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经济增长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世界100个主要城市2003年的数据,在内生增长理论的基础上,利用新古典增长核算方法和多元回归分析法,探讨了影响城市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实证研究结果发现:全要素生产率可以解释城市产出增长的79.8%,是一个城市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动力;产权和司法制度是影响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最主要因素,技术进步对城市全要素生产力也有显著影响,制度和技术进步可以解释城市全要素生产率的近70%,是城市经济增长的源泉。进一步的理论分析揭示,现代城市经济增长的动力集中体现在城市交易成本的不断降低上,而良好的制度有利于降低城市交易成本、提高交易效率。本文实证结果和理论分析表明,要实现我国城市经济快速、持续增长,作为有效制度的供给者的城市政府必须进一步转变自身的职能。     

中国经济增长中的规模扩张与结构调整:一种生产前沿方法

将我国1987—2009年经济总体行业和1980—2008年38个工业行业的产出增长分解为技术效率、技术进步、资本的规模扩张和结构调整,以及劳动的规模扩张和结构调整等6个部分的贡献。实证分析发现:(1)规模扩张和技术进步是促进行业产出增长的主要因素,但趋势相反,规模扩张的贡献下降,技术进步的贡献上升并成为最主要的因素,我国已经基本实现了经济增长模式从规模扩张驱动向技术进步驱动的转变;(2)技术引进带来的适宜性问题导致我国技术效率持续下降,技术效率差异也是行业产出增长差异的主要原因;(3)劳动力的结构调整效应要好于资本的结构调整效应,其原因是要素配置机制的差异。     

金融发展、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空间溢出效应与调节效应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2008—2019年中国30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通过建立空间杜宾模型和调节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金融发展、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科技创新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金融发展、科技创新投入的间接效应与总效应能够显著促进经济增长,科技创新产出对经济增长具有抑制作用,科技创新能够显著正向调节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直接效应与总效应。科技创新的调节效应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中西部地区科技创新投入的调节效应优于东部地区,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科技创新产出的调节效应甚微。政府应当进一步优化金融结构,促进金融创新,加强金融监管,推进金融改革,提高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和水平;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科技创新推动经济发展;对东部与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应实施差异化的区域发展战略。     

市场化改革、对外开放与中国区域经济增长

将新制度经济学的制度变迁思想与内生增长模型有机结合,把制度作为一种内生、可变的决定性因素纳入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之中,在对制度变迁的指标测度进行借鉴与修正的基础上,尝试基于扩展的Barro型回归方程、采用动态面板回归方法实证考察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在中国区域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效应。研究发现:在其它变量加以控制的前提下,人均GDP增长率与人均GDP的初始规模呈现负相关,中国经济增长表现出明显的条件收敛性,各地区市场化进程、经济开放度和人力资本的差异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市场化进程的经济增长促进效应存在递减趋势;经济开放度与经济发展水平的关系十分密切,特别是东部地区经济开放度的提升有效地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但也容易受到国际市场需求变化的影响;人力资本和交通基础设施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技术扩散、技术创新与社会保障“双引擎”驱动策略

本文采用一般均衡理论分析框架建立了社会保障与技术进步的实证模型以便研究其对中国经济波动的影响。结果表明，与社会保障冲击在短期内引发经济波动相异的是，技术进步变量冲击能够在更大程度上持续提升潜在的技术存量水平，促使生产部门进行更多的R＆D，进而使产出达到更高水平的均衡。社会保障对经济的影响效应体现在对其他经济变量的“传递+互动”方面。社会保障投入的正向冲击对技术存量及就业等方面具有正向传递效应，而与工资的“互动性”能够给经济产出带来更大的提升效应，最终促使经济不断地达到更高水平的均衡点。在促进中国经济迈向中高端的关键性因素中除技术进步变量外，社会保障冲击及生产部门的R＆D投入是不容忽视的因素。研究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及波动因素时，在其动力系统模型中引入再分配领域的社会保障制度及服务指标不失为一项有启发意义的探索性研究。     

内向型FDI、自主R&D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的实证分析

本文利用2001-2008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内向型FDI、自主R&D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本文发现,由于“竞争效应”和“技术差距”的存在,内向型FDI对我国经济增长呈现出显著为负的影响;我国自主R&D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较大,我国的R&D产出弹性与美国、法国的R&D产出弹性相当,高于英国、日本和德国的R&D产出弹性.本文的研究有助于理解内向型FDI与自主R&D对我国当前经济增长的贡献,为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提供一定的借鉴.     

市场一体化与经济增长:基于长三角的经验研究

本文在构建市场一体化指数数据库的基础上,研究了长三角地区市场一体化的经济增长效应.实证分析发现:市场一体化的增长效应依赖于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在低经济发展水平阶段,市场非一体化带来经济增长;而在高经济发展水平阶段,市场一体化带来经济增长.这个结论有助于揭示市场(非)一体化的产生原因,并为理解我国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合作方面的行为差异提供了参考.     

FDI与区域经济增长:苏州赶超大连的例证分析

改革开放30年以来,苏州与大连这两个沿海都市经济之间经历了有趣的赶超,苏州赶超了大连。本文从FDI与经济增长视野切入,由表及里地考察与分析了这种赶超现象及其后面的因素。关联数据比较显示,两市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快速增长都得益于FDI,经济赶超与两市引进FDI规模变化的时间序列大体吻合。关键变量的尝试性分析显示,两市的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均高于劳动,但FDI相对于国内资本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则不同,其中大连明显优于苏州。考虑到FDI本身就是投资的一部分,它对两市经济赶超的影响就不能忽视。至于FDI之区域经济增长效应差异,可从两个地区FDI分布行业差异和国内投资实施的制度差异予以解释。     

分工、交易与经济增长

本文认为,自80年代以来,“新增长理论”的兴起标志着对传统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重大创新,然而,如何把握生产的制度结构与长期经济增长之间内在的联系机制,至今仍是一个需要深入发掘的理论领域。作者把分工看作是一种生产性的制度安排,它不仅具有直接产出效应,而且具有间接制度效应,即它规定着生产组织的方式、交易组织的发展程度和经济增长的制度特征。因此,文章指出,以分工制度为核心,把企业内部人力资本积累机制、市场依存度的扩大、市场范围的拓展和交易制度的逐步完善联系起来,就可以为收益递增和长期经济增长提供一种制度上的保障。     

经济发展水平差异的解析——制度与经济增长研究的最新进展

经济学家已经从不同角度对各国经济增长绩效存在的巨大差异做出了详尽的解释。在对影响经济增长的诸多因素的研究中,人们逐渐把制度变量融入到现有增长理论框架和实证检验中来认清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作用机理。通过对相关文献的梳理,文章认为制度是经济长期增长的决定因素,制度(尤其是产权制度)通过激励影响对物质和人力资本、技术和生产组织的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