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双重对象性关系中解读马克思人的本质思想

以人与人、人与物的双重对象性关系为主线,可以重新解读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总和的思想。通过双重对象性关系,可以分析人的本质中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及其意识中的双重因素——非理性与理性,从而理解两种理性因素即经济理性与政治理性的区别,进而分析这两种理性在经济关系与政治关系中的功能差异。在此基础上,还可以深化对唯物史观基本理论的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中理解和把握客观社会发展规律,这一矛盾运动是通过人的有意识的社会实践活动体现出来的,而这种意识既包含反思性的理性(经济理性、政治理性)认知活动,也包含社会存在论意义上的非理性意识活动。     

安德烈·高兹的经济理性批判理论及其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

随着20世纪全球生态环境的持续恶化、20世纪60年代绿色运动的蓬勃发展和法国“五月风暴”运动的政治影响,安德烈·高兹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理论、萨特“自在-自为”的存在主义哲学思想和法兰克福学派技术理性批判理论的基础上,创造性地构建了自己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批判是高兹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显著特征,经济理性批判是高兹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核心议题,生态理性构建是高兹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价值指向。经济理性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断产生而逐渐形成,其实质上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以谋求利润最大化或无限追求最大经济利益为生产动机的工具理性。经济理性具有导致人的虚假需求和异化消费、加剧生态危机以及造成“生活世界殖民化”和“新奴隶主义”出现的危害,而生态理性与经济理性之间存在着本质区别,构建以生态理性为核心的生态社会主义是超越经济理性的有效措施和根本路径。高兹的经济理性批判理论启示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要坚持生态理性对经济理性的扬弃,构建遵循生态理性的生态政治观、文化观、消费观和幸福观。     

理性人假设与政府理性行为

本文运用理性人假设理论，从政府作为市场经济中主要理性人的角度，阐述政府理性行为，分析其操作规范，并提出促使我国政府行为理性化的思路。一、理性人假设理论理性人是西方经济学所作的关于人类经济行为的基本假定。在西方经济史上，亚当·斯密《AdamSmith）是最早作理性人假设的人，在他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及来源》一书中，理性人特指资本家，不包括其他经济参与者。斯密认为理性人是完全自私自利的经济人，其行为的基本动力是经济利益最大化，经济运行由“看不见的手”所指引，资源配置和利用由完全竞争的价格机制来解决，政府不干预…     

高级数字经济学：十大原理与全球趋势

论述了数字经济十大原理，解决了数字经济逻辑内核、运行机制、发展趋势等三大核心问题，从哲学方法论、价值理论、生产与消费理论、组织理论和对策论等方面构建了数字经济学的基础理论和学科体系。首先，数字经济的逻辑内核也是数字经济的存在前提：离散主义（世界观），世界的本质是离散的；制度价值论（价值论），制度规定价值的测度空间；稀缺二元性（逻辑起点），社会资源是绝对稀缺的。其次，数字经济运行机制主要指生产与消费理论：量化理性（理性论），人的理性可以量化和管控；分布效用分析（效用论），分布革命终结了边际革命；数字大生产（生产消费理论），消费和生产具有同一性；深度博弈论（分析工具），数字关系与数字策略全方位融合。最后，数字经济发展模式与发展趋势包括：平台模式（组织理论），经济组织平台化；社会异化（发展理论），通往奴役之路；数字建构（经济结构），万物皆数。     

演化增长理论的演变、超越与贡献

演化增长理论的演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强调技术变迁、制度变迁、技术与制度的协同演化等阶段。它批评了新古典增长理论采用“完全理性”、“一般均衡”等脱离实际的方法,分析了经济增长应采用的演化机制。演化增长理论克服了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不足,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新古典主义增长理论,在经济理论上具有重要的贡献。     

