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阮籍及其詠怀诗

阮籍(210—263)是我国三世紀时一位大诗人,他的八二首“詠怀詩”,曾經真实地反映了他所处的时代的真实面貌的某些方面,具有着相当丰富的现实性。同时,他的詩对我国詩歌的發展,也有很大的贡献,尤其是对五言诗。我們可以这样说:他是从曹植时代到陶淵明时代中間的一座重要桥樑,一座高大的里程碑;他是曹陶二人間一个健壯有力的接力者。一阮籍的主要活动时代,是所謂“正始时期”。那时,农民革命处于低潮,而統治阶級則由于其統治已經稳固,所以日漸荒淫腐化,內部的明爭暗斗电日趋尖銳、殘酷。     

于右任与近代革命诗潮的发生发展

1903年,继诗界革命的运动流波,国内掀起了宣扬民族民主革命思想的革命诗潮。为深度解析晚近革命诗潮对诗界革命继承和发展的关系,透视于右任诗作诗话与近代革命诗潮的精神关联,从革命诗潮视域考察于右任三个阶段的诗歌创作与诗学理论。于氏早期《半哭半笑楼诗草》诸作,在诗体诗风上尝试跳出“诗界革命体”的藩篱,补充和发展“三长”理论,在题材题旨上竭力宣扬民族精神、民主意识和反清思想,奏出了革命诗潮的先声。民元前后,于右任诗歌创作、诗学评论及革命诗刊创办的壮举,一方面固结了陕西早期同盟会成员,另一方面推进了东南革命诗群的蓬勃发展。靖国军运动前后,于右任革命思想逐渐成熟,其文学思考和创作实践,引领了陕西靖国军军人诗群的发展,在深度和广度上推进了革命诗潮。于氏将诗界革命引向新的高度,推进了国内革命诗潮的蓬勃发展。     

太原解放前夕阎锡山三次南京之行

晋中战役结束不久,阎锡山的统治中心--太原即陷入了人民解放军的包围之中,成为孤岛.但是,阎锡山仍然在作困兽之斗.太原解放前夕,阎锡山三次南京之行,就是在此形势下发生的.阎锡山第一次南京之行,旨在向国民党中央政府报告其困守太原的情形,希望得到援助;阎锡山第二次南京之行,其使命除应蒋介石之邀,调解府院关系外.亦为寻求国民党中央政府和有关方面对太原进行支援;阎锡山第三次南京之行,是奉代总统李宗仁之命,参与国民党中央关于国共和谈等问题的磋商.阎锡山此次抵达南京后,虽因交通受阻未能返回太原,但他仍不断给其困守太原的部属撑腰打气,鼓励他们负隅顽抗,绝不投降,直至太原解放.     

纳兰性德的祖籍及其两次东北之行

山一程,水一程,身向榆关那畔行,夜深千帐灯。风一更,雪一更,聒碎乡心梦不成,故园无此声。这首调寄《长相思》的绝妙小词,曾受到晚清词曲研究大师王国维先生的激赏,说它描绘出近乎“明月照积雪”、“大江流日夜”、“中天悬明月”、“长河落日圆”等著名诗句所概括的“千古壮观”,称誉作者纳兰性德(1654—1685)为“北宋以来,一人而已。”性德原名成德,字容若,有《饮水词》、《侧帽词》、《通志堂集》等行世。纳兰词不但在清代词坛上占有突出地     

十世班禅四次拉卜楞之行及其历史意义

班禅系统与保持着具有坚实政治基础的传统友好关系。十世班禅确吉坚赞大师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和改革开放初期两个重要历史阶段,以藏传佛教领袖和国家领导人的身份,应邀或受中央委托先后四次前往拉卜楞进行针对性的宗教活动和工作视察,对于当时以拉卜楞为核心的甘肃甘南乃至邻周川青两省藏区的政权建设、社会稳定及民族宗教工作的健康发展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论“六诗”之次第、演变及其美学特征

《诗经》中的赋比兴有三个层次:诗体(同风雅颂一样),表现手法,修辞格。学术界对于这三个层次的认识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从《诗序》到郑玄为诗体与表现手法互相牵混的阶段,但赋比兴作为表现手法却正始于此;从郑玄到孔颖达为第二个阶段,即只将赋比兴认定为是表现手法;从孔颖达到朱熹为第三个阶段,朱熹不仅认为赋比兴是表现手法,并进而认为是修辞格。《周礼》中对于“六诗”的排列顺序“风赋比兴雅颂”以及郑玄对“六诗”的解释并不是逻辑混乱,而是有其内在的时空关系的。赋比兴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比较曲折而复杂的过程,作为修辞格与表现手法虽然起源早于诗体,但它们在各自的诗体中淬了火,增加了新的美学特点:赋由原来简约朴素又增加了铺张扬厉的特点;比是惩恶,美学特点是凄怨深情,一唱三叹;兴是扬善,其美学特点是委婉含蓄,余味深长。     

三家《诗》的传承及其师法、家法问题

师法、家法是经学传承中产生的概念。汉人传经重师法、家法 ,但这是相对的。从三家《诗》的传承来看 ,三家中的每一家中 ,在两汉 ,特别是西汉 ,不断有“自名其学”者 ,表现出对师法的发展甚至改窜 ,也是对原有《诗》派的分化。这种分化 ,显示了三家《诗》的发展历程。所以 ,由师法分家法来看 ,过分强调师法、家法是不符合汉代经学发展实际的。     

