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之子”殷海光的“五四”情结与“五四”观念

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五四"有着独特的地位和特殊历史符号的魅力."五四"的历史有多久,对"五四"的意义阐释就有多久.社会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对"五四"各有建基于意识形态立场的阐述,也有一些思想者在一再的反思中追索"五四"的真谛,自称为"五四之子"的殷海光就是其中最典型者之一.殷海光的"五四"观经历了两次转变,一次是意识形态之间的转换,一次是从意识形态阐释向回归历史的学术思想解释之转变.后一个转变为进一步深化"五四"认知和发挥"五四"的精神价值,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遗产.     

阐释五四:陈独秀与同代人的话语比较

正像西方有“说不尽的莎士比亚”一样，中国的五四运动因其丰富的内涵，也给后世的人们提供了许多重新阐释的可能性。但大体上看，对五四运动阐释时，自由主义、文化保守主义、激进主义以及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仍旧是学术亦或政治评价的主要方式。本文在分析现代中国激进主义思潮的代表陈独秀的话语的同时，着重于厘清陈独秀式激进主义的话语与其它话语之间的异同，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五四运动迄今已八十多年，反省各方阐释五四的方式，对进一步理解五四，把握五四精神，应该说具有历史和现实的双重意义。 从现有资料看，“五四”后，陈独秀…     

女娲神话的现代阐释——《补天》与《女神之再生》比较

鲁迅的作品《补天》和郭沫若的作品《女神之再生》都是五四时期对女娲神话传说的现代性阐释,寄托了两位大家对历史的思索,体现了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对现实人生的不同理解和相异的价值判断。     

胡适与五四戏剧改革

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 ,从文化革新的立场出发 ,团结了一些持不同意见的人 ,开展了中国戏剧改革的认真讨论。他主张联系现实斗争 ,引进易卜生主义与悲剧观念 ,这不仅是当时戏剧改革的需要 ,也是五四新时代提倡思想独立、敢于说真话的必须。在当时对待民族戏剧的态度上 ,胡适与钱玄同、周作人不同 ,他从历史进化论出发 ,一方面对传统旧戏剧、特别是元杂剧给予很高的历史评价 ,另一方面又力主学习外国新戏剧 ,“取人之长 ,补我之短” ,努力发展民族新戏剧。但是他对传统戏剧的“遗形物”的夸大描述 ,仍然反映了五四时代的历史局限     

多重的复调:五四的特异性与多歧性

从五四的下限北伐开始,五四认知渐趋定型。然而关于五四形象的历史协商,仍在进行之中。自成一体、自具其相的五四,可以说是自足的。而在整体的五四之中,又有着许多独具特色的个体。把五四放在历史脉络中,更容易把握其时代性,了解五四在中国近代史上所表现的更多是延续还是突破。同时,自具体相的五四又显出与整个近代大趋势不同的特异性。这种双重的时代特性增强了认识五四的难度,却也指明了努力的方向,即正视五四那多元复杂而激情洋溢的时代特色,充分认识五四外在的整体特异性和内在的多歧个性,注意观空与观时的互动。述史如史,复调的五四需要复调的研究。     

错位的“战场”：孙中山与胡适的“新文化运动”

既往有关孙中山与新文化运动关系的研究,多已注意到他既有支持又有反对的矛盾态度。然而,透过态度这一表象,可以看到他对新文化运动更多是造势与借势。五四学生运动后,孙中山以自己的方式将部分新文化运动的内容与形式纳入其革命方略中。他在1920年所使用的"新文化运动"一词也有其特定含义,强调民众动员,倾向借宣传以取得革命成功,相对并不看重反传统、欧化或白话文等,与胡适所谓的"新文化运动"侧重不同,实各有抱怀,处于错位的"战场"。在后续的历史记忆中,胡适等五四当事人和国民党人多从新的历史现实出发,重新叙述孙中山与新文化运动的关系,直接或间接建构了孙中山的历史形象。     

“五四”:被解说的思想元典——五四研究史断想

"五四"被认为是20世纪现代中国的思想元典,是对后世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关键时刻".由于历史书写的权力运作,对"五四"的阐释和评价显得岐见丛生.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五四"这个现代中国的本源性事件不得不遭受不断被"当代人"根据自己的"意愿"重新叙述的命运.大致而言,存在"文艺复兴说"、"破坏传统说"、"资产阶级启蒙说"和"新民主主义说"四种关于"五四"的主要话语表述方式.     

