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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明代徭役的三大类別及編派对象或方法之不同,《明史·食貨志·賦役》曾以几句最簡单的話概括出来,說道: “役,日里甲,日均搖,日杂泛,凡三等:以戶計日甲役,以丁計日杂役,上命非时日杂役。皆有力役,有雇役。府、州、县驗丁口多寡、事产厚薄,以均适其力。”又云: “迨造黃册成,以一百十戶为一里,里分十甲,日里甲,以上中下戶为三等,五岁〔一〕均役,十岁一更造〔黃冊〕。一岁中諸色杂目应役者,編第均之,艮〔差〕、力〔差〕从所便,日均榣。他杂役,日杂役。”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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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建华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2):115-125
明代江南常州、苏州等府苦于赋役征收过程中的重赋“虚粮”,设置役田应对。无锡顾氏、华氏的事例说明,设置义田与役田不仅是为了完役,也是为救济族人。义田与宗法关系的讨论集中于江南地区,唐顺之提出了义田起于大宗之废的观点,王樵特别强调义田统理族人的作用,王世贞认为义田使得社会公平。明代士大夫设置义田,也源于儒家宗法观念中余财归宗、不给资宗与“博施济众”仁政思想。明代士大夫设置义田也是效仿范仲淹,正统时杨荣与成化弘治时期徐溥、陈宗鲁、华守吉义庄较早设置,模仿者不少,士大夫对此互相激励。徐溥义田事例,导致明廷给予义田明确的政策,影响深远。明代江南义庄是作为宗族建设一环出现的,成为宗族制度的重要有机部分。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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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人民服役年限有缩短的趋向,宋比东晋短,梁、陈又比宋短。在法令上,妇女无徭役负担。南朝的徭役分为力役、兵役、吏役和匠役。“又率十八人出一运丁役之”的力役,类似北周的六丁兵、十二丁兵股役制度,即18人为一组轮番服役,每人每年役期为20日。南朝的世兵制已衰微,统治者多通过召募、征发、初兵制度强迫兵户以外的人服兵役。南朝的吏有文武之别,亦有上下层之分,下层的吏要为官府、官员服诸多杂役,吏的来源有多种途径。南朝的匠役主要由百工户和刑徒承担。百工户同吏户、滂户的来源一样,政府把一部分民户固定下来专服匠役。南朝徭役制度的特点是打上了浓厚的农奴化印记,但那时已逐渐推行番役制、雇借制和折钱代役制,说明国家徭役中的农奴制已开始动摇。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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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杂徭是唐代赋役制度中最复杂的问题之一。但国内论者较少,现试作初步探讨。一唐代前期的赋役制度,基本的有四项:“一曰租,二曰调,三曰役,四曰杂徭”(《唐会要》卷83《租税上》);杂徭是其中的一项。杂徭,唐代文献又称“轻徭”、“夫役”、“夫”、“小徭役”等。《唐律疏议》曰:“丁谓正役,夫谓杂徭”(同上书卷28《捕亡律》《诸丁夫杂匠在役及工乐杂户亡者条》)。又说:“其小徭役谓充夫及杂使”(同上书卷13《户婚律》)。所谓“夫”属于小徭役之一种。杂徭是一种所谓轻徭役、小徭役,服役年龄比正役早。《敦煌掇琐》上辑琐三十载:“你道生胜死,我道死胜生。生即苦战死,死即无人问。十六作夫役,廿(二十一)充府兵。”夫役即杂徭。从十六岁起,就要服杂徭,二十一岁起服正役,充当府兵。《唐大诏令集》卷74《亲祭九宫坛大赦天下敕》载:“比者,成童之岁,即挂轻徭;既冠之年,便当正役。悯其劳苦,用轸予怀。自今已后,天下百姓,宜以十八以上为中男,二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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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鳞图册”始于何时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鱼鳞图册”是明代用作登记、调查、统计全国土地的一种簿籍。《续文献通考》卷二记云: (洪武)二十年十二月,鱼鳞册成。帝既定天下,核实天下土田;而两浙富民畏避徭役,大率以田产寄他户,谓之贴脚诡寄。是年命国子生武瀛等分行州县,随粮定区,区设粮长,量度田亩方圆,次以字号,悉书主名及田之丈尺,编类为册,状如鱼鳞,号曰鱼鳞图册。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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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职"到"役":两宋乡役负担的演变 总被引：3，自引：0，他引：3
作为职役之一,乡役是宋朝乡村民户的一项徭役负担。在维护社会秩序、征收赋税等诸多方面,处于国家和乡村社会之间的乡役人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由于“职役”的特性,在官僚士大夫和广大民众的心目中,其社会形象有很大差距。随着社会的演进,乡役制度发生了由“职”较为突出到“役”日益凸显的变化。而这些变化则反映出宋朝内外交困、国家财政入不敷出的实况。在这一景况下,国家不得不更多地剥夺广大民户的利益,并以牺牲、侵夺国家政权“神经末梢”的乡役人的利益为代价,来维持国家的长治久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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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里甲正役的任务和里甲役制的演变应該首先指出,作为明代人民供应賦役的基层单位,里甲这个組織是田賦和一切徭役的主要担承者,这点可以从两方面来理解:其一,田賦和一切徭都是通过里甲这个組織来征收的;其二,賦役的征收是采取連带負責制,一戶欠收由其他九戶补足,一甲欠收由其他九甲补足,而最后的負責者則为现年的甲首和里长,乡县政府是唯他們是問的。由于明政府賦役征发的不断增加,里甲所提供的賦役的种类和款目也不断增加,征发的对象和范围也日见扩大了,这是明代里甲制度史上的基本情况,相随而发生的就是各种役法的調整、改革等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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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前期中男服杂徭役期为丁男的一半，即法定役期为20日。