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玄礼学的"非学术"意义

以礼学为主干的郑玄经学常常在学术史研究中被认为是“ 纯学术”，可是经学自确立地位以来，就是一种政治统治学说，这是不容否认的。产生于一 个特殊时代的郑学，为什么就只是“纯学术”？这问题在近年的经学史研究中已经有人提出 疑义，但还缺乏专门的研究。本文从郑玄礼学的历史依据、现实针对性和以《周礼》为核心 的政治意义等几个方面探讨郑学的所谓“非学术”意义，以就教于方家。     

经学、历史与历史书写——以郑玄论圆丘礼为例

中国的经史传统,有着极为复杂的内涵。以圆丘祭天之礼为例,在两汉经典中,只有《周官·大司乐》提及过一次“圆丘”,而无论是今文经典,还是两汉典礼,在祭天典礼上都只有南郊祭天,没有圆丘祭天。东汉末年经学大师郑玄统合今古文经学,平衡经典异义,并以《周礼》为基础构建了一套新的礼学体系。郑玄将《周官》的圆丘纳入祭天典礼,认为在南郊之外,还有更为重要的圆丘祭天。这是郑玄以经文为本,统合今古文经学的结果。经学的改变马上带来制度的革新。在政治层面,当“郑氏家法”被普遍接受之后,魏明帝开始以郑玄经学为基础构建祭天大礼,首次制定了圆丘祭天之礼,这表现出经学塑造历史、制度的特点。另外,郑玄把《周官》理解为周公制作的一代大典,周公又是一个历史人物,那么,周公制作的大典,便成为周代的历史,而且因其具有“经”的地位,而成为最可信的历史。因此,郑玄的经学在杜佑《通典》等史学著作中,成为构建周代史的材料。可以说,经学不断在塑造制度、塑造历史,同时,又不断在塑造三代的历史书写。从郑玄论圆丘礼中,便可以看出经史关系的多层面相。     

简论郑玄对《诗经》的理论研究与训诂

郑玄笺《毛诗》,《毛诗》存而汉代今文三家诗遂亡。郑玄《诗》学,融汇了汉代今古文经学之精华,是汉代《诗》学的总结,又是魏、晋、唐代以及清代《诗》学的滥觞,因此郑玄的《毛诗传笺》在学术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但长期以来,对郑学研讨不够,对郑玄《诗》学的贡献论述也较少,实为憾事。本文是在学习《毛氏诗传笺》的基础上,浅谈几点体会,以就教于大家。一、汉末经学的衰微与郑学的兴起欲论郑玄《诗》学的贡献,首先需明瞭两汉经学演变的趋势。经学盛于两汉,但汉末经学亦趋于衰微。皮锡瑞《经学历史》说:“经学盛于汉,汉亡而经学衰”。汉代经学衰微,其原因如下: 第一,汉代的经学是汉代的官方哲学,     

汉唐经学视域下的《仪礼》经义诠释与文本生成——以“宿戒”厘定为例

汉末以来,《仪礼》诠释与建构进入全新模式,礼学开始跳脱《春秋》学统摄,寻求自我体系建设的突破,最终实现了内容与功能的分化：一方面是仪典构建原则重新厘定,另一方面是治世经义理据重新建构。这种诠释手法建立在仪节诠释的基础上,包含了文、事、义的重新整合,意在建构一套全新的社会性仪礼规范。郑玄对《仪礼》所记延请仪节的界定,是其校订经文、厘定礼义的典型案例,郑玄此举为社会生活建构起了通贯今古的实践法则。这种对规范法则的精细化处理在汉唐经学转型中具有代表意义。郑玄《仪礼注》所做的这些工作,是汉末经学开始走向社会仪制整体建设的重要体现,此尤应引起注意。     

郑珍与郑玄的经学渊源

郑珍的经学研究与郑玄有着极深的渊源。首先是因为他们同为郑姓,出于对郑玄的景仰,郑珍视郑玄为＂家康成公＂,视郑学为＂家康成公之学＂。其次是因为他们人生遭际的极大相似性,郑珍以郑玄为楷模,抱道隐居,学业志行,颇类康成。郑玄注经以三礼成就最高,郑珍的经学研究亦主攻三礼。为救世儒之失,承继、维护与弘扬郑学,郑珍治经,以声明郑注为宗旨,排击他说,推尊郑学,在郑学的流传上功不可没。     

北魏孝文帝时期的礼制建设

孝文帝时期的礼制建设的成效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政治上,找到了北魏王朝正统地位的经学与历史依据;二、社会变革上,实现了拓跋部由游牧文化向中原农耕文化在礼制方面的转变;三、学术上,解决了汉魏晋诸儒没有解决的一些经学难题。     