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形成过程中的三次融合及其启示

19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形成过程中的三次融合,铸就了马克思主义的辉煌,也给我们带来了极其深刻的启示:任何一种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总是在一定的历史背景下孕育和萌生,总是和社会的整体发展和运动紧密相连,总是和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理论观点的交融、碰撞密不可分。离开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离开19世纪的背景条件,离开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发展和运动,我们无从理解马克思主义。同样,离开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离开当代中国社会的整体发展和运动,离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我们也就无从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经济学方法论史上的三次大争论及其启示

本文对三次比较著名的经济学方法论争论进行了全方位的探讨 ,从背景、起因到内容及其产生的后果等方面逐一作了分析和评价。最后 ,作者对 3次争论之间的内在关系和实质 ,以及这些争论在当代给我们的启示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改革开放以来的三次思想大解放及其理论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的三次思想大解放及其理论基础○李海亮中国改革开放的２０年,是对社会主义认识不断深化的２０年,是理论与实践不断磨合、相互对接的２０年,是支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路线的２０年,是邓小平理论发育成熟的２０年。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     

科学划界标准的三次历史性转折及其方法论意义

在人类思想史上,围绕科学划界问题,形成了三次历史性转向:第一次历史性转向,起始于16~18世纪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结束于19世纪中叶的早期实证主义,科学与非科学之间从无界到有界;第二次历史性转向,发轫于19世纪康德"先天综合判断"对科学与形而上学何以成为可能的沉思,集中表现于20世纪中叶逻辑实证主义和批判理性主义对科学知识体系验证方法、科学命题的社会功能及科学命题的可证伪性、可试错性及相对性问题的探讨;第三次历史转向,开始于20世纪中叶,导致了传统科学划界观由绝对到相对,由相对到"消融".科学划界标准不断发展演化的过程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方法方面给予我们深刻的方法论启迪:首先,科学划界观的不断发展演化反映了人们对知识领域认识的不断深化和发展;其次,关于科学划界标准的讨论使人们对于社会科学研究主体的认识日益深入;最后,关于科学划界标准的讨论有助于丰富人们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多样性的认识.     

简论日本第三次临时行政改革推进审议会及其目标

日本临时行政改革推进审议会是近十年日本行政改革和内政外交方针政策的重要策源地之一,在日本社会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1990年10月,自第三次临时行政改革推进审议会(以下简称第三次审议会)成立以来,受到日本各界普遍重视。我们对其进行追踪研究,可以透视日本内政外交的原由和动向,从中借鉴一些经验教训。     

论朱熹对科举态度的三次转变及其改革主张

明清时期,由于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一书被官方定为科举考试的必读书目与标准答案,因此,朱熹在当时科举中的地位不断被神化,以致近百年来,人们形成一种传统的观念模式:似乎朱熹是热衷于科举的罪魁祸首,他的《四书章句集注》是束缚人们思想解放的紧箍咒.事实上,朱熹一生中对科举制的态度经历了三个不同阶段的转变:一是启蒙求学阶段,以...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技术经济特征及其政策含义

第三次工业革命既涉及使能技术、生产工具、制造系统和工业物联网等不同层次技术簇群的涌现和扩散,也涉及人力资本结构、生产组织方式和产业组织结构等经济制度要素的深刻变革,是一个技术经济范式协同演化的过程。在新工业革命的背景下,我国的制造业战略和政策调整,要在坚决打破低成本诅咒的前提下,充分考虑第三次工业革命技术经济特征及其政策含义,针对美、日、德等发达工业国家的部署做出策略性的反应。产业政策的重点应当逐渐由占领制高点向形成系统性的技术和产业优势转变,由扶持标准化装备的组装向促进架构技术创新能力、大型工程管理能力和创新网络协调能力等集成能力提升方面转变,由扶持一体化的大企业向促进核心零部件和系统软件领域的中小企业、创业型企业发展以及社会化开源创新转变。     

也谈战后日本的三次“教科书攻击”及其原因

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推动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发动了极其残暴的侵略战争,而且战后仍坚持所谓的“皇国史观”①,否认战争罪行,修改、篡改许多重要的侵略史实。本文论述了战后日本进行的三次大的“教科书攻击”②,进而从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现实等几个方面分析其产生的原因。     

论本世纪来中国社会三次巨变的地理轨迹及其哲学意蕴

江泽民总书记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了三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产生了三位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孙中山、毛泽东、邓小平”。他不仅指明了本世纪来中国社会发生的三次巨变，而且充分肯定了三位伟人的重要的历史地位和伟大的功勋。对这三次巨变深究下去，我们还会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这三次巨变过程的地理轨迹有令人惊奇的一致性，即它们都是自南而北的，都是从广东、从广东的广州地区为起点，向北辐射，而扩大至全国的。何以本世纪来中国社会三次巨变会出现这样的地理轨迹？这一现象蕴含着什…     

局限性范畴的普遍性及其现实意义——对三次局限性问题讨论的反思

局限性问题的内涵、规定性是什么?它是不是个普遍性的范畴?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是否也有局限性?这既是一个实践中提出的问题,也是一个存在着分歧有待研究的理论问题。 一、三次局限性问题讨论的启迪 进入八十年代以来,上海《社会科学》曾经开展过三次关于局限性问题的讨论,认真总结     

韩琦三次“还乡”判相州及其与当时的政治权力关系

韩琦 ,相州安阳人 ,北宋著名的政治家。他曾赞辅仁宗 ,继而又先后辅立英宗、神宗 ,对北宋中后期之政局产生了重大影响。然而自中年以后 ,他不断上章请判乡郡 ,并先后有三次还判相州的经历。本文对韩琦三次判相州的前因后果及其守乡事迹作了一番考察 ,进而追索他后半生政治生涯的心路变迁旅程 ,并在此基础上简要揭示了中国传统政治中屡见不鲜的“还乡”事件背后所隐含的复杂的政治权力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