它在国家财政收入上形成半庸。随着两税法“人无丁中”原则的确立，唐前期中男服杂徭的法定20日役期制度遂告解体。中男服杂徭的20日役期是中国古代政府对地方非法徭役在制度上长期规范的结果，也使唐代对杂徭的征派进一步细化。中男法定役期在唐宋之际的解体标志着中国古代的赋役制度迈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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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白粮解运,开始为粮长督率运夫解运,后变为粮长自雇船只和人夫解运,再变为官府督催粮长解运。一般来说,以"区"佥点粮长,每名输纳白粮数目较大;以"里"佥点粮长,其输纳白粮数目较小。白粮解运正米1石所需费用,宣德为3石左右,成化为3-4石;正德、嘉靖时为4-5石;到万历时以5-6石为常,明末飙升到8-10石。北运白粮之重役的形成,核心原因是粮长在解运过程中的每个环节都有"官辖",处处受官吏节制,使费繁多。由此可见,政府对民间组织的管辖环节不宜过多,否则弊端重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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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中后期州县田赋征收中的收头和柜头,是条鞭法推行后税银官收“自封投柜”过程中的主要执行人和实际操控者。头役从最初的看柜收银到拥有催科、倾锭、解运,甚至包征包赔等,功能不断拓展,几乎覆盖了税银“官收官解”的整个流程,头役也成为赋役领域官民之间的代理人。头役佥派之制施行之初,有效地减轻了粮长里甲侵吞之弊,然法久弊生,头役对国家财政和基层社会均产生了消极影响。佥派头役收掌税银之法,也是赋役制度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调适的结果,从明代源于民间的歇家包揽钱粮,到清代出自官府的书差包征田赋,明后期的佥派头役正处于过渡环节,是官府借民间力量对社会控制的方式之一。在基层社会各项赋役征派的实际运作中,头役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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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球化"视野研究晚明史的一部力作--樊树志先生《晚明史》评介 总被引：2，自引：0，他引：2
有关明代历史的研究专著，迄今为止有汤纲、南炳文的《明史》，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崔瑞德(Denis Twitchett)编的《剑桥中国明代史》等，专门研究崇祯十七年后南明小朝廷历史的，则有司徒琳的(Lynn Struve)《南明史》和顾诚的《南明史》等，但对于在明代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晚明时期的专史则尚付阙如。樊树志先生的新著《晚明史》(1573—1644年)一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版)，专门论述万历到崇祯末70余年历史，因而在明史研究的学术史上具有填补空白的重要意义。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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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关于纳税通知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易知由单”,时段为正德以后,而宋元明初的相关研究基本上还没有展开。给各户发纳税通知单,应是“份地制”取消后的客观要求。宋元时期纳税通知单的名称五花八门,有“凭由”“由子”“税由”“由帖”等十余种。明初各户的纳税通知单隐藏在黄册制度之中,而各役的纳税通知单隐藏在勘合制度之中,为学界所不知。实际上明初不仅有纳税通知单,而且还有全国统一性的制作规范。各户的纳税通知单多称“户由”“税粮由帖”“由帖”“由票”等,但以“户由”为普遍称呼,是黄册制度执行上的一环。各役的纳税通知单多称“勘合”,由户部直接发给粮长等役,是明初勘合制度执行上的一环。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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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分析所用的材料与视点明代中期以后，在北京与南京这两座京都，科派于商工业者的“铺户之役”（为官府筹措必要的物料之役）所引起的弊害已经成为重大的社会问题①。即使在与江南的经济城市苏州相邻的县城常熟，情况亦然。1959年出版的《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与1981年刊行的《明清苏州工商业碑刻集》收集了关于常熟县各行业铺户之役的21件碑刻（参照常熟县当官碑刻一览表）②。这些碑文，在很多情况下对铺户之役使用了“当官”或“当行”一语。本文将这些碑刻概括称为“当官碑刻”。两碑刻资料集所收之当官碑文，虽不仅限于常熟…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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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明史研究取得了重要成就.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明史研究室先后编辑的<中国近八十年明史论著目录>(1981年)、<百年明史研究论著目录>(即将出版)的大致统计,改革开放以前(1900-1978年),明史研究论著约1万多条,而改革开放以后至2005年的明史研究论著达3万多条.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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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前期“江南重赋”曾是中国经济史的重要议题。采用数据分析方法，我们知道，洪武二十六年苏州府各县耕地面积相当于1949年的93.3%，以后的田赋增加与田亩的增加基本无关。该年，苏州府的田赋率为13%，大大高于其他地区。不过，从永乐年间开始，苏州府的官员通过土地税的“加耗”（运输成本）与徭役来操纵税额，达成各县赋役负担上的基本公平，保证了江南地区的社会稳定与经济发展。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