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青年学人

胡阿祥胡阿祥,1963年生,安徽桐城人,文学博士,现为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为“东晋十六国南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02CZS005)。胡阿祥认为,东晋十六国南北朝的历史,错综复杂,但其中有主要线索可循。此主要线索,在十六国北朝为胡汉问题,在东晋南朝为侨旧问题。胡汉之间因有矛盾,引起了大量北方人口侨流南方,侨旧之间因有矛盾,促成了东晋南朝侨州郡县的大量设置;胡汉之间、侨旧之间又有合作,从而十六国北朝得以立国于北方,东晋南朝得以立国于南方。因此,研治东晋十六国南北朝历史,理解侨州郡县…     

东晋十六国南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

南京大学历史系胡阿祥教授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东晋十六国南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批准号:02CZS005)近期结项,成果鉴定等级为良好.最终成果为专著《东晋南朝侨州郡县与侨流人口研究》.     

唐代江汉地区户口的增长及其原因

探讨古代区域经济,户口是一个重要内容.户口的增减可以显示出生产力发展的速度,并反映社会生活的状况,从而透视出某一地区的经济面貌.在唐代,江汉地区已形成一个完现据《旧唐书·地理志》和《元和郡县志》,将江汉十州的户口变化数字表列于下:     

湘鄂共建荆岳长江产业带研究

随着长江防洪格局的战略转变,制约荆州——岳阳长江沿岸地区经济开发的主要因素得到根本改观,该地区自然条件优越、经济基础坚实、开发历史悠久的优势重新得以凸显,并且由于近几十年开发滞后,反而使该地区成为湘鄂两省最具开发潜力的地区.随着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产业由沿海地区向中部地区转移步伐的加快,长江中游城市集群建设的兴起和长江经济带建设高潮的到来,荆岳沿江地区获得了发展的大好机遇.湘鄂两省应抓住这一机遇,联手共建荆岳沿江地区的现代综合运输体系,构建荆岳沿江地区合理的产业结构和产业布局,加强荆岳沿江地区在基础设施、产业体系、市场建设、文化旅游、生态环保等各方面的合作,共建荆岳长江产业带,实现荆岳沿江地区的跨越式发展.     

论东晋南朝时期陈郡谢氏的佛教信仰及影响

东晋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南方的影响日益增加,名士奉佛的风气日浓.作为东晋南朝社会地位和文学影响最大的侨寓文化世族之一的陈郡谢氏,其家族经历了由天师道世家向奉佛世家转变的历程,佛教信仰绵延不绝,代有其人.他们结交名僧,参与佛教活动并撰写佛教文章,为推动佛教中国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的佛教信仰也影响了文学创作,而山水题材诗的出现对南朝文学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加快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长江论坛会议综述

在国务院批复《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规划》之际,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和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和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承办的“长江论坛”2015年4月8日在武汉东湖宾馆成功举办.在论坛主题报告和专题报告会上,与会专家和领导就长江中游城市群建设的重大意义、面临的形势和问题、发展对策进行了深入探讨.     

略论唐五代三吴地区的宗教信仰

唐五代时期,三吴社会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以三吴为核心的南方经济总体实力超过了北方,经济重心由北向南开始转移。在此条件下,三吴的社会文化也向前迅速发展,并对人民的生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宗教信仰是其表现之一。唐代杜佑的《通典》州郡十二以苏州、湖州、润州为三吴,稍后李吉甫在《元和郡县图志》（卷25）中也以三州为三吴,说明唐人所指三吴主要为太湖流域。本文所指的三吴地区为唐代的苏州、常州、润州、杭州及湖州。此五州环绕太湖周围,中有江南运河相连。     

晋、宋、梁三朝总论评析

干宝、裴子野、何之元是东晋南朝的三位史家,其各自所著《晋纪》、《宋略》、《梁典》三书均已亡佚,但其有关晋、宋、梁三朝治乱得失的总论却流传至今。干宝《晋纪·总论》、裴子野《宋略·总论》、何之元《梁典·总论》有不少共同之处,然其主旨却大有异趣。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这三篇总论进行了综合评析,认为三朝总论对东晋南朝史论的发展,尤其是对唐初史论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三国时期会稽郡的人口与社会经济