经济学理性变迁及其伦理复归

完全理性假设是西方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基础。长期以来,主流经济学在完全理性假设基础上进行的模型分析和逻辑推演一直伴随着学界的反思、质疑,甚至挑战。基于对理论演化与实践发展的论述,阐明了有限理性学说的成长与发展在体现经济学理论诉求的同时,动摇了主流经济学之根本,开辟了对经济行为决策的组织内研究。而从有限理性延展出的对经济学伦理考量的复归,对经济理论和现实具有重要的意义。     

技术理性：反思与批判的意蕴

技术理性的迅猛发展,不仅使它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推动力,而且广泛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传统的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被科学理性和人文理性所代替,科学理性日益膨胀,以至吞噬了人文理性。随着技术统治意识的崛起,技术开始居于一种理性的霸权地位,现代社会已完全按照技术的要求和规范来设置和运作,社会被技术化,技术也被社会化了。科教兴国与可持续发展两大战略,在理论层面表现为技术理性与人文理性的关系,要使两大战略并行不悖、协调发展,就必须建立技术理性与人文理性之问和谐的张力,这是文明社会持续发展的思想前提。     

守法的经济分析

在现代法治社会,法律至上,所有的社会主体都要遵守法律,按照既定的法律框架,展开自己的行为,拥有权利,履行义务。依据法律经济分析理论,守法主体是经济理性人,追求一定的利益;守法是一种富有经济性的法律行为,有其内在的经济机制、经济形式,存在着一系列守法成本,从而导致追求不同的社会效益。     

法经济学之“理性＂解读

本文通过对法经济学的理论前提理性经济人,即个人利益最大化之“理性”进行经济史上的梳理,把经济学上的理性回放到哲学的视域中,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对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理性进行了比较分析,并对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法经济学之经济理性进行了粗浅的分析．认为经济理性在近代被膨胀为追求最大效用的工具,经济人被转化为一种理性选择概念,市场被视为一种计算手段和机械结构。     

法律的经济分析的基本理论预设

法律的经济分析的基本理论预设有哪些?学界对此尚无定论。在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和经济分析的两大命题的指导下,法律的经济分析的理论预设主要有:理性的人、理性的法律,"类市场行为"与市场行为同样是追求效益最大化的理性"行为",市场运作总会趋向"均衡"状态。     

经济学中的不确定性和预期形成机制——兼论费尔普斯的预期理论

本文考察了研究经济决策中的不确定性、预期形成机制以及个体行为是否理性等问题的主要文献,并粗略梳理了适应性预期、理性预期、理性学习和近似理性等预期等关于预期形成机制研究的基本脉络。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经济理性批判的述评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是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所形成的一种重要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流派。面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在“多即为好的”经济理性的主导下，从生产到消费，人们迷失在消费主义“囚笼”中难以自拔，导致对自然资源的极尽掠夺，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为此，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关系为基点，主张通过生态理性来消解经济理性，降速经济增长，克服虚假消费，实现生态重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经济理性的批判理论，对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公共性与价值之源:中国传统社会共识观的演进

为缓解理性和共识危机，西方流行的现代化论述提出了构建公共性、公共理性和交往理性等概念，寄望借由某种程序理性复造社会共识。而完整的共识机制须由价值理性与程序理性共同担保，公共性不能退守、窄化至程序规范之维。清理中国传统社会共识观念史，可发现公道凝摄、公理体认和公议确证三种共识机制及其价值之源。此三种设计，为重构现代社会共识机制，平衡多元与同一、自由与秩序、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等复杂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历史镜像和观念参照。     

经济理性的完善及其与道义理性的对接——认知神经科学的视角

古典经济理性理论在两个方面一直存在着解释力不足的难题,其一是如何解决利益通约性问题,即不同主体从主观和客观方面对利益在质与量方面的理解如何通约;其二是如何解释利他的行为。认知神经科学的发展,使得经济理性理论可以对这两个问题作出有力的回应。但面对"什么是更值得过的生活"这样的学理问题,经济理性解释理论本来在诸多情况下就缺乏说服力,将其置于认知神经科学的视野中进行审视,解释力不足的问题则更为凸显。认知神经科学与经济学、哲学的跨学科研究表明,经济理性与道义理性的对接不仅十分必要,而且非常迫切。     

