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时期来华传教士对西方历史的引介

19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来华传教士文化活动的范围也日渐扩大。他们一方面进入洋务派创办的各种官方机构,如京师同文馆和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从事西方史书编译;另一方面通过教会出版机构,把大量西方史学著作译介为中文。传教士引介西方历史的活动旨在传播基督教,但客观上促进了国人对西方历史的了解。     

从《非〈国语〉》看柳宗元的历史著作观

柳宗元通过对《国语》一书中所记载的历史事件、历史现象的批驳,阐述了关于历史著作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柳宗元认为历史著作应注重内容的真实,写作内容应有所选择,应简洁,前后一致,并具有教育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柳宗元的历史著作观也是其经学著作观,反映了柳宗元对经学文献的看法,体现了柳宗元的经学研究观念,反映了中唐时期经学、史学的变化。柳宗元的历史著作观与其哲学观、历史观密不可分。     

从《非（国语〉》看柳宗元的历史著作观

柳宗元通过对《国语》一书中所记载的历史事件、历史现象的批驳，阐述了关于历史著作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柳宗元认为历史著作应注重内容的真实，写作内容应有所选择，应简洁，前后一致，并具有教育的功能。在一定程度上，柳宗元的历史著作观也是其经学著作观，反映了柳宗元对经学文献的看法，体现了柳宗元的经学研究观念，反映了中唐时期经学、史学的变化。柳宗元的历史著作观与其哲学观、历史观密不可分。     

试论哥萨克史学在中国的研究

俄罗斯哥萨克是历史上一个独特的现象。自20世纪末,国内外学者关于哥萨克史学的研究不断加强和深入。通过分析中国学者关于哥萨克史学研究的成果,本文认为,中国学者关于哥萨克史学的研究呈现以下特点:在研究之初,中国学者以翻译关于哥萨克的著作、文献资料为主;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开始了学术意义上的研究,其中以学术论文为主;关于哥萨克史学的研究还处于初始阶段,不够系统、深入,有待进一步研究。     

西方人类学中国乡村研究综述

西方对中国社会进行系统的研究是在文艺复兴和工业革命后,随着欧洲强国向海外进行殖民扩张后,才逐步展开的,并受到西方各国统治者的鼓励和支持,成为关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地理、哲学、宗教、语言、历史及风物等领域的研究学科,跨越自然、社会和人文学科。文章重点从社会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追述西方对中国乡村研究的历程,讨论其主要著作、理论、研究方法、最新研究动态、热点与争议及代表性学者（包括海外华人学者）。     

从西方话语中拯救中国历史

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我仍可以把中国迄今为止的历史,划分为三个状态：中国史在中国;中国史在西方;中国史重返中国。在全球化的今走,西方话语越来越多地渗透在中国历史研究中,中因史学应摒除研究中的西方中心论,立足于中国自身的历史经验,从中国内部寻求中国史的基本线索,并进一步对中西方历史文化进行比较与融舍。从而实现史学的和谐、健康发展。     

一部追求会通的史学著作——读瞿林东先生《中国史学史纲》

瞿林东先生的《中国史学史纲》不是简单的史学发展史著作,而是关于中国史学理论和历史理论进行缜密思考与系统总结的会通之作.通过多条线索齐头并进的方式,在阐释不同阶段各类史学著作丰富内涵的同时,彰显同一时期诸种史学思想与历史理论的发展演变脉络,使读者在接受各类史学史知识时学会反思与总结.     

唯物史观与历史理论研究的新成就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在历史理论领域的贡献,主要反映在唯物史观与中国历史研究相结合阐述了人们所关注的重要理论问题。社会形态理论、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以及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历史地位等问题的讨论,历来为史学界所重视,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关于历史理论的观点和著作已经成为宝贵的史学遗产,对于阐发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理论,推动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地理经验、宣传策略与宗教立场——试析《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对南中国海地区历史文化的记载

《东西洋考每月统纪传》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本土创办的第一份近代中文报纸,记录了19世纪30年代南中国海地区的历史文化现象,表现了刊物创办者和撰写人对于鸦片战争前期中国历史、文化和人们思想、道德的认识及评价。这份刊物对于南中国海地区历史文化所作的反应和评论,反映了西方传教士在进入中国本土后,对于中国历史、文化、思想等各方面的认识接受和交流状况,为我们理解此阶段的中国社会、文化现象和历史人物保留了一份珍贵的记录。     

中国家具文化的西渐探索

中国家具文化历史悠久,西渐的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传说""引进""吸收、融洽"三个阶段;向西方传播的途径主要是战争与商贸、宗教与传教士、器物与建筑、借鉴与融洽。西方学者对中国家具文化进行的一些研究,促进了中西方家具文化的交流。     