三国时的会稽郡,其辖区虽比秦汉时期要小,但由于中原战乱不断,人口南迁,使该地区的劳动力日益增多,加上自然条件优越,社会生产不断进步,从而成了孙吴政权经济上的主要支柱之一.孙吴时期会稽郡的进步,为以后东晋、南朝时期该地区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中国经济持续增长需要新的增长极——《第四增长极:崛起的长江中游城市群》评介

上世纪80年代,珠三角城市群率先崛起;90年代,长三角城市群乘势而上;本世纪头10年,京津冀都市圈风生水起.这三大城市群成为公认的我国三大经济增长极,下一个全国性的增长极在哪里?学术界在探讨,决策部门在关注,一些中西部地区的中心城市群在竞相争取.恰逢其时,我国知名的区域经济问题研究专家、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秦尊文研究员的新著《第四增长极:崛起的长江中游城市群》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12月正式出版了.该书共14章,近30万字,深刻论证了长江中游城市群形成的必然性和其成为"第四极"的条件,系统阐述了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的全景,并从空间结构优化、产业合作、核心城市发展、生态文明等角度揭示了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建设路径.该书立意高远、资料详实、内容丰富、逻辑性强,具有很强的指导性.     

东晋南朝货币经济和封建社会体制的关系

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到东晋南朝时期,货币经济虽然走出了它的低谷时期,得以舒展,但仍呈现为一条时有起伏、曲折向上的轨迹。这主要因为它除了受到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总趋势的影响之外,还直接受到时代特征的制约,致使东晋南朝的货币经济表现出既不同于前代秦汉,又不同于后代隋唐的特殊面貌。东晋南朝五个朝代,除了具备中国封建社会所应有的一般特征外,更表现了以下两个方面的特殊性:其一,东晋南朝虽处于中国历史的分裂时期,但从其相互衍接的五个朝代来看,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集权体制,并未因分裂而中止,相反却得以继承和发展。其二,在当时的经济制度中,最大的特点是大土地占有和小土地占有长期共存,并与五个朝代相始终。这是它与前代不同的一个重要方面。本文意在从这两个时代特征出发,对东晋南朝货币经济特点作一分析,从而寻找其中历史的必然。     

长江中游城市群建成世界级智慧城市群的进程与路径研究

在经济全球化、第三次科技革命、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背景下,长江中游城市群建成世界级智慧城市群十分必要,同时也是其发展方向的必然选择.美俄博弈、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气候变化、低碳发展等为长江中游城市群建成世界级智慧城市群提供了有利条件.长江中游城市群不能走现有城市群发展的老路,其路径必须具备自己的特色,应该创新先行、智慧驱动,成为我国跨界合作开放发展先行区,社会主义城镇化示范区,世界智慧经济增长极.为此,长江中游城市群必须迅速克服其当前外向型经济水平低、全球分工参与不足、武汉的长江流域中心功能与地位被人为弱化等问题.分三步走,创建跨界协同发展基金,打造武汉国家创新中心城市,打造长沙和南昌国家级智慧城市,构建长江中游城市群水陆空铁三角,建设长江中游城市群自贸区,推进武汉、长沙和南昌三大中心城市国际化,是长江中游城市群建成世界级智慧城市群的重要保障.     

宋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的商业贸易

两宋时期，峡州、江陵府、岳州、复州、鄂州、汉阳军、兴国军、黄州、蕲州、江州（彭泽县除外，下同）分列长江中游两岸，这一地区连接南北，贯通东西，是重要的经济区域之一。本文探讨其商业贸易的发展状况及特色。一、商业都市繁荣长江中游沿岸地区交通运输条件优越，是宋代重要的商业贸易区域。宋代学者杨时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夫荆湖，望高地重，譬之据九达之衢，舟车之会，四方百物，盖衔尾结辙而至。明玑翡翠，夜光之壁，照乘之珍，为不乏矣。有人于此持千金之资，坐市区，售奇货，宜元不获也。”①这段话概括说明了长江中游沿岸地区…     

东晋南朝时期的世族庄园制度

世族庄园制度是役使佃客、部曲、奴隶等生产者进行经营的封建经济组织,它是门阀世族地主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这一制度兴起于东汉,发展于魏晋,极盛于东晋南朝,到唐代才随着世族地主的垮台而消失。东晋南朝时期的世族庄园制度比较典型,是经济史上一个大问题,因此对它重点地进行一番研究、剖析,是很有必要的。     

