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史上的“天人关系”问题——兼与刘节先生商榷

中国古代学者提出的“天人关系”問題,是中国思想史研究中的一項重要課題。就今天的科学水平来說,这个問題当然不见得怎么复杂,不过是一个人与自然的关系問題而已。但是在古代,事情就不那么簡单:一方面由于科学知識的限制,古人对“天”往往有一种神秘的感觉;另方面在阶級社会中,統治者亦往往利用“天”作为維护他們統治的思想工具。因此“天人关系”在中国思想史上就不单純反映人和自然的关系問題,在这里亦交織着人与人之間的关系,或者可以說是交織着阶級斗爭的关系。事实上在中国古代各个时期,每一位思想家对“天人关系”的不同看法,都与当时的阶級斗爭有     

在广东历史学界关于历史观和方法论问题的座谈会上刘节先生的历史观点受到了进一步批判

10月5日,广东历史学会召开了一次学术座談会,討論历史观和方法論問題。刘节先生在会上作了多次的发言,反复地說明自己的論点,对其某些重要論点,作了补充和发揮。参加座談的同志,就刘节先生近两年来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提出的錯誤历史观和方法論問題,特别是刘节先生在会上的发言所涉及的一些主要問題进行了分析批判。刘节先生发言的主要内容如下: (1)刘节先生說:我的“天人合一”說,是要以人来統一,而不是以天来統一,也就是以人来掌握自然规律。人掌握自然规律必須是两个方面的:一是如心理学的自然规律,这是主观方面的;一是如物理学的     

刘节先生的历史研究是为誰服务的?

我们主张历史研究要古为今用,刘节先生也大談历史研究要古为今用,看起来似乎沒有什么不同,其实却是根本对立的。我們主张古为今用,是要坚持历史研究为无产阶級政治服务的原則,而刘节先生大談古为今用,只不过是歪曲历史,借古非今,企     

从“循名责实”看孔子的“仁”——与刘节先生商榷

本刊自今年第二期起举办《关于学术研究方法论问题的讨论》专栏以来,许多学术研究工作者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热烈地参加了讨论,共发表了有关方法论问题的短文二十三篇。讨论的情况表明,方法论问题,学风问题,是学术研究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也是学术界十分关心的问题。在讨论中,各个学科都提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特别是提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和阶级分析方法是否适用于历史研究这样一个根本性问题,引起了大家的重视,进行了比较集中的讨论。我们认为,方法论问题还有继绩进行讨论的必要,但这个专栏的形式,已经显得不能适应讨论逐步深入的情况。因此,决定专栏讨论在这一期结束。我们希望继续就各个学科的方法论问题展开讨论,特别是对历史科学研究中的阶级分析方法问题作进一步的探讨,以便在学术研究领域中进一步贯彻百家争鸣的方针,批判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观点,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红旗。     

有关历史研究的几个问题——与周予同先生商榷

不久前,周予同先生发表了“有关讨论孔子的几点意见”。在这篇文章中,周先生对学术界正深入开展的关于孔子思想的讨论,提出了某些建议——象编写《孔子传》、编写《中国哲学辞典》等。显然,这些积极的建议,值得大家重视。但是,就周先生这篇文章的基本观点来看,是值得商榷的。周先生所提出的一些观点,涉及到历史科学的这些问题:如何正确对待史料及史料考订?历史研究中主观与客观的关系怎样?能不能以封建的与资产阶级史家的治学方法,当作我们现在研究历史科学的基本功?史学研究中怎样坚持阶级分析?我们想就这些问题,提出几点不成熟的看法,向周先生与读者求教。     

关于语言学研究的认识论与方法论问题--兼与徐通锵先生商榷

语言学研究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对于普通语言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基础性意义.本文基于"人类语言的本质相同"和"人类语言都是属于‘分节的领域'"的共性的认识论,着重论述了"以语言为本位,而不是以文字为本位"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原理及其对语言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性.并对"文字本位"方法论的偏颇作了具体剖析.     

