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玉澍经学诠释的近代观照——以《后乐堂文钞续编》为中心

陈玉澍的《后乐堂文钞续编》收录解经篇目32篇,涉及《易》《书》《诗》《左传》《论语》《孟子》《尔雅》等,较为全面地体现了陈玉澍经学诠释的成果与特点。陈玉澍读经、解经的目的是以经义阐明时变,寻求救亡图存之术,在这一目标指导下,他阐释经义多关注时事,切中时弊,体现出以时事证经义,以经义佐时政的根本宗旨;从实务救国的角度,极力阐发儒家知行合一、实践力行的思想,体现出其经学诠释的实践路径;从挽救世道人心的角度,批判前人旧说,阐发己意,为救亡图存建立思想根基;力求谨严、精深、博大,既突破训诂考据的藩篱,又不脱离经史古注,守正开新,赋予了儒家经典新的时代内涵,"创新其表,守正其里",从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     

宋代僧人对儒家经学的认识与回应——从释智圆和释契嵩谈起

儒家经学是儒学思想的核心和基础,是儒家学说中最具有持久生命力的内容,在中国古代学术中居于重要地位.宋代是中国古代经学变革的重要时期.在宋学形成前后,释智圆、释契嵩站在佛教立场上,对儒家经学给予了探索.他们不拘泥于古圣贤章句的束缚,以"微言大义"的举动和读经致用的态度,走出了宋代经学发展的第一步,昭示了宋代经学复兴的时代特色和发展趋势.     

论周敦颐的“诚”——兼与《中庸》比较

“诚”是宋明理学和先秦儒家的重要概念。周敦颐是理学的开山祖师,在他的学说中,尤其在《通书》中,对“诚”多有论及。《中庸》是先秦儒家学派中弘道派的代表作,其中有多处对“诚”的系统论述。从中可以看出《通书》与《中庸》在内容和思想上的承继关系。讨论周敦颐的诚,可以增强我们现代人对诚信的理解。     

理学、《四书》学与儒家文明

两宋时期的理学与《四书》学之间有着十分深刻的内在联系。在中唐儒学复兴、北宋理学奠基,南宋理集大成的过程中,《四书》的地位一步步提高,最终形成一个从内容到形式都有着有机联系的新经学体系。理学与《四书》学的结合不仅构建了一种合价值信仰、知识体系、行为准则为一体的思想体系,同时理学家们通过影响朝廷的上层路线和民间传播的下层路线,使这种新兴的思想体系发展为一种影响中国历史七八百年之久的儒家文明。     

论明中期经学对宋学的反动——以杨慎对经学的阐释为中心

在明中期的学术环境中,学者对宋学的推崇态度已大加转变,开始检讨宋学之失,重新肯定汉学之功,强调汉、宋学之间的传承关系。反宋学必定回复至汉、唐之学,故学者多倡言古注疏的重要性,在经书注解方面注重文字、声韵的研究和名物制度的考订等,逐渐突破宋学空发议论的解经方式。杨慎敢于对宋儒进行大胆批评,认为宋儒之失乃因其"废汉儒而自用己见",他倡导汉学,重视音韵训诂,又对传统经典提出了许多有意义的解释,开创了新的经学研究风气。尽管他的研究缺乏系统性,但这毕竟是考据学兴起的开端。杨慎对经学的阐释已表现出其倡导汉学、强调考据训诂、崇尚博洽、以实证的研究拒斥宋学思辨的趋向。汉学自明中期起即日渐复兴,明中期经学的反宋学是清人"复汉学"的先导。     

颜之推的中庸处世理念述论——以《颜氏家训》为中心

生活在南北朝后期的颜之推,出生于以儒学传家的文化家庭,深受儒家思想影响,在乱世中迭经破家、丧国等诸多人生坎坷之后,开始在人生中形成了努力追求中庸处世的理念。通过对《颜氏家训》考察可知,颜之推在生活中形成的诸多中庸处世理念实质上是他结合自身乱世体会对儒家中庸思想的现实解读。它主要表现在颜之推在政治仕途、生活理念、人生价值观、佛教信仰、文化学术等方面将儒家的中庸思想具体化为"仕宦称泰"、兼顾不偏、"去泰去甚"等世俗化的观念和信条。对中庸处世思想理念的追求使颜之推在"三为亡国之人"过程中不但得以保命兴家,且仕宦不坠。     

