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富裕目标下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实现路径 ———基于生计多样化视角分析

生计多样化是农户分散风险冲击、增加家庭收入的重要生计手段,有助于提高 底层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助力农户脱贫增收.但生计多样化能否缩小不同收入群体之间 的收入差距,取决于现实中生计多样化对农户整体收入分配的影响.基于全国性家庭调查 数据,采用再中心化影响函数回归方法,实证分析了生计多样化对农村家庭收入不平等的影 响.研究发现:生计多样化具有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能够有效缓解农村内部收入不平等. 具体地,多样化生计活动突出表现为“益贫性”的特点,在缩小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差距、扩大 中等收入群体方面作用显著.基于收入结构的不平等分解结果显示,务工收入对家庭总收 入不平等的贡献最大,务工收入的增长有助于改善总收入不平等状况.特别地,对于生计多 样型农户,务工收入增加１％,总收入不平等会减少４％.此外,分区域分析发现,生计多样 化能够明显改善中西部地区农村家庭收入不平等,但对东部地区影响不显著.由此认为在 低收入的农村地区应提倡生计多样化,以有效推动相对贫困治理、促进相对低收入群体加快 迈入中等收入群体.     

收入分配不平等对刑事犯罪的影响问题研究

我国当前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所造成的不仅是收入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过大,更重要的是在这种社会条件下的收入差距过大所导致的刑事犯罪率的上升和犯罪程度的加剧,通过对造成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原因的分析以及对收入分配不平等对刑事犯罪率和刑事犯罪程度的影响机理分析,提出减少收入分配不平等和缩小收入差距的对策,从而减少收入分配问题所可能引致的刑事犯罪。     

区域市场一体化、劳动力流动与收入不平等——基于长江中游三省的实证分析

随着区域合作的深入,区域市场一体化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但区域市场一体化如何影响收入不平等仍不甚清晰。以长江中游三省为例,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方法和面板分位数回归方法,实证检验了区域市场一体化、劳动力流动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面板固定效应估计结果表明区域市场一体化、劳动力流动都有助于减小收入差距,并且区域市场一体化通过促进永久性的劳动力流入减小了收入差距;而暂时性的劳动力流入并没有明显改善收入不平等。面板分位数模型可以反映各条件分位点处变量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区域市场一体化、劳动力流动减小收入不平等的作用在收入不平等更加严重的地区表现更加明显。稳健性检验表明面板模型分析结果是可信的和稳健的,区域市场一体化通过促进永久性劳动力流入,减小了收入不平等。因此,通过深入推进区域市场一体化进程,消除行政和体制机制壁垒,改革户籍制度等制度性障碍,促进劳动力的永久性流动,将有助于减小收入不平等程度。另一方面,在不同地区应该采取差异化政策,通过积极参与市场一体化建设和消除阻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改善收入不平等状况。     

教育对我国城乡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基于分位数回归分析方法

将教育引入到Sundrum(1990)提出的计算不同人群分组基尼系数的分解方法,分析教育对城乡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不平等的结构效应和压缩效应;并且使用OLS和分位数回归的方法对模型进行了模拟。结果表明,教育与城乡收入差距和城乡收入不平等都呈现倒U型关系,教育对收入差距和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是先增加后减少,不能因为短期的高收入群体的教育回报率高于低收入群体,就将持续的城乡收入差距归因于教育的增加。模型表明,即便中国未来的城乡收入差距不能减少,教育水平的增加也会通过影响劳动力转移因素等对收入不平等产生压缩效应,最终缓解收入不平等。因此,长期而言教育水平增加不仅有利于减少城乡收入差距,还有利于缓解城乡收入不平等。     

我国区域城镇居民收入流动比较研究

改革过程中实施"区域差异改革"策略导致东中西部遵循不同的发展轨迹,因此,分区域考察中国城镇居民收入流动格局有着重要意义。通过对区域城镇居民收入流动分析发现:第一,东部和中部的收入流动水平在1993-1997年间达到最高,随后不断下降,西部地区在2000-2004年间达到最高峰后出现下降。第二,从不同收入阶层地位的动态演化来看,各地区中等收入阶层经济地位具有不稳定性;相比中部和西部,东部的顶层缺乏流动性,同时底层居民表现出较强的向上流动水平。第三,进入2004年之后,中西部地区收入流动的绝对值及其福利的增长速度都高于东部。因此,创造机会平等的公共政策,打破限制劳动力跨区流动的制度障碍,建立完善的福利保障制度,以及大力发展第三产业,从而实现居民收入总体向上流动比例大于向下流动比例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收入不平等对进城农民工风险应对策略的影响——基于鄂粤城市的实地调查