刘节先生人性论的实质

在中国古代思想史上,談人性的思想家很多,众說紛紜,爭論不一,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把人性看成是先天的、抽象的本质。无論主张性善、性恶或性善恶混的,都把人性說成是超然存在、与社会关系沒有联系的东西。可見他們的人性論是唯心主义的,他們的爭論是形而上学的。其次,他們还把人性的善恶标准絕对化,不以为人性善恶标准在不同历史时期有不同的标准,而且在同一历史时期,处于不同的阶級地位的人,其善恶标准也根本不同。这些思想家所謂善恶的标准,都沒有超出維护剝削制度的需要,如把仁义礼智之类的封建道德作为善,把反对这种封建道德当作恶。因此,他們的爭論只不过是从不同的角度为当时的統治阶級效力。     

历史与逻辑的一致——研究马克思哲学思想形成的一个方法论问题

<正> 斯大林曾经说过:“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推广去研究社会生活,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应用于社会生活现象,应用于研究社会,应用于研究社会历史。”(《斯大林选集》下卷,第424页)很多人据此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过程中,辩证唯物主义首先产生,然后运用到历史领域,才有了历史唯物主义。如李达主编的《唯物辩证法大纲》中写道:“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2—1846年创立唯物辩证法的过程中,根据当时自然科学提供的资料,首先形成了辩证的唯物的自然观。”(《唯物辩证法大纲》第131页)也有人不同意这种看法,认为马克思是在研究黑格尔法哲学、研究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中,即首先在社会历史领域走向马克思主义的。     

阶级分析是洞察孔子哲学的根本方法——与严北溟先生商榷

读了严北溟先生的“论‘仁’——孔子哲学的核心及其幅射线”一文,觉得有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这就是怎样用阶级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来洞察孔子哲学?严先生在他的文章中,有不少值得商榷的地方。仅提出一些看法,请批评指正。     

历史哲学之我见——兼与刘修明先生商榷

“历史哲学为的是寻究普遍的人类发展道路.但共同的人类是由不同的民族、国家、地域的人民组成的.历史哲学不可避免要通过世界各民族各地区的历史说明人类发展的特殊性和多途径.……历史哲学对历史的进程的辩证关系解释越深刻,越切合国别史、民族史的实际和世界的关系,就越能使人类正确地认识自身、正确地处理自己和社会同世界的关系.因此,历史哲学和国情研究存在内在联系.它离不开对一个民族、国家的社     

关于赵高历史身份的解读——与李开元先生商榷

文章主要是针对李开元先生的《说赵高不是宦官——补〈史记.赵高列传〉》这篇文章中一些疑点进行的探讨。     

现代西方哲学研究的几个方法论问题——与刘放桐同志商榷

刘放桐同志在题为《关于对现代西方哲学的评价问题》一文中,提出了“对现代西方哲学进行具体评价的标准”问题。最主要的是:究竟怎样具体分析现代西方哲学流派的阶级属性;究竟怎样具体估计现代西方哲学在理论上的是非功过;如何具体看待现代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尽管刘放桐同志说的是具体评价的标准问题,实际上提出了现代西方哲学研究中一个带有根本原则性的方法论问题。本文拟就这三个方面商讨,求正于刘放桐同志和其他研究者。     

关于西周井田制问题——与金景芳先生商榷

关于西周井田制问题,郭沫若先生的观点是:“井田只是公家的俸田,这是土地国有制的骨干”。“井田制是有两层用意的:对诸侯和百官来说是作为俸禄的等级单位,对直接耕种者来说是作为课验勤惰的计算单位。(《奴隶制时代》第29、31页)。去年《历史研究》第二、三期发表了金景芳先生《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商榷》的文章,不同意郭老关于井田制的上述观点,认为中国的井田制就是欧洲中世纪的“马尔克”公社;井田制的形式就是孟子的“八家共井”。我并不完全同意郭老的井田说,但尤觉得金先生的     

