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梧桐雨》的悲剧特征

帝王悲剧《梧桐雨》是出悲剧，这是大家认同的。但它究竟是出什么类型的悲剧，研究者论说纷纭：有历史悲剧、社会悲剧、爱情悲剧和命运悲剧等种种说法。为何会有这些不同的说法呢？这还要从这出悲剧的主题说起。对《梧桐雨》的主题也一直存在着争议，宁宗-《元杂剧研究概述》归纳为："歌颂爱情"说、"批判政治得失"说、表达"沧桑之感"说和"主题混乱"说。即认为它以"安史之乱"为背景，既有对唐明皇、杨贵妃荒淫误国的批判谴责，又有对唐明皇对杨贵妃的真挚爱情的赞颂同情。这就使主题显得复杂和矛盾。看一部作品，应该客观地就其反映的实际情…     

一曲国破家亡的哀歌——《梧桐雨》新探

<正> 李调元《雨村曲话》云:“元人咏马嵬事无虑数十家,白仁甫《梧桐雨》剧为最.”王国维在《录曲余谈》中称《梧桐雨》、《汉宫秋》、《倩女离魂》为元剧三大杰作,而其《人间词话》则云:“白仁甫《秋夜梧桐雨》剧,沉雄悲壮,为元曲冠.”这些看法虽然有的失之偏颇,但《梧桐雨》作为元杂剧的一部优秀作品,却是普遍地为世人所首肯. 然而,曲于《梧桐雨》的思想内容比较复杂,人们对它的认识也不尽相同.比较通行的看法是:作品以安史之乱为背景描写李杨爱情,一方面揭露了唐明皇的荒淫误国,一方面又     

“天宝之乱”是由于“置相非其人”吗?

范祖禹说:“(唐)明皇京国四十余年,自以为太平,有万世之安,而不知祸乱将发于朝暮,由置相非其人也,可不戒哉”。(《唐鉴》卷十《玄宗下》)这种意见,在唐朝就已经有了。唐宪宗问宰相唐玄宗先治而后乱的原因,崔群回答说:“玄宗用姚崇、宋璟、卢怀慎、苏颐、韩休、张九龄则理,用宇文融,李林甫、杨国忠则乱。故用人得失,所系非轻”。由于唐玄宗统治末年爆发了安禄山、史思明的叛乱,使唐王朝由极盛而突然衰落下去,因此,给人们以极为深刻的印象。而玄宗时期治乱的原因,也就成为历来史论家经常谈到的话题。而他们共同的结论,大多没有离开范祖禹在《唐鉴》上所说的另一句话:“明皇以天下安危寄之一相,而共人如此,安得不倾覆乎。”     

白居易《长恨歌》主题新探

《长恨歌》作为一个悲剧作品,它描写的是唐明皇李隆基与贵妃杨玉环的爱情悲剧。本文试从它作为悲剧这一特点出发,运用系统论的方法,拭撩其主题之神秘面纱。(一)从悲剧产生的原因和矛盾冲突看,它表示一种讽谕,一种劝诫。《长恨歌》的前半部分,诗人用现实主义的手法,记述了唐明皇因“重色“而“倾国“的悲剧过程,并以此讽谕后来的君王,引以为诫。主观上,《长恨歌》悲剧是由李杨自身的过失、弱点造成的,而客观上,其又包含着浓厚的社会因素。从悲剧的矛盾冲突看,《长恨歌》揭示的是帝王的个人情感、生活与封建的社会义务、道德、职责之间的尖锐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悲剧的根源在于他只会享用皇权而忽视了皇权听赋予他的重大的社会责任。因而注定了他们的悲剧结局:当他失去权力,爱情也就随之而毁灭。这既是个人悲剧,也是社会悲剧。(二)从悲剧塑造的艺术形象看,它展示了一种     

論雜劇“梧桐雨”

《唐明皇秋夜梧桐雨》杂剧,是十三世紀第一流作家白朴的偉大作品。 白朴的父亲白华是金哀宗的樞密院判官。公元1232年3月元兵圍汴京,12月白华随哀宗出奔河北,明年3月叛臣崔立以汴京降元。白朴时年八岁,在乱軍中仓皇失母,賴大詩人元好問救护得以保全。过了几年以后,白华才从南宋回来,父子隐居滹阳。1260年前后出游江南,曾居金陵十余载,晚年北返,終身保持金朝遺民     

