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竟陵派儒道结合的批评

以钟惺、谭元春为首的竟陵派执掌明末文坛的风向,其所编《诗归》是其诗学理论与美学趣味的代表。孟子提出的"以意逆志"显示了儒家说诗方法的要义,在竟陵派的文学批评实践中还呈现出援道入儒的态势,即继承这一儒家的传统方法,与道家"玄览"、"独游"、"遇合"等哲学思想与审美方式相结合,从而形成了独特的批评旨趣与方法意识。这种儒道结合的批评方法是竟陵派诗学能够独开生面的深度造诣所在,也折射出晚明心学与性灵说的影响力。     

贾岛诗与竟陵派源流新探

从文化背景和诗人自身经历的角度,我们可以发现以贾岛为代表的“晚唐体“与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有着惊人的相似。他们均出现于时代末期,代表人物均有着不解的佛禅情结,用静、冷的笔调来描摹末世心境,在文学上表现为寒瘦、佶屈聱牙。     

略说竟陵派对公安派性灵说的修正

竟陵派对公安派性灵说的修正,本是针对公安派末流之弊而发。但竟陵派讲为诗为文“期在必厚”,实际上是要“独抒”以“深幽孤峭”为宗、“以古人为归”的“性灵”。这就抽掉了公安派性灵说以我为主的主体性,去掉了公安派所说性灵包含的人性的宽泛性、鲜活性和世俗性。其说虽然自成一派,却未能尽祛公安末流之弊,反而从根本上替换了公安派性灵说的灵魂。     

竟陵派兴衰原因辩

竟陵派是明季继公安派而起的一个颇有影响的文学流派,“钟、谭之体,家户传习”,“浸淫三十余年,风移俗易,滔滔不返”。然一旦废退,群起而攻之,咒其“纤陋鬼鄙”者有之,斥其为“诗妖”者亦有之。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中对钟惺、谭元春的批评便代     

清初人论竟陵派平议

清初诗论是三百余年来诗学批评的一大源头,顺康间有关竟陵派的纷杂评说与激烈争鸣,促成着一代诗学的发展与形成。钱谦益、王夫之等人从文运关乎国运上批评竟陵之诗为"亡国之音",遭到朱鹤龄、魏裔介等人的反驳。朱彝尊、冯班、阎若璩指责竟陵不学之病,王夫之、宋征璧等人攻讦竟陵诗歌门户,虽有着特定的论诗之旨,然非公允之论。清初有关竟陵诗弊之说,其大端有五:幽峭为宗;立论取材偏狭;雕刻粗浅;淫哇鄙俗;用字之弊。相异之调,大端亦有五:不失淳古;瑕不掩瑜;"清气"出之;深情苦语;幽清孤峭不当废。《诗归》之评,以毛先舒、贺裳功绩最著,余论纷纷,多道听途说。有关竟陵派之争,对清初诗学形成、创作风尚及后世批评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竟陵派诗论的美学思想

竟陵派是继公安派而起的。竟陵派创始人钟惺、谭友夏继承公安派勇于求变的精神,又要补正其末流流于轻率俚僻的弊病。但由于竟陵钟谭的成就远不如公安三袁高,而他们自己的流弊又远比公安为甚,因而人们对他们的评价,往往是否定的多,肯定的少,有的甚至只有否定而无肯定。这当然是不公允的。我们认为,对竟陵钟谭应该全面地看,既要看到他们不同于公安派的一面,又应看到他们继续把公安派反对明中叶前后七子复古摹拟的斗争推向前进的一面;既要看到他们的弊病远比公安为甚的一面,又应看到他们确有补正公安派末流流弊的一面。这样,对竟陵派就不是否定的多,肯定的少,而结论正好相反。     

论竟陵派出现的契机及钟谭的诗歌创作

晚明时期,经济因素、社会生活、思想界、文学界的种种变化以及上层统治者的执政表现等导致了文学领域“公安派”等重真情、重自我、重现世的文学流派的兴起。然不久又出现了虽讲文学写性灵却又崇古尚厚、写“幽情单绪”的“竟陵派”。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中国古代有一种极为深固的以古为高、蔑视下俚的审美心理基础,容易导致对俚俗的反拨;晚明本身就有一种有别于狂禅的主张渐修的思想流派;“破舟漏屋”般的朝政与每况愈下的形势又使文人充满无奈与失望,只能缩回到内心的天地。诗文“代而趋下”的观念也使他们只能到古人那里找致“厚”的良方。这些观念决定了竟陵派的创作面貌。但钟谭二人的创作是同中有异的。     

袁中道和竟陵派：性灵论与格调论唐诗观的调和

袁中道与钟惺、谭元春都重提师法古人,标举含蓄浑厚的唐诗,实为矫正公安派的浅俗率易,而要求取古人精神,则为避免七子派的徒袭体貌,对唐诗钩奇探奥,也拓展了唐诗接受的领域.他们一起为明代唐诗学的发展寻求中道,其结果标志着性灵论唐诗观和格调论唐诗观走向折中调和.     