西学东渐对中日新语词创出的影响

西学传入近代中国后,急需大量表述新知识、新技术的语词。林则徐、魏源等晚清先哲及来华传教士为创出新语词付出了艰辛的努力。早期中文报刊与西学著作是新语词得以传播的媒介,英华词典也在新语词的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同属汉字文化圈的日本,通过在中国出版的西学著作获取了西方的新知识、新技术,同时获得丰富的抽象词汇和专业术语。西学东渐及中日间的文化互动,不仅影响了中日两国的社会与历史,也给两国的语言带来了重大的影响。     

试论中国人对拉丁美洲的早期认知——基于明清中国史籍的分析

随着中外交流日益频繁,明清时期中国有关拉丁美洲的记述逐渐增多,主要包括世界史地著作、驻外使节和海外游历使的记述以及译自外国报刊书籍的译作等。有关拉丁美洲记述的增多,反映出中国人对拉丁美洲的认识不断深化:从经由外国人介绍而获得的间接认识到亲赴拉丁美洲各国常驻或游历得到直接认识,由概要的地理历史知识到对政治经济社会的全面了解。     

近代来华传教士的中文学习——以金陵大学华言科为中心

摘要： 熟练掌握当地语言是基督教事业成功的基本要求。19世纪的来华传教士在中文学习上面临师资、教材和方法上的种种困难,但自1912年金陵大学华言科和其他一些语言学校相继建立以后,这一情形有了根本改变,传教士的中文学习模式从以个体自学为主演进到体制化的课程学习。语言学校不仅提高了传教士语言学习的效率,也加强了传教士对中国社会与历史文化的全面理解,在培养合格传教士以及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西方新概念的容受与造新字为译词——-以日本兰学家与来华传教士为例

汉字被认为是一个可以不断孳乳繁衍的开放的系统。历史上,创制新的汉字一直是应对概念增长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近代以降,日本的兰学家和来华传教士都使用汉字翻译西方的新概念。在方法论上,日本多用直译法造复合词,而中国由于化学元素名翻译的成功,造新字为译名的方法被认为更符合汉语的本质。然而,来华传教士苦心孤诣创制的大量新汉字,最终为日本直译法的复合词译名所取代。中日不同译名创制法对各自语言的近代词汇体系形成之影响表明,对于有限的语音形式,只靠增加记录语言的符号---新汉字,不可能完成新的科技术语体系的建构。     

论西方伦理学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特点及影响

从明末清初到戊戌维新之前是中国与西方伦理学的早期接触时期,无论是明清耶稣会士的译著,还是林乐知、花之安等传教士的著作,传播的主要是一些宗教伦理观念,兼有一些世俗伦理思想.虽然,作为学术意义上的"伦理学"的输入还没有真正展开,国人对西方伦理学的自觉传播还没有形成规模,但这一切在客观上都作了西方伦理学在华传播的先导.先有这些思想观念的输入为之铺路,就为此后西方伦理学在中国全面的传播做了理论的准备.     

美国传教士的中国研究的特点及其影响

美国的中国研究始于新传教士的来华活动,他们的研究对美国认识中国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文章通过对美国这些新传教士中国研究的主要成就和中国观的简单梳理,就其特点与影响作一探讨。     

中国美学史著作写作的几个局限

20世纪以来,中国美学史著作的写作学术积累丰厚,但因为多种原因也导致其写作的六种主要局限。对20世纪以来中国美学史著作进行较为全面的回顾、清理、总结和反思,有利于寻求中国美学和中国美学史写作的新的学术生长点。     

武汉大学与20世纪30年代中国哲学——范寿康与《中国哲学史通论》

范寿康是一位融会贯通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哲学家。20世纪30年代，他在武汉大学哲学系任教期间所著《中国哲学史通论》，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部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写作的中国哲学通史。该书既坚持从唯物史观出发看待中国哲学历史，又重视发掘中国哲学史自身的特色精义，留下了有益于中国哲学研究的宝贵启示。     

从“外部视角”对中国古代美学、文论的独特透视——《中国的美学和文学理论》的观察方式

德国著名汉学家、文学理论家、美学家卜松山先生的新著《中国的美学和文学理论》一书,从外部视角对中国古代美学、文论进行了独特的审视:在思想史大背景下叙述美学、文论史;跨文化的比较视角;现代阐释学的考察理路。该观察方式表现出了一些与中国学者书写的中国美学、文论著作不同的、有新鲜感并极富启发性的要素,能够帮助照亮中国在此类研究中的某些盲点,并以这种方式推动中国学者与西方同仁富有成效的交流。     

论台湾学者皮述民等撰写的《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史》

至今,大陆已经编撰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可说是种类繁多,相关述评也是随之繁盛,但由于大多编撰及相关研究对台港及海外的同类文学史著视而不见,欠缺平行比照的视野,这无疑使得我们的文学史编撰始终是自说自话。而台湾学者皮述民等撰写的《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史》在文学史命名与整体流变的勾勒,台湾与大陆文学的并行书写,历史性与文学性的融汇等方面所进行的努力,或可作为我们的镜鉴[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