发现与失落——中国20世纪文学对“人”的解说

在中国历史的现代化转型历程中,作为时代中心行为的思想启蒙是以“人”的发现作为话语核心的。从近代的“新民”到五四“狂人”,从浪漫诗人到铁血战士,由英雄到神再到凡人,正是在不同历史语境的不同阐释中,也同时是在不断的发现与失落中,“人”寻求着自身的存在方式。文学作为人类心灵的记录和人类自我认识的一条途径,既本真地记录着这个心路历程,又以积极的姿态参与了“人”的塑造。     

"五四"启蒙主义话语的形态与思维特质

“五四”新文化人在思想启蒙的实践中,以“医生”、“导师”的身份和姿态,确立了作为启蒙主体的话语权威形象;借助于决断性甚而不乏独断性因素的表述形式,他们对启蒙的意义进行了理性的阐释和激情的发挥,“五四”启蒙主义话语的思维特质也由此形成。本文着重讨论了“五四”启蒙主体在权力意向和便于为启蒙客体所理解的意图下为追求“明晰”的言说效果所作出的努力,同时也揭示了具有明显二分法思维特性的二元对立话语模式所处的历史语境以及它与启蒙主义传统的内在关联,从而对“五四”启蒙话语的理性价值作出客观的评价。     

论八十年代"新启蒙"的科学观念

上个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是继"五四"之后的又一次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启蒙高潮,在这一历史的轮回与上升中,"科学"不仅是作为一个旗帜或者思想的动力资源被秉持着,而且"科学"自身的内涵与科学精神的外延也被积极地探索着和丰富着."科学"及与其相关的科学观念始终是五四时期、80年代文学与思想领域的关键词,透过不同时代对它们不同的理解与阐释,可以从中折射出启蒙思想的变异及其深化的轨迹.     

论周扬现实主义理论的特征及其发展

周扬现实主义理论体系的理论来源是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他第一个向中国完整地介绍阐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并用现实主义来为“五四”以来的革命文学定性。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他用《讲话》精神来阐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把文艺的大众化方向、文艺的政治功能等纳入其理论体系之中。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受到质疑时，周扬积极倡导“两结合”的创作方法。新时期以来，他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其理论体系的核心没有根本改变，只是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有所反思，作了某些调整。     

论文学经典的阐释维度与空间

文学经典的阐释只是一个历史过程,永远不会终结,是向着未来无限开放和敞开;任何一种阐释维度和视角都有其澄明的一面,又有其遮蔽的一面,审美阐释、意识形态阐释和文化阐释这三种阐释维度都有各自阐释的必要性、合理性,阐释的适应性,阐释的重点,阐释的洞见与遮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在不同类型的经典中,由于种种原因有一种会占据主导地位.在实践中要防止一种维度对其他维度的掩盖,理想的阐释效果应是三种维度的完美结合,形成一种"张力".     

“五四”与“当代文学”:历史重述中的意义生成与话语转轨

历史总是被不断重述,每个时代都依据掌握话语权力的集团的利益写作"客观的"历史,以至于"历史事实"这一概念不断遭受质疑.在对五四话语的历史分析中,"表述"这个概念揭示了不同意识形态背景对五四"历史意义"的缔造,由此彰显"重述五四"与"当代文学"发生的复杂线索:在五四一代人的论述中,五四的性质和领导权不言而喻是属于资产阶级的;在20年代革命文学,30年代左翼文学的历史叙述中,五四新文化运动尽管被指认为腐朽、没落的文学形态,但作为左翼文学的"驱魔"对象,仍被视为资本主义性质;到了40年代的"延安文学","五四"则被叙述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重述"后的"五四"使得革命话语中的"当代文学"得以发生并得到合法性论证.     