利用2017年课题组在湖北和广东两省调查的950户进城农民工样本,采用Kakwani个体相对剥夺指数测算进城农民工个体收入不平等水平,实证分析个体收入不平等水平对进城农民工风险应对策略的影响,并对不同群体进一步分析。研究表明:(1)农民工个体收入不平等水平处于低剥夺区间,样本收入不平等平均水平为0.277,男、女性农民工分别为0.348、0.227,老一代农民工比新生代农民工的收入不平等水平更高,教育程度越高的进城农民工收入不平等水平越低,普通工人比其他技术管理人员高;(2)个体收入不平等水平较高的农民工倾向于采取高成本风险应对策略,如降低基本生活水平、减少教育和医疗开支等,反之则倾向于采取向正规机构借贷和正式社会支持等低成本风险应对策略;(3)女性、健康状况较差、教育程度低和新生代农民工在农民工群体中处于相对弱势地位,面临风险采取高成本风险应对策略的概率更高。研究结论提供了农民工群体风险管理研究的经验证据,可以为完善城市社会保障体系和推动市民化进程提供参考。     

数字素养鸿沟与农户收入不平等

实现共同富裕关键是解决农民收入问题,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为推动共同富裕战略的实施提供重大契机,然而“数字素养鸿沟”问题不断凸显。运用2020年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CRRS）数据构建模型进行验证,并识别和测度数字素养对增加农户收入及抑制收入不平等的门槛。研究表明：农户数字素养的提升不仅能显著提高收入水平,还能缩小群体收入差距;且数字素养对农户收入及收入不平等水平存在门槛效应,即随着社区互联网普及率的增加,数字素养的提升对提高农户收入的促进作用、对降低收入不平等的抑制作用呈现逐渐增强的特点;机制分析结果显示,农户数字素养的提升有益于农户信息获取、社会资本积累与市场参与,进而推动了农户增收共富;异质性分析发现数字素养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增收作用效果较大,对于抑制农户农业生产收入不平等的作用最为明显。     

收入不平等与中国老年人非正式照料

伴随老龄人口的快速增长,如何更好地满足老年人长期照料需求正日益成为重要的社会议题。文章基于2014年、2018年CLHLS连续追踪调查数据,运用双边随机前沿模型,实证检验了老年人非正式照料影响因素,并估计了收入不平等对老年人非正式照料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家庭收入对数、由退休金或子女提供经济支持、丧偶、失能程度等显著正向影响老年人非正式照料基准量,而社区提供健康教育显著负向降低老年人非正式照料基准量。在具体效应方面,收入不平等综合影响比重达到了76.86%,其中,收入不平等正向溢出效应贡献了88.66%。在影响程度的单边效应方面,收入不平等正向溢出效应高达58.12%,负向挤出效应为33.33%,净效应达到了24.79%。性别和地区特征下的群体异质性较小,但伴随老年人失能等级提升,收入不平等净效应呈现降低趋势。因此,根据收入不平等形成机制,以提升老年人照料水平为导向,文章提出降低收入不平等、优化正式照料资源供给、强化制度保障等政策建议。     

税收、转移支付与顶层收入不平等

顶层收入不平等影响社会经济的平衡与充分发展。通过构建个人所得税和转移支付影响顶层收入不平等的理论模型,使用微观数据库实证分析中国财政体系(个人所得税和转移支付)对顶层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理论分析发现,顶层收入者面临的税率越高、获得的补贴程度越小,顶层收入不平等程度越低;顶层收入者的收入增长速度越快、收入波动幅度越大,顶层收入不平等越严重。实证结果显示:顶层收入者面临的实际税率与顶层收入不平等呈反向相关关系,其获得的补贴程度、收入增长速度和收入标准差与顶层收入不平等呈正向相关关系;中国的财政体系对顶层收入不平等的缓解作用有限,且在考虑隐性收入后顶层收入不平等程度更为严重;发达国家的财政体系在缓解顶层收入不平等方面效果显著,发展中国家的财政体系对顶层收入不平等的缓解作用十分有限。中国应当继续完善个人所得税体系和转移支付体系,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减少隐性收入,借鉴域外国家财政体系构建经验完善中国的财政体系,最终缓解顶层收入不平等。     

农地确权、粮食作物与收入不平等

采用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LDS），基于Kakwani相对剥夺指数测度农户层面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检验农地确权对农户粮食作物收入和农户间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研究发现：农地确权后，农户收入提高了21.3%，农户间收入不平等程度缩小了0.041，并且这一结果具有稳健性。从机制来看，农地确权促进农户购置农机、提高农户农业生产的机械化程度，进而推动农户增收与共同富裕。基于此，应大力推行农地确权，明晰农地权属，并且通过农机补贴等措施鼓励农户实施机械化生产，切实提高农户粮食作物收入，助力农户摆脱收入不平等。     

论《劳动合同法》对劳动者的收益效应

通过分析《劳动合同法》实施前后劳动者的工资水平、相对就业水平以及劳动者收益的代理变量劳动收入份额的变化,发现《劳动合同法》实施后短期内大幅提高了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与企业要素投入中的资本劳动比,扭转了该法实施之前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下降的趋势。经历调整期的波动之后,工资、资本劳动比的变化率又回归至正常水平,但劳动收入份额持续上升。《劳动合同法》的实施可以有效促进工资水平的上涨,抵消该法对劳动者相对就业水平的不利影响,为劳动者带来正向的收益效应。     

