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冯契哲学方法论的创造性运用

冯契哲学方法论的创造性运用突出表现在五个方面,即：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研究中国哲学史、以广义认识论解读中国传统哲学的特点、以辩证逻辑方法重建形而上学、以综合创新方法建构“智慧说”哲学体系和以转化再造方法传承中国哲学话语方式。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中,冯契成功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努力克服研究中“左”的和形而上学的倾向,取得了重大突破。冯契以广义认识论解读中国传统哲学,阐释其“天人交互”的总特点,深化了关于中国传统哲学的新认识,也为中国哲学研究提供了一条新进路。冯契以辩证逻辑方法对“转识成智”机制作了系统、深入、科学的说明;而能正确理解有限与无限的辩证法,是冯契能够对“转识成智”予以证成并实现其形而上学重建的关键。     

浅探牟宗三的心性论

牟宗三的现代新儒学很重视对传统心性之学的继承与发展,他将心性本体视作“既存有又活动”的最高实在,以心性论去界说一般的人性论问题,并以“智的直觉”这一道德实践的工夫论作为把握“心性无限量”的基本方法,而内圣开出新外王的任务又促使了“良知自我坎陷”说的出场,从而构成了牟宗三现代新儒学心性论既“照着说”又“接着说”的学理倾向,标明了他作为“现代”新儒家的特质。     

牟宗三现代新儒学心性论及其若干问题

牟宗三的现代新儒学很重视对传统心性之学的继承与发展，他将心性本体视作即存有即活动的最高实在，以心性论去界说一般的人性论问题，并以“智的直觉”此一道德实践的工夫论作为把握“心性无限量”的基本方法，而内圣开出新外王的任务又促使了“良知自我坎陷”说的出场，从而构成了牟宗三现代新儒学心性论既“照着说”又“接着说”的学理倾向，标明了他作为“现代”的新儒家的特质。     

儒家伦理哲学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儒家伦理哲学,是以仁(人)为本的人生、社会哲学。儒家把仁与礼紧密结合,儒家德治实质是礼治,仁学实质是礼学。至宋明理学,形成了系统深邃的儒家“心性之学”。对儒家伦理哲学经剔除糟粕,扬弃、改造,可发见其中蕴含的具现代意义的哲学智慧、人文精神。儒家的忠恕,把个人与他人与国家社会紧密结合,融为一体,蕴含的爱国主义、整体主义思想;儒家的中庸哲学,蕴含的追求真善美结合的理想人生社会境界;儒家重义伦理价值观,注重道德对人生、社会发展的作用,所有这些,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均有明显积极意义。     

“转识成智”与哲学教学

“转识成智”的现代意义在于化知识为能力和德性。哲学与人的能力和德性内在地联系在一起 ,这就使哲学教学在素质教育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要坚持哲学教学中“转识成智” ,就要在拓展理论视野中激发受教育者反思的兴趣 ,提升受教育者人文精神的境界     

“转识成智”与“由智化境”:以康德与牟宗三为例

康德提出了作为道德律之基础的“自由意志何以可能”的问题 ,认为“自由意志”只是一个“公设”,而牟宗三认为自由意志不是“公设”而是真实的存在。其实 ,康德与牟宗三分别代表中西哲学解决形而上学问题的两种不同思路与传统 :“转识成智”与“由智化境”。由“转识成智”的思路必然导致“道德的神学”,而“由智化境”的思路必然导致“道德的形而上学”。     

转识成智的大学生之维

转识成智既是教师教之事，也是大学生学之为，况且教师教的转识成智，最终要体现为大学生学的转识成智。而从大学生学的角度来看，转识成智则需要着重把握如下环节：培育问题意识，开启智慧之门；有主见地自学，在学习中获得智慧；直面不确定性，在行动中生成智慧。     

冯契的“转识成智”学说及其理论意义

"转识成智"是冯契建构的"智慧"说的最基本命题,指的是人类认识过程中由知识向智慧的飞跃;它的提出是为了超越哲学领域中科学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对峙;转识成智的机制包括理性的直觉、辩证的综合和德性的自证;转识成智命题的创新精神对于哲学研究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     

“转识成智”与大学德育——兼论中国传统哲学对大学德育的重要性和启发性

本文通过当前大学德育中面临的问题和挑战,提出在注重知识训练的时代背景下,中国传统哲学中"转识成智"思想对大学德育的重要性和启发性。指出中国传统哲学中蕴含着德育工作实现"转识成智"可资借鉴的深厚思想资源。     

成中英的新儒学思想——本体诠释学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

本文从五个方面解析了成中英的新儒学思想,认为他的本体诠释学从多方面沟通了中西哲学,他对中国哲学进行解构,并提出天人合德的宇宙本体论、知识与价值合一的心性论和儒家道德的辩证观及管理哲学的伦理工程,努力达到对中国哲学的“重建”和“创新”,使之现代化,进而走向世界。     

生存、生命、生活——论李泽厚“情本体”的实践转向

自笛卡尔以降的近现代哲学传统,都有着鲜明的以认识为导向的特征,至当代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的盛行,“语言转向”又统领了一切。李泽厚基于儒家哲学,认为人的生存先于认识,生存经验大于语言,“情本体”的提出,是他在对以往哲学批判的基础上对这一倾向的扭转,展现出一种不同于近代西方哲学路径的“实践转向”。李泽厚的“情本体”展现出三重维度的含义:在先验与经验向度上,不同于宋明理学及现代新儒家,“情本体”主张以生存经验为主,拒斥将儒家超验化与形而上化;主体向度上强调“情本体”学说下的人是具体的、活生生的人,而非康德、海德格尔主张的理性主体;情理向度上,主张以情为本,情理交融,而非“存天理灭人欲”。这三点突出体现了儒家哲学以“人的物质生存—生活—生命”为核心、重视生存经验、实践的特征。李泽厚寄望“情本体”能使哲学走出认识,“走出语言”,走向实践。     