《湖北长江经济带的开放与开发》出版

石尚文主编的《湖北长江经济带的开放与开发》一书已由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出版,对整个长江流域,特别是对湖北长江经济带的生产力布局和构想、现状与未来、经济发展及其模式、经济     

郑樵、顾祖禹州郡沿革说辨析

顾祖禹《读史方域纪要》卷八,有一段以州的变迁为主要脉络,概括综述我国古代政区划分的起始及沿革的文字:“郑氏曰:‘分州始于人皇。州统县、县统郡始于周。郡统县始于秦。州统郡、郡统县始于汉。割据之世,置州乃多。隋文析天下为州,炀帝改州为郡,而州郡相等。唐混州郡为一,于建置京邑之州,则始命为府。宋又府州并列矣。’自元建路、府、州之制,州乃益降而小,几与县同列云。” 文中郑氏当指郑樵。《夹漈遗稿,献皇帝书》曰:“其未成之书……在地理,则有《郡县迁革志》。”可见郑氏确曾有对郡县迁革的研究,惜未传世,     

《两湖平原开发探源》评介

通常的看法认为，战国以后的两湖平原——江汉平原和洞庭湖平原在中国社会经济天平上无足轻重，唐人即有“扬一益二”之说。这种陈陈相因的观念，导致后人湖区平原社会经济研究的误区：偏重于长江下游太湖平原和长江上游成都平原。而对长江中游两湖平原则相对冷落。江西教育出版社郑重推出梅莉、张国雄、晏昌贵的力作——（两湖平原开发探源》（以下简称《探源》），弥补了人们对这一地区经济开发状况不甚了然的缺憾。展读之余，发现此书具有如下显著特色。立意高远。所谓立意高远，即指作者的选题和所着力探讨的问题既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又…     

东晋南朝时期襄阳豪族集团的社会特征

襄阳地区的武力豪族是支撑南朝宋、齐、梁三代的重要军事力量,主要由来自秦陇、河洛地区的侨寓士族和汉水流域的土著豪族组成。他们能在南朝政局中发挥作用的原因固然很多,但关键在于其在襄阳地区形成了宗族一乡里式的共同体社会结构。襄阳豪族积聚部曲,把持地方政权,以宗族为纽带,重视血亲关系。在经济上,他们经营土地,参与商业活动,具有相当的经济实力。这种特殊的社会组织结构和基础,造就了襄阳豪族的军政品格和命运。     

“叙资”与“带禄”：两晋南朝郡县守令的两种品位功能及其消长

“叙资”与“带禄”是附丽于中国古代行政职位之上的两种重要品位功能。西晋以降形成的重视内官的选官格局,导致郡县守令职位在官僚迁转体系中处于边缘地位,使得守令的“叙资”功能持续低落;东晋以降形成的财政、军事格局,则使得官员普遍为求取俸禄而出任郡县,朝廷为给官员发放俸禄而除授郡县,守令的“带禄”功能持续高涨。“叙资”与“带禄”的消长过程并非彼此孤立,守令“带禄”功能的高涨进一步触发了其本身“叙资”功能的低落,也使得原本出自军事考量的僚佐带督府下辖守令、在京官员遥带守令这两类制度现象,在南朝演变为官员“带禄”的重要方式。此外,发生在守令职位之上的品位功能消长,还影响了南朝十八班的官阶面貌。     

唐五代太湖地区经济试探

太湖,《禹贡》称震泽,《山海经》、《周礼》称具区。太湖地区是吴越文化的发源地。据记载,春秋时代吴国在太湖的东北及东边进行开发,我国的围湖造田历史,就是从此时开始。战国秦汉时期,太湖地区的开发进一步加速了。但是,太湖地区比较大规模的开发是在六朝时代,当时该地区的地主经济蓬勃发展,已成为东南的骄傲。隋朝统一中国后,于大业六年(公元610年)开凿了江南河,这是闻名的大运河的南段。它南起钱塘,经太湖的东部、北部、西北,自京口入长江。这样就把太湖沿岸的常、苏、湖三州和南面的杭州、睦州、西北的润州连成一片,构成以太湖为中心的经济区。同时,江南运河还把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