论郑玄、王肃对汉末儒学的改造与创新

东汉末,雄居汉代统治思想宝座二百余年的官方正宗学术的经学开始走向衰亡,经学的衰亡成为历史的必然,经学衰微的总趋势是任何人也改变不了的,但是从某一历史局部来看,这时候经学却出现一统的盛世,即历史上所谓的“郑玄时代”,这主要是因为以郑玄、王肃为代表的一批人对儒学改造与创新所作的巨大努力。     

略论许慎在汉代今古文经学融合中的作用

东汉时期,是古文经学发展兴盛并压倒今文经学的时期,同时也是今古文经学走向融合的时期。这一融合最终是由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师郑玄完成的,其标志则是"郑学"的出现。这是两汉经学发展的必然趋势和一大进步。但首先在今古文经学融合方面做出贡献的是郑玄之前的许慎。许慎在汉代是以古文经学大师的面目出现的。许慎的《说文解字》兼采今文经说即已体现了融合的精神,而他的《五经异义》更为这种融合起了奠基作用。     

周公的郊祀礼——郑玄的经学构建

在郑玄的经学思想中,如何根据经文的记载,构建一个完整的周公郊祀祭天的理论体系,是郑玄经学体系中非常重要的内容。郑玄通过发明经义,阐述了以“天有六天”“郊丘为二”为主要特征的周公郊祀礼。而这一礼制的背后,有着深刻的思想内涵,郊祀礼中的始祖的存在,是统三统的思想基础。郊祀礼中的感生说,使郑玄理解的历史世系不同于《史记》。同时,周公的郊祀礼,是孝治天下的最典型的表现。     

许慎、郑玄的五经总义类著作及其意义

因为文献传承的不一致与家法的分立,汉代经学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对同一部经典的不同解读。故而官方政权和学术领域,都有了统一异义的需求。许慎、郑玄两位大家又对五经异义展开论辩,并形成了《五经异义》、《驳许慎五经异义》两部文献。此外郑玄又有关于六经大义的综合性立论著作《六艺论》。这三部书是东汉时期五经总义类著作的重要文献,对了解这一种重要的经学著作的体例和东汉经学由专经向贯通的发展趋向,都有重要意义。     

历史解释与历史重演——重塑《左传·郑伯克段于鄢》中郑庄公的形象

《左传·郑伯克段于鄢》是非常著名的历史叙述文本,讲述了庄公兄弟二人为王位而反目成仇的过程。《左传》评价"兄不友、弟不恭"的伦常失序是事件的起因。后世评论多以此为据,而忽视兄弟二人的母亲武姜的政治力量。清华简第六辑《郑武夫人规孺子》,塑造出颇具政治谋略的武姜,综合《左传·郑伯克段于鄢》的叙述,借助历史重演解释理论分析可知,她与庄公多年秘而不宣的政治角力,是郑伯克段叙述中的内隐的政治背景。庄公借助边父、祭仲等人的长久筹谋,因势利导,驱逐共叔段、拘禁武姜,避免郑国内乱,为国家兴盛谋求发展空间,但他养骄长恶,一贯以满足个体私欲来豢养王室及其近属,为郑国埋下内乱的祸根。     

王肃的礼记学及其后世影响

王肃作为继东汉卢植和郑玄之后出现的礼学家,以其《礼记注》和《圣证论》中与郑玄有所不同的礼学观点,从而成为独自名家的一派,其礼记学著述及学说的传播与传承,对后世礼学有很大的影响。特别是从集中在诸多礼学问题上王肃与郑玄的认识和理解的不同,以及历经唐宋元明清乃至近代的后世学者对王肃礼记学的各种观点的肯定与否,既呈现出传统经典学术传承中的时代性异同与特点,也表明在唐人标树的“礼是郑学”之外,还有值得后人关注和探析的别样的礼学观点及其学术价值意义所在。     

谭政关于人民军队政治工作中的人本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谭政是我军思想政治工作的卓越领导者,其政治工作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原则.他从工作对象出发,以人本思想为指导,探讨官兵政治工作、群众工作、敌军工作的原则和方法,为丰富毛泽东的政治工作思想理论做出了贡献,也为新时期军队政治工作提供了理论依据.谭政的人本思想,对今天开展军队政治工作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论宗藩体系下元丽文学交流的新格局