五四精神与闻一多抗战后期思想变化

“五四”的科学与民主思想，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抗战后期，闻一多思想发生重大变化，即与“五四”有关，是以五四新文化合乎历史逻辑的发展为前提的。闻一多从“五四”的镜子里看出了历史的法则，因而他一改早年推崇传统文化的态度，举起了“科学”与“民主”的旗帜，向封建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发起勇猛冲击。这在他，既是回到“五四”、又是踏上时代的潮头。闻一多通过“五四”的精神之桥，走向了“人民的世纪”。他的思想面貌焕然一新，认同了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方向，成为共产党人可以信赖的朋友。     

“五四”文学审美批评的视野、建构与意义

"五四"文学审美批评是一种自成体系的批评模式,纵向视野与横向视野构成批评活动的两个基本维度,时间历时形态与空间共时形态交叉互渗。与此同时,"五四"文学审美批评体现为诚挚性、独创性和宽容性的复合内涵,彼此之间互为补充、渗透和制约,共同建构了整体性的批评氛围。"五四"文学审美批评作为一种话语诉求,在不同作家和批评家之间保持了良好对话与争辩,也就保持了相对自由与独立,在启蒙背景下彰显出全面的审美阐释,为新文学的自由与自觉在理论上奠定了坚实基础。     

海登·怀特与文学批评

海登·怀特是位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也是位文学批评家。怀特首次将形式主义语言学引入到历史的分析和历史的叙述之中,引起了历史阐释模式的变革。一方面,他将历史叙述阐释为具有"文学性",历史与文学具有了多个方面的相似性,拆除了横亘在历史与文学之间的学科分界,使历史与文学走到了一起。另一方面,文学与历史之关系不再是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而是一种迥异的新"互文性"关系。怀特提出的后现代的历史叙述理论使他颠覆了传统意义上的历史,也为文学与历史的关系提出了新的思考。     

海登·怀特的新历史主义文学叙事阐释

有关后现代叙述话语对新历史主义文学提供了启发,成为其历史阐释的起点.历史叙事的建构能够用多种结构来阐释.各个结构实际运用中的呼应关系表现在具体的历史叙事中,各种历史叙事对历史的阐释都可以在写作层面和一定的历史阐释结构相对应,体现出一种结构的同质性.由不同历史阐释结构形成的历史叙事是不同文化精神在同一文化体系内冲突的显现,也正是这一内在冲突,使得历史叙事形成了个人风格.     

五四文学及其流变的反思

一五四文学的悲剧性内涵由于历史的沉淀,人们对五四的认识已经深化。但中国文学要求走向现代化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尽管中间已经经历过艰难和曲折,事实上却还很难说五四的使命已经完成。今天,站在历史的新的起跑线上的人们将只把它作为又一次相似起点的有价值的参照。五四文学曾经在不同程度上被“旗帜”化。应该说,五四的叛逆精神和变革方向无可怀疑,确实具有旗帜意义,然而感情     

论五四时期新诗与宋诗的文化氛围

五四时期的新诗人以反传统文化为旗帜,但是,传统文化的影响是不可能一笔勾销的。这种影响,有时以“集体无意识”的形态方式呈示出来;有时则由于现实与历史的文化氛围有某种惊人的相似之处,而使得不同历史时期的诗人具有某些共通的文化气质。宋代的诗坛和五四时期的诗界就具有某些相似的文化氛围,这种时代风尚,使得五四时期的新诗人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呈示出宋代诗人的某些文化气质,从而对五四新诗运动和诗人的诗学观念和创作实践发生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当时诗界的整体风貌。     

启蒙现代性与五四文学的历史规定性

本文认同于五四文学思潮本质上不是现实主义或浪漫主义而是启蒙主义的观点,并从五四文学革命、五四文学创作和五四文学理论三个方面考察五四文学的现代性追求,对这一观点作了进一步的论证。本文认为,五四文学革命是适应启蒙运动的需要、作为思想启蒙的重要手段而发生和发展的,显示五四新文学实绩的鲁迅白话小说,就是启蒙主义的“遵命文学”,而五四新文化人建构的文学理论,也是以文学工具论为核心的启蒙文学理论。现代性包含两种不同的内容,一为启蒙现代性,一为审美现代性;前者表现为启蒙精神及其展开,后者表现为艺术自主性和自律性的确立。五四文学所追求的是启蒙现代性,而不是审美现代性。五四文学的这一历史规定性,决定了五四文学思潮的启蒙主义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