系具有重要意义。琅邪王氏兴起于魏晋之际,主要由王祥、王...     

论东晋南朝琅邪颜氏代表人物的政治行迹及其门风特征

作为魏晋以来的典型"小族",琅邪颜氏家族人物主要以学术文化显名,其政治地位并不显赫,但在中古政治、社会变化的关键时刻,尤其是两晋之交和晋宋之际,琅邪颜氏家族人物在政治上则较为活跃.两晋之际,颜含先后依附司马越和司马睿,使其家族得以顺利南迁江左,政治地位得以提升;晋宋之际,颜延之一度积极进取.体现了皇权政治恢复时士族社会的政治诉求;颜竣、颜师伯则处在南朝皇权专治局势下,其荣辱存亡取决于帝王的意愿.琅邪颜氏家族相关人物的政治活动和处境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东晋南朝以来士族门阀政治势力和皇权之间的消长变化.     

武则天与侨姓琅邪王氏复兴:以王方庆为例

以王方庆为代表的侨姓高门旧族琅邪王氏,在政治上积极向武周政权靠拢,凭借其才学品行宦绩,深被武则天知遇,在治理地方、安定南疆、维护海外贸易和齐定朝仪典制、整肃风气、护佑太子、忠言直谏等方面大有作为,对武周朝政治发挥了积极影响,琅邪王氏亦得以在这一时期复兴门户。而其他三家侨姓高门除陈郡谢氏早衰外,武则天对于出身齐梁皇族的兰陵萧氏,既无重用之意,亦无拉拢之心;江左袁氏也不似琅邪王氏积极向武则天示好。故而在武则天执掌的政权中,较难寻觅到江左袁氏人物踪影,兰陵萧氏更是不见,但这并未影响到他们在李唐政权中的活跃程度。     

秦法和秦人执法——读《睡虎地秦墓竹简》浅识

秦始皇二十八年,立琅邪石刻,颂扬自己的功德。其中有这样几旬: “除疑定法,咸知所避。方伯分职,诸治经易。举措必当,莫不如画。”又始皇二十九年,《之罘石刻》还说:“职臣遵分,各知所行,事无嫌疑。”在《睡虎地秦墓竹简》(以下称“睡简”)出土以前,我们对于上述石刻中的话,很难作具体的理解:或以其为纯歌颂之词,或望文生义,作些连自己都难于置信的非非     

鱼是谁偷吃的

诸葛亮生于东汉末年,少年失去父母,跟随叔父从琅邪阳都（今山东临沂）辗转迁徙（xT）到荆州襄阳（今湖北襄阳）。在这里,他投师当地名士水镜先生,是水镜先生最得意的弟子。     

秦代北向户考

司马迁在其巨著《史记》的《秦始皇本纪》中,记载了当赢政在位的二十六(前221)年,已併灭了关东六国而统一了中原地区,使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获得真正的统一。当时秦帝国统治的疆域是: “地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二年后,秦始皇东游琅玡,在这里的海滨筑台刻石,以纪念其空前的伟业。在《刻石》的铭     

略论诸葛诞与琅邪诸葛氏“姓族”形成之关系

琅邪诸葛氏在魏晋之际人才辈出,入晋后成为名门望族。人们凭想象觉得其地位之获得主要得益于诸葛亮,其实不然。诸葛氏门望之上升主要是指活动于曹魏、两晋的诸葛诞一支。魏晋人曾比喻诸葛亮、诸葛瑾、诸葛诞兄弟为龙、虎、狗,人们多以为以“狗”喻诞为轻视,实际上则有夸奖的意思。诸葛诞在魏明帝太和年间参与“浮华交会”,成为早期玄学化名士,尽管在政治上亲善曹氏,但依然通过与司马氏联姻等方式提升了家族门望,其孙诸葛恢在东晋前期竟与琅邪王氏“争姓族先后”。     

大流士与秦始皇治国方略辨异——兼论波斯帝国延祚和秦帝国速亡之原因

大流士、秦始皇在建立大一统的专制帝国后 ,为巩固统治采取了类似的改革措施。但在为政治国方略的实施过程中两者却表现出巨大差异 :大流士对被征服地区的政治控制较为宽松、经济剥削较为适度、文化政策比较宽容 ;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后则政治统治走向极端专制独裁、经济贪欲恶性膨胀、思想文化统得过死。两人不同的为政治国方略是导致波斯帝国延祚和秦帝国速亡的重要原因     

先秦孝道的生存功利精神

孝是先秦诸子为家庭和社会伦理所进行的理论设计 ,具有较强的生存功利精神。孝道在后世发展成为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德准则。本文试图透过先秦孝道之表象 ,探求其蕴含的生存功利精神。     