刘节先生历史观的哲学基础的剖析与探源

刘节先生在《学术研究》1962年第一期发表的《中国思想史上的“天人合一”問題》这篇文章里說:“按照馬列主义的理論处理中国思想史上的問題,已經有《中国思想通史》这部大著作做我們的榜样……我这篇論文,想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中国思想史上的問題,这个問題就是‘天人合一’說。”这里,刘先生明白地把自己置于与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相对抗的地位。中国思想史和世界思想史一样,是社会历史发展中社会的阶級与阶級斗爭之反映,     

评刘节先生的“天人合一”史观

刘节先生在《中国思想史上的“天人合一”问题》这篇文章里说:“‘天道’是自然规律,或者说自然法则;‘人道’就是社会规律,或者说人为法则”,“人类如果未能正确认识自然规律,掌握自然规律,人为规律就无法与自然规律相统一”,只有“掌握了自然规律以后……才可以得到真正的‘天人合一’。”而“真正的‘天人合一’”,“必须是通过共产主义时代才能真正实现的。”可见刘先生对天人关系的看法,乃是他对“历史的演进过程”的看法。这也就是说,他把中国的历史归之为天与人如何从矛盾到合一的历史。而天与人之所以能够合一,就在于他虚构了这一对阶级社会的既矛盾又统一的所谓     

资本雇佣劳动的逻辑问题——与张维迎先生商榷

资本雇佣劳动只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形态 ,但资本家及其学者却妄图证明 ,它是一种永恒的社会形态。本来这些观点早就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被批得体无完肤 ,但偏偏有人企图用所谓的现代数学手段来重新“证明”资本雇佣劳动对社会来说是合意的。这些“证明”同样是不成立的     

中国古典解释学方法论反思--兼与杨润根先生商榷

本文重新反思了中国古典解释学的解释方法论,认为在"述而不作"亦即"寓作于述"解释宗旨的作用下,中国文化经典解释的基本方法是语言解释方法、历史解释方法和心理解释方法,它们相互结合,不断发展,从一个角度成就了中国文化经典解释曾经有过的辉煌.本文还以此为依据,对杨文提出了商榷的意见.     

中国古代法律样式的历史考察——与武树臣先生商榷

武树臣《中国古代法律样式的理论诠释》一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第1期,以下简称“武文”)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律样式走过了西周、春秋的判例法时代和战国、秦代的成文法阶段,自西汉至清末,形成了成文法与判例法相结合的混合法样式;也就是说,中国古代已跨越了西方世界的两大法系样式而走出将两者混合的第三种样式。并提出,“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法律样式所具有的特征实际上体现了人类法律实践活动的某种共同规律”。作者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以下简称“武书”)一书中,亦有相关阐述。中国古代法制的历程果真存在如此渐进的三段…     

刘节先生的治史态度和方法

刘节先生是一位学有专长的先秦史专家。他的学识渊博,对于中国古代的考据学、历史学包括思想史和史学史都有研究。尤其对考证先秦古史问题和诸子的学术思想,取得较多的成就。他毕生研治史学,态度严肃认真,研究方法也有可供后学借鉴之处。由于刘先生已经去世,我们对他的整个学术造诣又了解不深,本文只是作一简单介绍,如有误解之处,望读者和熟悉刘先生史学思想的前辈专家不吝教正。     

关于奴隶与农奴最根本的区別的意见——与董楚平先生商榷

“历史研究”一九五六年第八期发表了董楚平先生的一篇文章——“从生产关系的基础看奴隶与农奴最根本的区別。”读了之后,觉得董先生的論証是不夠全面的,是不十分正确的,特别是对斯大林的有关定义所作的批判,我認为尚有进一步商榷之必要。大家知道,在历史上的五种社会形态中,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虽是兩个完全不同的社会形态,但它們之间的共同点,要比其他社会形态为多。因此,在研究奴隶制与封建制的分期问题上,便存在着许多的困难,其中包括奴隶与农奴的根本区別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