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阿Q》的理论贡献——试说何其芳的阿Q典型研究

《论阿Q》,何其芳同志这篇重要论文发表至今,已有整整三十个年头了。三十年来,鲁迅研究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何其芳同志文章中所着力研究的阿Q典型问题、改造国民性的问题,取得了不少成果。三十年风雨,也淘汰了不少过眼烟云般的应时之论。而《论阿Q》仍然闪耀着理论的光芒。这是一篇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真正的理论家的认真之作!倘若何其芳同志九泉有知,他完全可以欣慰地说:“我对得起历史,我的探索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读何其芳的一封未刊书简

几年前,我开始对何其芳的作品进行系统研究,并着手编选《何其芳研究专集》,得到了沙汀同志的热情关怀和具体帮助。沙汀同志不但为我审阅文稿、订正史实,而且把他珍藏多年的何其芳给他的书信原件,特地托人带交给我。笔者征得沙汀同志的同意,现将何其芳致沙汀的一封未刊书信公开披露,以飨读者。 为了便于读者阅读和研究者参考,现将与书信有关的问题作一些简要的说明和评介。     

延安文艺座谈会后延安作家的转型之路——以何其芳的转变为例

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是延安作家集体转型的分水岭,何其芳的转型之路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他开始反省自己曾经高度认同的“写熟悉的题材”思想,也不再认为“文学在革命中的作用不大”。他的思想与文艺观高度认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创作上却出现缺失。这彰显着他从唯美主义作家向革命主义作家转型过程中充满着矛盾与复杂性。从与何其芳相关的细微材料中发现,何其芳的思想、艺术改造经历了与吴玉章相似的从“有点不痛快”到“高兴起来”再到“认真检讨”的过程。何其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对自己作品集的选编与出版隐含着他不同时期的思想与心态,但这些转变过程和思想变化学界都少有关注。对隐微材料的发掘以及何其芳自己选编与出版作品集的变化,同时关注他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的文艺评论的深层次内涵,这些都是研究何其芳转型的重要途径。     

拿起文艺批评的武器——兼评“现代主义”的文艺批评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事物在运动的过程中,可以抵御污染和侵蚀。在文艺领域,清除和抵制精神污染的主要方法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锐利武器,开展文艺批评。这是保证社会主义文艺健康活泼发展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四十多年前,毛泽东同志曾说过:“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一九八一年七月邓小平同志指出,文艺战线“存在着涣散软弱的状态,对错误倾向不敢批评,而一批评有人就说是打棍子。现在我们开展批评很不容易,自我批评更不容易。”相反,有的人“没受到批评时还没有什么,批评了一下,欢迎他的人反而更多     

何其芳在创作方法中的艺术个性

本文把何其芳诗文创作和理论研究看成一个整体,结合他所处的时代、个性心理与秉性,从艺术方法着手,论述了何其芳艺术个性的形成、发展和衰落,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具体表现.并对何其芳早期接受中外文化影响,文艺主张“突变”的原因,以及何其芳现象作了深刻的探讨.     

关于各个阶级的“共同美”的思考──学习毛泽东美学思想札记

关于各个阶级的“共同美”的思考──学习毛泽东美学思想札记徐汝霖，刁建国１９６１年１月２３日，毛泽东同志在与何其芳等同志的谈话中，曾经就美学理论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即美的阶级性和共同性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的美，各个阶级...     

论何其芳文艺思想的发展轨迹

何其芳文艺思想的发展过程中曾出现过两次大的自我否定,由此将他的思想的演进划分为三个时期。本文将以此为契机,大略追踪何其芳生活和思想的足印,并对其中两次大的自我否定作重点考察,从而探寻其文艺思想发展演变的轨迹,辨认交融于其中的时代烙痕和何其芳的精神个性。一、三个时期何其芳出身于1912年川东万县一个地主家庭。辛亥革命对何其芳生长的那个闭塞的农村没有太大的影响。家人们甚至相信皇帝还会复生,因此,对何其芳继续实施封建式的教育。他直到14岁离开私塾,并于1929年去上海、北平等地求学。离家远游的何其芳还不具备鲁迅“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那样的自觉。不过,在那个时代,冲出封建家庭往往成为走向革命的起点。因此,它确实是何其芳在人生道路上迈出的重要一步。“美、思索、为了爱的牺牲”是何其芳早期思想的三个基本点。这是他不满现实,急欲逃离现实,用幻想构建一个理想世界来安置他那寂寞心灵的写照。他的目光在内在精神世界     