资源误配置对中国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

劳动收入份额过低及资源误配置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存在的两个重要问题,而资源误配置是中国劳动收入份额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理论模型研究表明：当资本－劳动呈替代关系时,资源误配置会导致劳动收入份额的下降。基于2001年～2013年的“资源误配系数”的经验研究表明：中国地区间的资源误配置显著降低了国民劳动收入份额,即使控制了影响劳动份额的其他因素后,结论仍是显著并稳健的。因此通过促进要素市场一体化,优化资源配置有利于提高劳动收入份额。     

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成本与收益分析

作为理性人的农民,在农村收入水平普遍较低的情况下,为摆脱贫穷的困境,走出家门来到城市务工,付出了很大的成本,甚至有时成本远大于收益,而没有达到增收的目的。为改变这种状况,实现农民增收,应从三方面做起:给农民工市民待遇;建立有效的中介组织;鼓励农民工回乡创业。     

深化劳动价值论,构筑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

随着时代的不断向前发展,必须解放思想,深化对劳动价值论的认识,特别是知识劳动的认识,不断改革中国的收入分配制度,改善普通劳动者收入水平,促进中等收入层成长,优化人力资源,强化收入再分配,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实现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     

互联网使用、技能异质性与劳动收入

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互联网使用已经逐渐成为劳动者的日常行为,并对劳动力市场产生直接影响。基于201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运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2sls等模型,研究互联网使用对劳动者收入的影响。研究发现:(1)互联网使用与劳动收入之间存在显著相关性。进一步研究发现,个体有互联网使用行为可以使个体劳动收入增加45.5%,加入就业身份、户口性质等变量后,结果依然稳健。(2)通过技能异质性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对低技能群体的收入补偿效应更大,互联网使用使得低技能群体劳动收入显著增加53.6%,但是对中高技能群体的影响不显著。(3)影响机制分析表明,互联网使用通过提高总体和低技能群体的工作效率,以及降低总体和中高技能群体的工作搜寻成本的方式影响劳动收入。有鉴于此,政府应当降低数字化门槛,更大规模普及互联网的使用;利用互联网搭建更好的就业信息平台,把数字技能纳入就业培训体系。     

劳动收入份额与技术进步偏向性

通过构建模型考察劳动收入份额变化与技术进步偏向性关系,模型显示:(1)劳动收入份额与技术进步作用表现出双向性,技术进步偏向性和要素组合模式决定要素收入分配结构,而技术进步偏向性更是通过要素产出弹性强化对收入分配结构作用,即纯技术进步偏向性对要素收入分配结构变化影响有限,而且技术进步偏向性与要素收入呈现相依性和非线性共变特征。(2)劳动收入份额对技术进步偏向性方向的影响并非固定,而是存在临界效应,当劳动收入占比达到这一临界时,企业对技术进步偏向性选择无差异。若劳动收入占比小于或大于这一临界值时,企业对技术进步偏向性的选择将向两个相反方向发展。     

出口、产品质量与劳动收入占比

根据Stolper-Samuelson 定理,作为劳动力丰裕型经济体的中国,伴随着出口的日渐增长,劳动收入占比应有所提高,然而中国却出现了与Stolper-Samuelson 定理相悖的现象.有鉴于此,本文基于企业层面数据,在考虑产品质量的基础上,以省级面板数据为研究对象,从全国、东部、西部和中部四个层面就出口对中国劳动收入占比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全国层面出现有悖于Stolper-Samuelson 定理的现象,主要原因来自于东部和中部的推动,而西部地区的出口符合Stolper-Samuelson 定理.     

基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劳动报酬比重研究

以理论和实证的方法从产业结构升级角度剖析了不同产业、不同要素密集型行业、垄断和非垄断行业劳动报酬比重的影响因素,旨在解决初次收入分配的公平与效率问题。研究表明：行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劳均固定资产投资、平均受教育年限、35-49岁就业人员比重对行业劳动报酬比重影响显著。由此制定了＂分阶段,分梯度,市场为主、政府为辅＂的提高劳动报酬比重的政策建议。     

农村劳动力转移与收入差距关系的实证研究

农村劳动力转移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与收入差距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具体而言,农村劳动力转移短期内能抑制收入差距的扩大,但从长期来看,却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因此,通过强化就业培训、消除就业歧视、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从而建立长效的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保障机制,才是缩小收入差距的有效途径。     

市民化与个人劳动收入：外部性视角

在市民化的推进过程中,身份由非市民转变为市民的这部分人群无疑会受到直接影响,与此同时,原先就已获得市民身份的和至今尚未获得市民身份的两个群体也会受到或正或负的外部性影响。利用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的微观数据对市民化的外部性效应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推进市民化,给更多的非市民以市民身份和待遇,不仅不会损害其他劳动者的收入,相反会产生正向的外部性而使他们从中获益。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地区市民化率每提高10个百分点,个人劳动收入平均将增加3.8%,其中,至今尚未获得市民身份的非市民的劳动收入将增加2.5%,原先的市民将增加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