两种文化熏陶下的爱情故事——《长生殿》与《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之比较

《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以下简称《安》)是莎士比亚在他的创作高峰期写作的一部悲剧作品,它虽然不能与《汉姆莱特》、《奥赛罗》、《李尔王》、《麦克白》相媲美,但仍不失为莎氏的一部优秀剧作。而《长生殿》则是我国清代戏曲家洪的代表作,就内容而言,这两部作品都可称为“爱情政治传奇剧”,前者写的是古罗马时期,罗马执政三巨头之一———安东尼与埃及女王克莉奥佩特拉之间的爱情故事,以及罗马执政者之间的政治斗争;后者则是以安史之乱为背景,写了唐明皇李隆基和贵妃杨玉环的爱情传奇。这两部戏剧均有一定的史实依据,其情节也广为流传…     

谈宋璟的“持诚示信”

唐代的宋璟,与姚崇相继为相,其为人耿介有大节,唐代的贤相,前称房杜(房玄龄、杜如晦)后称姚宋(姚崇、宋璟),是颇为后世人所称道的。有一则小故事,可以说明作为贤相的宋璟,在待人接物上,确有其特点。唐玄宗时,有一次过端午节,玄宗皇帝把一块钟孔石赐给了丞相宋璟,宋璟派他家的子弟把钟孔石送到医生处,请医生把它合炼成药物。宋璟的子弟说:“皇上所赐的东西,必是奇珍异宝,如果轻易交给别人,恐伯会被他们偷偷调换。”宋璟说:“持诚示信,尚惧见猜。     

论唐玄宗和“开元之治”

唐玄宗执政的年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极盛时代。对于唐玄宗一生的政治活动,究竟应当怎样评价,这是唐代历史的重大课题。过去有的史学家说:“唐玄宗是吃现成饭的人,唐玄宗初期的政策,也是武则天的政策”。“四人帮”的御用文人梁效说:“唐玄宗前期,基本上继续唐太宗武则天的法家路线,从而出现了‘开元之治’……从开元末     

唐明皇与杨贵妃文学形象的嬗变

从《长恨歌》、《长恨歌传》到《梧桐雨》再到《长生殿》,唐明皇与杨贵妃这一对爱情主人公由人间罕有的帝王夫妇演变成了至情的神仙眷侣,唐明皇由重色不专情发展为钟情又专情的好情人,杨贵妃也从一个祸国尤物演变为深明大义的钟情女子。这种嬗变一方面是不同时代的创作主体所致,另一方面也是不同的文学体裁所造成的。本文拟就这两个文学形象的嬗变过程、特点及原因作一探讨。     

“开元通宝”还是“开通元宝”?

“开元通宝”(下称“开币”)多认为是唐玄宗铸钱,其实不然。清代纪昀在所著《阅微草堂笔记》中说“此钱唐初所铸,欧阳询所书。其旁微偃月形,乃进腊样时,文德皇后误掐一痕,因而未改也。其字当回环读之,俗读为‘开元通宝’,以为玄宗之钱,误之甚矣。” 纪文有两点值得注意。     

评《唐明皇全传》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发展的鼎盛时期,在二百八十九年中间,出现三个重要皇帝,即唐太宗、唐玄宗、武则天。唐太宗既是开国创业皇帝,又是封建社会“明君”,解放后出版了四本《唐太宗传》。武则天的业绩远逊于唐玄宗,也出版几部传记。直到1986年,还没有唐玄宗传问世。今年五月,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了郑英德的专著《唐明皇全传》(以下统称“全传”),这对繁荣隋唐史研究是很有价值的。     

《长恨歌》主题臆说

关于《长恨歌》的主题,前人已公开发表的意见,大致有以下几种: 1.风谕说:即讽刺、揭露唐明皇的荒淫误国。2.歌颂说:即同情和歌颂李杨爱情的纯真专一。3.二重主题说:即既有讽刺揭露,同时也有同情歌颂。前不久又有人提出《长恨歌》是“哀伤盛世衰亡”之作;但也承认白居易对当朝统治者既为他们的不幸结局惋惜哀伤,又对他们纵情声色、荒废国事不满。这种意见仍是二重主题说的发展。     

怎样正确评价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批判周来祥、徐文斗两先生的“‘长生殿’的主题思想究竟是什么?”的修正主义观点

白居易的“长恨歌”,白朴的“梧桐雨”,洪昇的“长生殿”,近几年来有过一些討論,意見分歧很大,至今尚未有统一的正确看法。我觉得,这是因为討論者沒有很好地掌握馬克思主义进行研究,而有不少的同志却是运用修正主义的观点进行研究。周来祥先生在講授“长恨歌”,徐文斗先生在講授“梧桐雨”时,就都表現了这样的錯誤观点。而他們合写的“‘长生殿’的主題思想究竟是什么?”錯誤更是严重的。(发表在“文史哲”五七年二月号)在这里,对这篇文章中的錯誤提出我的     