儒家“理性人”对经济学“理性人”假设边界的拓展

理性与人性存在密切的联系。儒家人性论的“性善论”决定了儒家的“理性”注重价值判断,是一种价值理性;基督教的“性恶论”决定了经济学“理性人”假设的“理性”注重功利计算,是一种工具理性,具有自身的局限性。经济学的合约理论是建立在经济学“理性人”假设基础之上的,但合约本身并不足以保证签约各方某项权利或义务的成立。为了保证合约中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的执行,需要当事人之间进行沟通;同时,合约理论还必须假定一个道德原则的有效性,儒家“理性人”为经济学“理性人”假设提供了这个道德原则,也就是忠信原则,这就是儒家“理性人”对经济学“理性人”假设边界的拓展。     

地区税负对区域经济发展影响研究综述

在税收增长与经济增长的同步性趋于理性的同时,区域之间的经济发展水平却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对此,国内外学者从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的研究认为,必须加强税收调节区域经济发展理论及作用机制的探讨,建立地区税收负担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实证分析框架,从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角度审视税制改革,完善现行税制,制定合理的科收政策.     

情感能量的理性化分析--试论柯林斯的"互动仪式市场模型"

以经济分析的方法研究一切人类行为尤其是非经济领域的行为,在社会科学界一直备受关注且争论颇多。柯林斯以社会学的视角借鉴了理性选择理论的分析框架,但做了重大的修正。他构建了颇具社会学意味的互动仪式市场模型与理性行为目标,试图以此解决利他行为、情感行为等非经济行为与理性人假设的结合, 以及不同价值之间的理性选择等问题。     

理性与非理性的撞击——现代金融理论的拓展研究

传统主流金融理论在理性框架下,通过对市场金融活动中当事人的行为动机与方式的理想化的假设,配合以缜密的推理与完善的数学表达,将纷繁复杂的经济现象提炼为相对简明的逻辑关系,从而为人们的金融决策提供了理论指导。然而在现实的投资活动中,由于受到信息不对称的影响和自身能力的限制,投资者做出的决策与作为理性人按照效用最优化的理论所做出决策完全不同,因此完全理性的投资决策只是人们追求的一种理想状态,人的实际行为并不具备客观理性的特征,而非理性金融理论的引入必将对传统金融理论产生巨大的冲击,推动金融理论的发展。     

个人破产能力与构建和谐社会

不利于构建和谐社会的民闻债务纠纷时有发生,这与个人破产能力的阙如有关。现代破产法是一种理性的市场退出机制,它对各相关方提供平等的机会,甚而有时偏好对债务人利益的保护。赋予个人破产能力的理论基础是实现公平,现实需求为经济增长与负产阶层的涌出,国际背景在于吸收国外相关立法的成功经验。赋予个人破产能力,符合构建和谐社会的总要求。     

贫困风险约束:返乡农民工创业的发生机制——基于三个川北返乡农民工家庭的生计选择分析

对返乡农民工的生计方式选择及其创业行为的研究,是基于降低返乡农民工贫困风险的考量。在已建立的四种具有代表性的贫困理论分析框架的基础上,还应构建贫困风险约束分析框架。用贫困风险约束分析框架进行研究发现,返乡农民工由于缺乏经济来源、家庭生计发展困难、习惯城市生活方式而难以适应农村生活等,同时,这也使他们面临着贫困风险。贫困风险成为一种约束力量促使返乡农民工家庭选择生计方式。从利益最大化的经济理性逻辑出发,返乡农民工应选择创业作为家庭生计方式。风险约束下的创业选择原则是投入少、见效快、技术含量较低、收益高。由此看来,返乡农民工创业的发生机制是贫困风险约束下的经济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