关于《<何其芳评传>若干史实辨正》的信

学报编辑同志: 转来易明善同志《<何其芳评传>若干史实辨正》一稿,匆匆拜读,深受教益。易明善同志查阅了许多史料,并作了一些信访,据此辨正了拙作《何其芳评传》在运用史料方面的一些失误之处,这是一种严肃的科学态度,对此我要诚挚地向他表示感谢。在此之前,我还     

关于“本质属性”概念——与李先焜同志商榷

关于概念的定义问题,李先煜同志在题为《概念反映什么》一文中提出了不少新的见解(见《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80年第3期)。其中否定“概念是反映事物的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的定义的观点,我们是赞成的。但是,李先煜同志否定这个定义的论据是值得商榷的。 我们不赞成“概念是反映事物的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的概念定义。但是,我们并不否定有反映对象的本质属性的概念存在,当然也不否认对象有本质属性,不否认“本质属性”这个概念本身。 李先煜同志是从否认事物有本质属性,进而否认“概念是反映事物的本质属性的思维形式”这个定义的。他认为,“本质属性”这种提法是没有科学根据的。他的主要理由是:本质是内在的一般的东西,而属性是外在的特殊的东西;本质与属性的关系是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以“本质”来限定“属性”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 李先焜同志的这种观点是不能够成立的。 首先,李先焜同志关于事物属性的定义是不确切的。他说:“所谓属性,就是事物的本质(或事物的质,在这里本质与质是属于同一序列、意义基本相同的概念)在与其它事物发生某种关系时的外在表现。” 这个定义有两处不确切: 第一,在这里,发生某种关系的不是事物的本质与其它事物,而是事物与其它事物     

何其芳的艺术典型观浅论

一种新的文艺观点的提出,往往要经过长期的争论,并得到文艺实践的检验,其正确性才能逐渐被人们所接受。何其芳同志在六十年代初提出的典型“共名说”的新观点,以反潮流的精神冲出了庸俗社会学的迷宫,它不仅在当时使人耳目一新,引起激烈的争论,而且到了今天,对它的评价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意见。因此,进一步阐发何其芳同志在典型理论研究中的贡献,无论是对何其芳同志的文艺思想的研究,还是对新时期典型理论的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一何其芳同志对典型理论的贡献,首先表现在研究方法的突破上。建国以后一直到六十年代初,在艺术典型研究上流行的研究方法,是从共性和个性     

何其芳早期散文浅谈

何其芳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诗人、文艺批评家和散文家,历经了由苦闷、幻想、傍徨到走向革命的文学、人生之路。他的散文向人们真实地展现一个中国知识分子的艰难困苦历程和他在创作道路上孜孜不倦地探求的轨迹。这种“历程”和“轨迹”在他早期的散文创作中表现得尤为鲜明。一般都将何其芳一九三七年到延安之前的创作划为他的第一个创作阶段,即早期创作。在这期间,出了三个散文集:《画梦录》、《刻意集》     

论何其芳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艺术自觉”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何其芳文学创作的高峰时期。1930年代无疑是何其芳在艺术上最为雕琢、用心的时期；而1940年代进入延安之后，何其芳的创作心态和诗歌风貌都产生了明显的改变，同《预言》集相比，他的《夜歌》集的确显得有几分拙朴。许多人把这种转变归咎于时代，并认为何其芳从1940年代开始逐渐背弃了艺术上的追求，在艺术上开始退步。而实际上，何其芳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诗歌创作都体现了他对诗艺的探索和追求，他始终自觉地遵从诗歌的关学要求，坚持诗歌的艺术品格，在这个前提之下来进行创作，而没有把诗歌降格为政治宣传的工具。这种“艺术自觉”的意识是贯穿他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创作活动甚至是整个创作生涯当中的。     

毛泽东调查研究方法、原则浅探

毛泽东同志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一贯重视和提倡调查研究。他不仅重视调查研究的具体实践,而且还总结了一整套关于调查研究的方法和原则并上升为理论,成了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着重就毛泽东创造性地制订和运用的调查研究方法、原则作一探索。1 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运用了如下行之有效的方法: 第一,一般调查和典型调查相结合。调查研究是完成一般到典型、从典型再到一般的一个完整的认识运动过程。一般调查可以了解许多事物的现象,但并不深入事物内部,发现其内部运动规律。而典型调查则能深入透彻,了解事物内部运动规律。典型调查得出的事物内部运动的规律,对同类事物具有指导性。毛泽东同志对于一般调查提倡“走马观花”,了解全局;对典型调查提出“下马看花”。他正确地解决了一般和典型调查的关系,并重视和强调“下马看花”、“过细看花”,解剖“麻雀”的典型调查。建国后,     