秦浙江郡考

历来论秦郡的论著从未提及浙江郡。秦灭楚所设会稽郡,南界浙江。到秦统一全国的公元前221年,浙江水以南的广大区域,尚未纳入秦帝国的版图。《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所载:陈婴"定豫章、浙江,都浙,[定]自立为王壮息";陈贺"定会稽、浙江、湖阳,侯",两处"浙江"不能读作水名,应该都是行政区域。虽然《年表》所叙之事在秦亡之后,但秦楚之际连续几年的混战中,不可能对秦的行政区划有所更动。现存秦代印玺中的"都水"印,如"东晦都水"、"齐都水印"、"琅邪都水"、"长沙都水",均为郡一级行政官员印玺,"浙江都水"自也不应例外。上海博物馆藏秦玺印"浙江都水"也可证浙江为一级行政区划。秦浙江郡东濒海,与会稽郡、鄣郡(故鄣郡)、九江郡(庐江郡、豫章郡)、闽中郡相接。     

秦代直道的和平功能与昭君出塞的旅游价值

秦直道是公元前212年至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令蒙恬监修的一条世界上最早的高速公路。在和平时期,秦直道沟通南北,促进了中原文化与游牧文化的融合,汉代的王昭君和匈奴首领呼韩邪单于自愿和亲出塞北上时,曾经秦直道到漠北。它是一条“统一之道”、“帝王之道”、“民族团结之道”、“经济发展之道”、“萨拉乌素流域草原文化与黄河文化融汇交流之道”和“红色旅游之道”。     

"雅""夏"关系与周代雅乐正统地位的确立

先秦文献在传承过程中因为用字习惯的改变,出现过一个以“雅”代“夏”的过程,所谓“雅”“夏”二字的同音假借关系,并不是“雅”字替代“夏”字成为《诗经》类名的原因,而是对“雅”代“夏”这一结果的解释。战国末年、秦汉之际的“书同文字”与文本转写,正是与诗乐相关联的“夏”字被“雅”字替代的关键时期。就《诗经》而言,“雅”何以为“雅”的问题,本质上就是“夏”何以为“夏”的问题。作为中原正统音乐的“夏(雅)乐”从一开始就担负起了“言王政之所由废兴”的政教功能,在“雅(夏)”与“政”之间建立了密不可分的联系。正是在雅歌与雅诗相继出现并与王政深度结合,充分发挥“言王政之所由废兴”的过程中,在周代礼乐制度中居于核心正统地位的雅乐传统才逐渐确立,并以此为基础,形成了在后世影响深远的“雅正”思想。     

《太平经》中的针灸与经脉学说

《太平经》是东汉的一部重要的道教经典,书中蕴含着丰富的针灸理念和经脉理念。结合传世医籍特别是近年来出土的秦汉文献,对《太平经》中的针灸学说和经脉学说进行梳理和考证,很有意义。     

《太史公书》入《六艺略·春秋》家说辩

《太史公书》著录在《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家。前人对此多有解说,或认为“刘氏之世,史书甚寡”,或认为当时“史家亦未别为一类也”,或认为“经史同源”“六经皆史”。然三说均不得其要。《太史公书》著录在《春秋》家之下,本质上是因为《春秋》与《太史公书》是源与流的关系,《太史公书》的写作理念继承自《春秋》,司马谈的临终嘱托和自身经历也是司马迁继承《春秋》写作理念的重要原因。《太史公书》的写作方式继承自《春秋》,司马迁在写作中使用了《春秋》事、文、义相结合的方式。《太史公书》的春秋时期的史料继承自《左传》,但是《左传》是为解说《春秋》而作的,显然《太史公书》也间接继承了《春秋》。著录在《春秋》家下的其他史书,它们与《太史公书》也具有源流关系,散在其他门类下的史书则与《春秋》并无源流关系。     

秦地文学和秦代无文学论

许多中国文学史著作中,在先秦文学之后,无论称为"秦汉文学",抑或称为"两汉文学",无一例外把李斯的《谏逐客疏》算作秦代文学。但从秦发祥地及其拓展形势以及秦地文学的发展状况来看,秦统一中国前12年,后15年无文学。     

试论十六世纪以来江南农村租佃制兴盛成因

十六世纪以来,太湖流域以南广大农村地区租佃制兴盛不衰,一度成为主流的生产关系。之所以如此,一要归之于租佃制在土地权属关系上的优势,其次是由于它在经济绩效方面的优势。     

湄公河名称的含义及其所反映的民族历史变迁

湄公河这个名称是从英文MekongRiver一名音译过来的,而英文Mekong这个名称又是从傣泰语民族对这条河流的称呼MaeNamKhong这个名称演变过来的。如果按照傣泰语的发音来音译的话,MaeNamKhong应该译为“湄南公”。在傣泰语言中,“湄南”是河的意思,而“公(”Khong)这个词,则是从Krom或Khom这个词演变而来的。Krom或Khom是泰国的泰族和其他一些傣泰语民族对孟高棉语民族的一个泛称。因此,“湄南公”是湄公河的名称的含义,就是“孟高棉语民族的河”。作者认为,傣泰语民族把流经他们土地的这条河流叫做“孟高棉语民族的河”的原因在于:这个名称反映了一段湄公河流域民族变迁的历史,即孟高棉语民族是该流域的土著居民,至少是比傣泰民族要早的当地居民,而傣泰民族则是后来才迁到该河流域的民族。虽然孟高棉语民族和傣泰语民族在该流域的分布空间已发生了根本的置换,但湄公河这条河流的名称却为我们留下了一条反映这种民族历史变迁的重要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