关怀伦理与儒家及马克思在感性学上的会通——基于对关怀伦理“移情”概念的追溯

通过对“移情”这一情感概念的追溯,我们可以发现关怀伦理与儒家及马克思哲学有感性学上的会通,这种会通将推动传统儒家当代转化与马克思哲学中国化之间的内在融合,以及当代中西方道德文化的协同创新;传统儒家的当代转化需要吸收马克思感性学说的哲学社会学方法,实现“由内向外”的转化;马克思感性学的中国化发展也需吸收传统儒家的道德心理学方法,实现“由外向内”的转化,以此奠定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民族心理学基础;但是,无论是传统儒家的当代转化,还是马克思感性学的发展,两者都必须统一地根植在当代西方关怀伦理中所含指的全球化-地球村背景下正在形成的后工业文明（或生态文明）“新熟人社会”这一生活世界,只有在此世界,关怀伦理与儒家及马克思哲学才能真正实现感性学上的会通创新,也只有在此世界,人的感性能力才有可能获得新的解放。     

从宗教社会学角度看儒教

中国自古就有儒教的概念,从现代的角度出发,其中即包括具有宗教性的“儒教”,也包括具有哲学性的“儒学”。宗教社会学认为宗教是社会的象征,它建构一种生活方式作为神圣价值让人们去追求。儒教以实现王道为己任,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发挥着政治、法律、道德、宗教等功能,中国传统宗教的人本主义倾向使得儒教与世界三大宗教不同,从宗教社会学的角度看儒教是一种官方宗教、一种工具性宗教、一种宗法伦理宗教。     

儒家民本思想与民主化进程

儒家政治哲学中的民本思想与现代民主有明显不同,民主制度能有效弥补中国传统文化将政治道德化、缺乏制度保障的缺陷。为了使民主制度发挥最大的功效,我们应在注重制度建设的同时,还应注重人的素质培养,大力弘扬儒家文化并赋予其以新的时代内容。这不仅使传统政治哲学中有价值的资源,在当今的民主化进程中折射出亮丽的光辉,还会促使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建设走向更加完善。     

重理性·尊德性·道中庸——以“三史”“六书”为主论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的贡献

冯友兰的哲学继承了中国哲学传统并借鉴西方哲学智慧,既深化了中国哲学宇宙本体论的思想特点——重理性,又归结到中国传统哲学的精神实质——尊德性,同时在方法路径上选择了传统儒家的一以贯之之道——道中庸。冯友兰哲学作为中国现代哲学的重要创获,其贡献主要体现在"三史"六书"中。     

论儒家哲学方法论的历史演进

儒家自先秦时期就形成了自己的哲学方法论,宋明在逻辑层次与理论层面上达到了一定的高度.进入近现代以来,随着儒家们对传统儒学方法的不断内省,以及对于西方现代哲学方法的借鉴,儒家哲学方法论进行了近现代转型.反向格义、辩证逻辑、解释学等方法被融入儒学.然而由于对"方法"问题认识的片面性,儒家哲学的"中国"特征受到了挑战.     

中华文化的修行之道与生命智慧

中国传统文化蕴涵着儒道释等修行文化精髓,是中华文化的道德根基.弘扬中华传统修行文化,可以开启人的善根和慧根,涵养德性,启发悟性,增长智慧.面对当代精神危机,可以据此建构当代中华文化的生命观,有益于世道的改善和人心的净化.对儒道释等修行之道的阐发,可以揭示中华修行文化蕴含的生命智慧,促进当代中国心学的构建,并对当代的道德重建和信仰追寻有所增益.     

牟宗三对“仁”的诠释及其康德影响

牟宗三以孔子“仁”的“觉”、“健”特性为逻辑起点，“践仁”以接契“天道”，并以孟子的“不忍人之心”，宋明儒的“仁心性体”释“仁”；不仅如此，他还把基督教的“上帝”和康德的“自由意志”比作“仁”，将“仁”视为生天生地的绝对形而上道德本体，并从中开出现代民主和科学的外王来。这为后人研究“仁”提供了有益的视角，也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只有深入开掘儒家“仁”学传统，将“仁”与生活实践相结合，并作出西学的创造性诠释，才具有方法论的价值和意义，也才能切实有效地为构建现代新儒学服务。     

哲学向生活世界的回归

现代哲学在对传统哲学的反思和批判中,实现着面向生活世界的哲学变革。在这种变革中,现代哲学在哲学观层面上展示出不同于传统哲学的理论视界,并表达出现代人要求全面占有自身本质和拥有完整生活的生存论渴望。马克思以实践为基础所实现的转向生活世界的哲学变革,对于我们理解各种各样的生活世界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     

儒学知识化与现代学术

近年来,中文学术界不时出现一种声音,批判现代儒学知识化的趋势。不少人强调:传统儒学是一套关于生命的学问,而不只是一套知识系统;它是一套整体的学问,无法被纳入现代的学科分类之中。他们忧虑:在现代西方的学术体制中,传统儒学会被割裂,因而丧失其主体性与生命力。在有关中国哲学的合法性(正当性)之争论中,也不时冒出这类的声音。这种忧虑自有其道理,但亦有其盲点。因为传统学术的专业化不仅是中国传统,也是西方传统(如西方神学)所要面对的问题。现代学术体制的形成有其历史背景,它固然有所遮蔽,亦有所开显。将传统儒学纳入现代学术体制而知识化,固然有所失,但亦有所得,因为这可以开启儒学对现代社会的批判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