屈原“美人”“美政”試論

<正> 研究《楚辞》者,向耒多解“美人”,少说“美政”。就是对于“美人”也解说纷歧,不能一致。至于专论“美人”“美政”者,到今天还没见到。是由于“美政”不重要吗?显然又不是。何其芳同志早就说过:“要研究屈原的思想,首先应了解他心目中的“美政”。这话道出了关键问题。如能深入分析,不难发现“美政”是屈原和他的作品的主要问题。今特并提出来,发表不成熟的看法,以就正于读者。     

何其芳后期创作分裂论

何其芳赴延安之后的创作与其早期作品比较,明显出现了思想与艺术发展的不平衡。这种分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时代的规约。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何其芳后期创作深深烙下了为政治服务的印记。其次是对新事物的盲目赞美。童年的苦难经历使何其芳对旧社会深恶痛绝,对共产党强烈热爱,一味的赞美与高歌构成了他后期创作的主题旨归。三是何其芳怀有强烈的告别旧我的“原罪”意识。投身革命的知识分子要改造自己身上的种种非无产阶级思想与意识,但这种改造绝非是要通过彻底否定“旧我”的方式来实现,而何其芳恰恰陷入了这样的思维误区,导致了他矫枉过正,自我主体缺失,走上了一条思想进步而艺术退坡的路子。     

试论何其芳的诗歌创作及其抒情特色

中国新诗的发展已经有六十多年的历史了。如果说这六十多年的历史足以汇成中国新诗的大海的话,那么,每一个独特的诗人就是一条河流。它们以各自的形态流动着,滋润了生活的大地;同时又从不同的入海口,汇入新诗的海洋,为新诗的发展作出各自的贡献。何其芳就是这么一个独特的诗人,他始终寻找着“我的河流”,“低低地唱起自己的歌。”“在我的河流”里航行,唱着“自己的歌”,是诗人何其芳最显著的特点。当清晨,当星夜,他独自凭倚在长长的白石桥上,踯躅在槐荫下,或者瞑坐在幽暗的小窗前,他是敏感而细腻的,“常有些微妙的感觉突然浮起又隐去”,他不惯于从生活本身,从外部世界去得到艺术的发现,而是“倾听着一些飘忽的心灵的语言。”何其芳的诗歌是那些“微妙的感觉”、“心灵的语言”的     

关于新发现的何其芳佚诗五首

去年春天,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一位同志,来成都参加一个学术讨论会,他趁便捎来了牟决鸣同志的口信,嘱托我们查阅一下三十年代初在成都出版的《社会日报》,据说该报曾发表过何其芳的诗歌。不久,笔者从牟决鸣同志的来信中得知,提供在《社会日报》上可能有何其芳的佚诗这一情况的,是成都一位名叫宋大鲁的老人;牟决鸣同志在信中还提     

学习邓小平科学把握“度”的领导艺术

学习邓小平科学把握“度”的领导艺术刘容添事物总是处在一定的时间、空间、质量里，能不能抓住事物的本质，解决事物的矛盾，根本的是取决于能否正确把握事物在时间、空间和质量的“度”。学习邓小平同志的理论和实践，我们就可以看到，他在长达７０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不...     

論心理发展的根本动力

毛泽东同志指出:“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不是在事物的外部,而是在事物的內部,在于事物內部的矛盾性。任何事物內部都有这种矛盾性,因此引起事物的运动和发展。事物內部的这种矛盾性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原因,一事物和他事物的互相联系和互相影响則是事物发展的第二位原因”。我們在探討心理发展的根本动力或原因的时候,必須把毛泽东同志这段精湛地論述,作为全部的理論根据。     

重庆时期何其芳的文学批评精神

何其芳在重庆时期的文学活动对于何其芳本人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这是理解何其芳文学批评的前提条件.何其芳文学批评精神主要体现在他的批评有一股正气,这股正气来自于他人品的高尚、思想认识的明确,以及他的批评有真感受和真依据.其次,他的批评分寸和尺度把握好.再次,他的批评诚恳、真切、公正、平等.今天的文艺批评界需要学习何其芳的文学批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