论竟陵体

竟陵体一称最早出现于明万历末年,竟陵体虽孕育于晚明的公安派诗风,但它更是竟陵派诗人感受时代风会,追求诗歌创新的一种产物。竟陵体以“隐秀”为旨归,以“孤清”为诗趣,具有灵朴苍寒、不避险怪、用字细幽等风格特征,仅以“深幽孤峭”来概括它的特征,尚是不全面的。在明诗的历史演进中,竟陵体与公安体的形成俱是晚明诗歌革新运动的体现,对明诗的创新具有重要的意义。     

近三十年竟陵派研究综述

晚明竟陵派以钟惺(1574—1625)和谭元春(1586—1637)为代表。20世纪80年代至今,学界对它的研究进入繁盛期与收获期,许多问题如竟陵派的地位及其与公安派的联系和区别、钟、谭生卒年及主要经历、《诗归》及其文学主张等都获得较深入的分析和求证,钟、谭著作得到整理。其间,一批具有研究生资历的中坚力量涌现出来,他们为竟陵派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重要基础。     

论竟陵派的尊杜抑李及其对金圣叹的影响

本文认为,钟惺、谭元春尊杜抑李是有其合理性的,这种观点对金圣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诗归》不选《秋兴》《连昌宫词》《长恨歌》不是因为钟、谭的偏见,而是因为它们本身缺点较多。     

厚：竟陵派的诗学审美理想

竟陵派以“厚”作为诗学审美理想。文章讨论了“厚”的审美内涵,以及“厚”和“灵”、“学”之间的关系,并且认为“厚”是竟陵派用来医治公安末流和自己诗病的药方。     

公安派的文学创作论与庄子美学

本文从比较研究的视角，考察公安派的文学创作论与庄子美学思想的异同：公安派一方面接受了庄子纯任自然等重要美学观念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则否定了其“去欲”和神秘主义的倾向，深化和发展了庄子美学，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次系统地表现出新兴市民的识见和审美情趣，把中国古代浪漫主义的创作论推向了高峰。无论是接受还是否定，都与公安派所处晚明社会对个性解放的强烈追求等因素有着密切关系。     

论袁宗道与公安派的兴起

考察公安派兴起与袁氏兄弟的外祖龚氏家族的关系,可以发现袁宗道作为长子起到了巨大作用,其心学实践、官成名就与文学教导为公安派的兴起做了根本性的奠基。     

近四百年竟陵派散文研究史述

竟陵派为晚明文坛重要流派之一,回顾近400年竟陵派散文研究的历史,对走出竟陵派研究误区,更新明代散文研究理念,都不无裨益.明末几社对竟陵派的批评开清代批评之先河.清人对竟陵派散文的种种非议和指斥,对现代的研究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催动下,现代研究逐渐形成反对清代批评主流的庞大声势,历经20世纪30年代的文艺批评争鸣,在80年代后走向繁荣.近400年研究史形成"矫弊说"、"对立,,说、"互补"说、"亡国之音"说、"脱离现实"说、"格局狭小"说、"革新"说、"保守"说等批评范式.在竟陵派散文研究有待深化之际,我们提倡多元的批评,主张摆脱陈旧的批评范式,密切关注散文创作,深入探讨竟陵派与晚明社会的关系,加强竟陵派作家个案的系统探究.     

竟陵派文学的发端及其早期文学思想趋向

钟惺、谭元春早年在家乡的文学活动,是竟陵派研究者较少关注的一个论题.本文通过钟、谭诗文之始习、才性之养成及其相互磨合,在家乡重要的文学交游活动以及早期创作成果与经验总结等方面的考察,试图对此作比较具体而全面的描述,并且在一种历时性视角的观照下,探究他们在这一阶段所形成的文学立场、文学思想及趋向与以后各阶段文学观念与主张的内在联系,证实这一阶段对于竟陵派文学定型、发展的重要性.这种阶段性的分析研究,是将对一个文学流派有关诗学理论、创作风格等问题的探讨还原到历史过程中去的一种尝试.     

论戊戌时期湖南新旧派儒学观的分歧

对待儒学的态度不同,是引发戊戌变法时期湖南新旧之争的重要原因之一。激进维新派为了回应西方文化的侵略,同时也为了宣传变法思想,提出了“保教”的主张,并在恢复真孔教的名义下,对儒学进行了改造,体现出一种保教尊孔的精神。由此引发了青年学子对传统儒学价值的怀疑,造成了儒学信仰危机。保守派坚持对儒学传统的继承,维护儒学的知识体系———经学,体现出一种尊经翼教的思想。新旧两派儒学观的分歧,折射出儒学在近代社会变迁局势下的困境。     

南宋永嘉学派与道学的分歧

南宋时期,温州出现了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清代学者全祖望《宋元学案·水心学案》按语说:“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断断其间,遂称鼎足”。据此,可见永嘉学派在当时学术界的地位与影响。 永嘉学派渊源悠远,早在北宋“真、仁二宗之际,儒林之草昧时期”,永嘉、瑞安就有王开祖、林石等人乡里讲学授徒。王开祖与王安石为友,注重史学,主张改革。林石是胡瑗、陈襄的再传弟子,习《春秋》之学,“以其说教授乡里”。王、林两人虽学有异同,但都给予以后永嘉学者以良好的影响,使以后永嘉学者能博采各家学说,不依傍门户。特别是     

公安派的文学创作论与庄子美学

本文从比较研究的视角,考察公安派的文学创作论与庄子美学思想的异同:公安派一方面接受了庄子纯任自然等重要美学观念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则否定了其“去欲”和神秘主义的倾向,深化和发展了庄子美学,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次系统地表现出新兴市民的识见和审美情趣,把中国古代浪漫主义的创作论推向了高峰。无论是接受还是否定,都与公安派所处晚明社会对个性解放的强烈追求等因素有着密切关系。     

论公安派前期文人心理与人生态度

联系公安派文人的作品,采用心态史的研究方法,主要分析了公安派文人对待功名和仕途的态度,认为在公安派文人放纵性情和追求自适的背后,还掩藏着功名未得的苦闷、对党争的恐惧和对仕途表现出了一种矛盾和失望的心绪.公安派文人这种心理和处世态度,反映了生于晚明混乱政局中的士人的生存处境,具有相当的典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