经学的数术化与数术的经学化——以汉代《洪范》五行学为中心

与“六艺”之学一样,数术具有悠久的知识传统,并在晚周的书面化进程中建立起一定的系统性,其中一部分更从有司所职的专门之学演变为具有社会影响的公共知识。以京氏《易》学、《洪范》五行学、齐《诗》翼氏学和《春秋》公羊学为代表的汉代经传将数术知识融入传统经传的阐释之中,从先秦儒学的立场来看,这导致汉代经学数术化的发展倾向;但从数术知识的立场看,则表现为一种经学化的发展历程。从后一视角出发,考察汉儒本于“六艺”而整合数术的意图、方式与困境,同样是汉代经学史研究的重要维度。     

梁启超的儒家哲学论——以《儒家哲学》为例

新文化运动的冲击和对儒家文化的持守,共同催生了梁启超的儒家哲学论。梁启超立足传统文化,从基本内涵、核心问题、研究方法、发展脉络四个方面深入剖析了儒家哲学的内在神韵。其学术价值在于,梁启超对儒家哲学的独特见解,对我们当代传承和改进儒家文化,仍然具有深刻的启示。     

《说文》鼓字释义辨析——兼言儒家经学对汉代学术的影响

自从《说文解字》对鼓字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以后 ,历代都有据此穿凿附会者。本文通过探讨 ,发现《说文》的作者是在明知鼓字本义与用法的情况下 ,附会儒经作出似是而非的解释的 ,其意在弘扬儒学的礼乐教化思想。而且 ,诸如此类的释例 ,在《说文》中屡见。儒家经学对汉代学术的影响之深 ,从此也可略见一斑     

明末清初西方宇宙论对儒家伦理的威胁——以《不得已》为中心的考察

文章从明末清初学术文本和学术思想中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融为一体的特征出发,通过对《不得已》的考察,探讨了西方宇宙论对儒家伦理的威胁。历法改革势在必行,而中国传统科技却对此束手无策,与先进的西方历法会通是唯一选择。引进历法就必须引进地圆说,引进地圆说就必然对传统儒家伦理造成威胁。在面对西学冲击时,儒家文化是否应改进和怎样改进,当时存在分别以杨光先、康熙和徐光启为代表的三种态度。杨光先的态度是保守且不符合现实的;康熙的态度明为调和,实则倾向保守,其做法亦难以实现;徐光启的态度是积极且可取的,代表着文化发展的方向。     

《中庸》与原始儒家的生命伦理

原始儒家在《中庸》中所倡导的生命伦理思想非常丰富。主要思想有:中和、时中、智仁勇是君子个体人格的主要美德;经营五伦、笃行孝道、依礼行事、为政治民是君子安身立命的基本方式;天道至诚、学达性天、至德无文是君子心仪的人生终极信念。     

儒家孝文化的人伦扩展——以《大学》、《中庸》为中心的文化阐释

孝具有文化、伦理、教育、政治等多重内涵,是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结构.其基本意义在于孝顺父母尊敬亲长,这构成以孝为本的理法规范要求.对父母"孝"的情感的扩充和延展,形成儒家传统中的祭祀祖先的"家一国"集体无意识形式.在中国文化中,孝文化是儒家仁爱伦理的底线,孝伦理是东方人伦所止的身份规范,孝心理是由家及国的人伦扩展,孝政治是君子齐家治国的基本前提.反思现代文化的西式建构模式,我们应对中国孝文化结构的发生、发展与中国先秦社会家庭组织的类型结构、地位形态加以认真审理,重建现代人类社会的精神支撑.才能对孝文化对中国文化心理结构的意义有正确的诠释.     