杨妃籍贯考

关于杨贵妃的籍贯,史书记载颇多抵牾。《新唐书·杨贵妃传》载:“玄宗贵妃杨氏,随梁郡通守汪四世孙,徙籍蒲州,遂为永乐人。”《太真外传》说她为“弘农华阴人也,后徙居蒲州永乐之独头村”,“其父元琰蜀州司户,贵妃生于蜀”。《新唐书·杨元琰传》载杨元琰是“虢州阌乡人”。 偶读《全唐文》,看到有篇文章叫《容州普宁县杨妃碑记》(见《全唐文》卷四○二),是唐天宝时(公元742—756年)四门助教许子慎撰文。碑文说:“杨妃容州杨冲人也,离城一十里,小名玉娘,父维,母叶氏。……初诞时,肌白如玉,相貌绝伦,后军都督署杨康见之,以财帛啖其父,求为女,妃家素窭,不得已与之。康     

杜甫奔凤翔

“忧端齐终南,澒洞掇可掇。”这是唐玄宗天宝十四载初冬,杜甫由长安回奉先途中,预感浩劫巨祸即将爆发而发出的深深忧叹。诗人的忧叹是有现实根据的。果然十一月安禄山以十五万人反于范阳,十二月,攻占东都洛阳,天宝十五载正月,安禄山在洛阳自称“大燕皇帝”,六月九日破唐潼关二十万守军,大兵迫临京都长安城下,唐王朝处在岌岌可危之中。此时,一惯骄奢淫逸的唐玄宗惊魂落魄,仓皇出逃;太子李亨窜至灵武,再至彭原、凤翔,即位改元,是为肃宗,维系着唐王朝游丝般的命运,在这“地轴为之翻,百川皆乱流”(《晦日寻崔戢李封》)的危亡时代,杜甫     

论司马迁“与民族共忏悔”的悲剧精神

我们的民族文化传统究竟有哪些优势与弱点,是近年来文化界也是文学界探讨的一个大课题。有的研究者认为,缺乏“与民族共忏悔”的自审意识,是我国古代文学的一个弱点,具体表现在:“我国古代文学缺乏悲剧精神,即便表现了悲苦的情节,也给予喜庆的结局,以留下精神的逃路。而不愿意从悲剧中深刻地吸取教训。”如果从我国古代文学表现出来的总倾向     

悲剧与悲剧观念——从《赵氏孤儿》与《麦克佩斯》谈起

<正> 元杂剧《赵氏孤儿》,被称为元代四大悲剧之一,在中国文学史上已早负盛名。著名戏剧理论家王国维甚至说它是“最有悲剧之性质者”,“即列入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但近年却有学者对它的悲剧性质提出了质疑,认为《赵氏孤儿》“严格说来不是一出悲剧”。因为悲剧人物不是由“顺境转入逆境”,而是相反。“其效果不是悲,而是喜……还因为“不幸的事件在作品里,不是悲剧矛盾激烈冲突的结果出现在末尾,而是作为情节发展的原因与动力出现在戏剧的开头。”(《悲剧论》128页、130页)应该怎样分析和看待此剧,我想结合有关问题,谈一点粗浅看法。     

点校本《旧唐书》汴哀王璥封王时间勘误

中华书局1975年出版的《旧唐书》卷一○七《玄宗诸子》记载了唐玄宗诸子封王的时间,其中对唐玄宗第三十子汴哀王璥封王时间是这样记载的:汴哀王璥,玄宗第三十子也,初名滔。开元二十五年七月,封为汴王。二十四年二月,改名璥,以其月薨(第3272页)。从上述记载得知璥初名"滔",在开元二十四年二月     

截长为短之妙

唐天宝十四年,安史之乱起,唐玄宗在出逃之前,乘月夜登上兴庆宫勤政楼,命梨园子弟唱曲。伶人唱李峤的诗道:“富贵荣华能几时,山川满目泪沾衣。不见祗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雁飞。”玄宗百感交集,凄然泪下,赞叹:“李峤真才子也。”第二年,玄宗在蜀,一次登白卫岭,回首秦川,心潮起伏,不由低吟起这首诗,自语:“李峤真才子也！”(唐·孟棨《本事诗》)。其实,李峤这诗本不是绝句,而是长篇歌行《汾阴行》,全诗长达298字。歌者只将其中28字摘出,使之成     

《旧唐书》“咸阳望贤驿”应是“咸阳望贤宫”

《旧唐书·玄宗本纪》载:至德元载六月乙未(十二日)凌晨,唐玄宗自京师延秋门出。“辰时,至咸阳望贤驿置顿”。同书《杨国忠传》也提到“咸阳望贤驿”。但查阅唐史方面的其他典籍,皆与《旧唐书》所记有异。例如,《资治通鑑》卷218云:至德元载六月乙未凌晨,唐玄宗自京师仓惶出幸后,“辰时,至咸阳望贤宫”;胡三省注:“咸阳县,在京城西四十里。望贤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