元帝国与高丽建立了不同于辽宋金诸朝的政治关系,以朝贡为形式,而以宗藩体系为实质。 通过使臣交聘、王室交流、赴元应举、文人游历及典籍传播等途径,元丽文学交流的渠道得到了大规模拓 展。稳定的宗藩体系促进了高丽文学在中原文学影响下的繁盛,表现为高丽后期文人专集、作品的爆发 性增长和优秀作家的涌现。而高丽文学风气由效仿晚唐诗风的华靡,转变为模仿白居易晚年诗歌的闲 适,再到苏轼成为海东文人仰慕的典范,这一由唐风到宋韵的擅递过程,亦是元丽宗藩体系建构过程的 折射。     

出处之念的起因及主要意旨──“朝隐”与中国古代出处文学主题

朝隐,是古代文人在恶劣人文环境下保护自己又不枉道变节的一种政治斗争方式,其萌于《庄子》。“陆沉”、“市隐”,直接开启了东方朔身在朝而明哲保身的“朝隐”。而对于西汉宫廷文人亦官亦隐传统的继承,以晋宋文人最为典型。出处意念往往与文人“饰美”心理传统有关。特定官僚体制、社会形态决定了这一文化现象的特殊与普遍,出处之叹成为古代文人抒情诗惯常主题。晋宋文人“朝隐”作为出处两端的折中与变通,是整个主题价值流向和主要表现程式、意象趋于定型化的关键环节。     

从洋务运动到戌戊变法的政治转向——兼论中国从王权政治到民权政治的历史转向

中国从夏商周到鸦片战争,王权及天朝政治结构不仅未曾动摇过,而且还在不断走强,大有登峰造极之势。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导致洋务运动和戊戌维新两大改良,促使国内王权政治开始松动,打破远东国际天朝政治结构。虽然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两场变革都因王权政治的顽固抵制而流产,但却改写了天朝国际政治的历史,同时终结了继续强化王权政治的发展轨道,为辛亥革命做好了政治准备。从洋务运动到戌戊变法的失败,宣告了中国的政治进步不仅要由外而内地深入改良,而且必须经历一场由体制内改良到体制外革命的历史转向,最终才能实现推翻帝制的善果。研究其中的政治转向或政治隧道便成为重中之重。     

略论“竹林玄谈”的社会本位品格与时代价值

以嵇康、阮籍思想为代表的"竹林玄谈",上承"正始玄风",下启"中朝清谈",开创了一条颇富特色的儒道互补之路.处于魏晋交替时代白色恐怖中生息的竹林玄谈,特异的政治历史背景赋予了其突出的社会本位品格.竹林玄谈在表面旷达风流的同时流露了其独特的社会忧患意识和社会批判精神,它塑造了众多高洁俊烈、风神独秀的一代名士.同时也在"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呼声中展现出了其独特的时代价值并千古流传.     

论中国古代臣谏君的若干原则——说服学与传播学视角

在中国古代王朝的政治传播活动中，臣下谏君亦可纳入说服性传播的考察范围，然而古代谏议毕竟不是平等的说服，且传统的礼制秩序、文化秩序也规制着君臣传播角色的不平等性。出于维护君主威严的需要，同时考虑到谏议传播的说服效果，古代论谏者多主张技巧性地采用讽谏、婉谏策略，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诸多谏议说服原则，概括地说，包括心理原则、态度原则、保密原则及时机原则等。这些原则从信息传播的侧面透露出古代王朝的专制主义特征，也体现了古人的传播思想智慧。     

敦煌写本蒙书《孔子备问书》校正

《孔子备问书》是敦煌所出通俗类蒙书之一.根据写卷内容可知,这部蒙书融儒、佛、道思想于一体,既表现出与唐代官学教育的一致性,又极具敦煌地域特色.此蒙书后世不传,历代史志亦不见著录,因而更加显其珍贵.然研究者极少涉足,截至目前,唯有台湾的郑阿财先生校录过该文献.今通过复核各写卷,我们发现郑阿财先生的录文尚有可商榷之处.我们通过复核P.2579、P.2581、P.2594、P.3756等写卷,对郑先生《孔子备问书》录文进行了十四则校正.     

论金代宗室的经济收入及经济犯罪

在女真族建立的金朝,与中国古代历代王朝一样,宗室作为统治者的血亲成员会享受到诸多优厚的经济待遇。宗室成员因此大多过上了富裕的生活,但也有部分宗亲的生活由于种种原因并不富足。出于追求财富的天性,宗室成员中也常有经济犯罪行为发生。金朝宗室阶层后期汉化加深,生活奢靡,对财富的追求和渴望加深,也应该看做是金朝走向覆灭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