中西冲突背景下传统经学的困境——以廖平的《地球新义》为中心

在中西冲突的背景下,在传统经学向现代学术转化的过程中,廖平是"经学时代之结束"的标志性人物。西方地理学知识的传入对传统的"中国"为中心的天下观产生重大冲击,廖平作为固守中国王道理想的传统士人,力图通过对传统经典的创造性诠释来说明中国在地理上虽然不是世界的中心,但在文化上,中国并没有丧失自己的优越性,中国的文化将会随着世界交通而进一步推向全球,世界文化将一统于中国的孔教。这种相当激越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是中西文化激烈碰撞后的一种思想回应。     

论经学对《汉书》思想的影响

《汉书》是在浓重的经学氛围中编撰而成的。经学对《汉书》的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以经学思想改造《史记》文本;二,以大雅精神评判历史人物。     

西汉儒家政治、文化视域下的周公与孔子——以《汉书》为论述中心

周公是中国古代史、经学史上一位极其重要的人物。历来学者对他摄政或称王,说法纷纭。西汉儒去古未远,对周公的评论为后代研究周公提供了重要的材料。汉儒在当时的政治、文化、社会思潮的背景下对周公一生的事迹提出一些说法,主要有周公摄政或"践天子位"说,周公与成王的关系,周公诛管、蔡,周公是道统代表,是孝子等,由此可见周公在汉儒心目中有重要的地位。在汉代,孔子也被尊奉为圣人。汉儒还称赞孔子是孝子,是继周公之后的道统继承者。他们认为孔子与经学的关系极其密切,尤其是孔子撰写《春秋》,为汉制法。汉儒把孔子之言奉为言行的圭臬、指导原则。通过比较,可见周公、孔子都是汉儒心目中的圣人、孝子,汉儒更多引用孔子之言,孔子对汉儒各方面的影响要比周公广泛,但在政治思想领域,汉儒更偏重于尊崇周公。这与汉儒通经致用的思想不无关系,周公成为汉儒心目中的道统、圣王合一的代表。从西汉儒家对周公的论评,可从另一角度窥见西汉儒学的发展及学术与政治、思想的关系。     

汉代经学走向管窥——以《春秋繁露》与《白虎通》的对比分析为视角

汉代经学是中国学术史上一大盛事,其发展也有其独特的内在理路.本文从分析汉代经学发展中的两部代表性著作<春秋繁露>与<白虎通>入手,通过对二者的对比研究,分别对汉代的天道观、阴阳五行说、儒家纲常伦理进行了阐释,分析了汉代经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些特点,探讨汉代经学从今文经学独大走向今、古文经学的融合,以及经学对谶纬之学的吸纳,以期勾勒出汉代经学的走向.     

宋明理学心性论与佛性论探究——以周敦颐理学思想为例

作为“理学开山”,周敦颐在宋明理学史上的特殊地位不可替代,其对理学最大的贡献在于从本体论和宇宙论方面证立儒家心性之学.鉴于学界对其与佛教关系探究甚少的现状,结合北宋儒释道三教融会贯通的社会背景,由佛性论视角对周敦颐的心性论作相关分析,有助于弥补学界对周敦颐理学思想中佛教因素研究的不足,以及更好地理解北宋儒佛两家思想的相互借鉴与融摄.     

周敦颐《太极图说》对中医学学术思想发展的影响

从周敦颐《太极图说》思想出发,探讨其对中医学学术发展的影响,阐述宋明理学与中医学之间内在的学术联系。认为《太极图说》是朱丹溪“相火论”、“阳有余阴不足论”和明代温补学派“命门学说”的学术之源,开中医学探求生命本源的风气,是“太极命门”的立论根据。研究《太极图说》对于中医学具有重要意义。     

抗击时流，守护经学——陈鼎忠的经学研究与《六艺后论》的经学思想

陈鼎忠是现代湖湘著名学者。他在疑古惑经思潮激荡的民国年间,坚持经学研究,甚至抗击时流,在《六艺后论》中批评疑古、惑经、非圣的思想主张,竭力维持经学的独立与尊严。尤其是在经学难以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继续存在于现代文教体制的时代,他图谋构建"经之囊括万有"的学术文化新格局,想为经学在现代学术文化体系中谋取一席之位,乃至恢复经学统御众学的昔日荣光。陈鼎忠等现代学人在艰难时代守护经学的贡献,值得后人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