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的宪法、宪政与建构和谐社会的基础

中国宪法、宪政是建构和谐社会最重要的政治法律资源和深层次的基础结构及基本架构。中国宪法构成了建构和谐社会的价值观基础。中国宪政构成了建构和谐社会的制度基础。应当大力提高和增强全社会的宪法、宪政、宪治观念,为建构和谐社会打下深厚的宪政、法治思想的基础。     

论宪政生存的经济条件

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不可能产生宪政。市场经济是宪政产生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市场经济产生权利观念、权利意识,促进政治法治化、民主化,要求限制政府权力,保护公民权利,产生宪法观念和宪法,培育宪政生存的社会基础———市民社会。     

毛泽东与“五四宪法”的国家制度构建及时代认同

国家制度是确立一国阶级统治关系的基本制度,其核心内容是国体和政体的制度规范中所体现的阶级关系。毛泽东领导制定的“五四宪法”是新中国的第一部正式宪法,其诞生奠定了新中国国家制度的基本结构和宪法的基本体系,为完善国家现代治理体系和实现依宪治国作出了重要贡献。毛泽东的宪法思想和宪政实践是制定“五四宪法”的前提和基础,对后世宪法修订和宪法实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宪政愿景下公民教育的创新之作——《宪法与公民教育——公民教育与中国宪政的未来》评介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国家法律体系、法律制度的基础,是依法治国的前提。然而在我国政治实践中,宪法还未能树立起应有的权威。武汉大学江国华教授新著《宪法与公民教育——公民教育与中国宪政的未来》(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在这方面作了积极、有益的探索。该著由导论和四编共十二章组成,达51万余字。作者在书中阐释了宪法与公民教育间多层次的辩证关系,并结合其他国家开展公民教育的实践,立足中国宪政状态和法制国情,提出了将公民教育的     

当代中国宪政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和发展--以1949年以来宪法的变迁为视角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宪政理论与实践经历了从共同纲领到宪法、从1954年宪法经1975年宪法和1978年宪法到1982年宪法以及现行宪法(即1982年宪法)的4次修正案的曲折发展.这一发展历程表明,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政体制,就是要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确立宪法至上观念,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就此而言,如何适应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需要,探讨政治体制改革、执政党的执政方式、完善宪法的监督和实施体制等重大问题,都是我国宪政理论和宪法内容发展与完善的方向.     

宪政概念的多重性解读

宪政是政治观念、政治制度和政治运行状态的综合体,其涵义的综合性,构成了宪政＂语义场＂的多重性,同时导致了基本构成要素的多维性,宪法、法治、民主、人权与自由构成了宪政的基本要素;宪政有赖于存在的条件,这些条件关联着宪政的产生、发展,成为决定宪政存在的根本与基础,＂人＂与＂市民社会＂构成了宪政的双向根基。     

“八二宪法”与中国宪政转型——基于政治宪法学的视角

司法宪政主义以美国模式为典型,逐渐扩展为一种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宪法实施模式。中国"八二宪法"建立了宪法的政治实施模式,但未充分制度化与程序化。中国宪法学界效仿美国宪法学,以"齐玉苓案"为契机,推进"宪法司法化",却遭遇根本性失败。通过对中国宪政模仿"司法宪政主义"的这次失败经验进行考察与分析,对相关思路与理论基础进行检讨,可将中国宪政转型的困境归结于中国宪法文本上的"政治宪法结构"。这一结构蕴涵着中国百年宪政进程的丰厚政治遗产,构成型塑中国宪法权力结构并直接决定基本权利之优先顺序与实现程度的"根本法"。中国宪政转型的真实命题可界定为如何促使这一"政治宪法结构"根据人民主权的根本原理获得理性化与制度化。     

回望一九五四:制宪者的宪法观念及其反思

毛泽东《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讲话包含了宪法具有纲领性、宪法是总章程、宪法具有过渡性等宪法观念,是共和国制宪者的集体意识且最终成为国家的宪法观。这些观念经学者们过度演绎或误读而体现出宪法国家主义、宪法工具主义和宪法虚无主义倾向,对中国的宪政与法治建设产生着消极的影响,以致宪政至今仍只是一个有待实现的理想。要实现中国宪政与法治的实质性进步,必须破除这些传统但却不当的宪法观念,使宪法成为真正的法律并推动宪法的实施。     

论宪法惯例

宪法惯例在各国宪政实践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它因符合宪政精神、实际操作需要及某些优良政治传统而被公众接受和认可，成为重要的不成文宪法规范。宪法惯例主要起着补充和完善成文宪法的作用。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过程中，大胆创立政治先例、发展社会主义宪法惯例，其现实意义尤其重大，它能促进宪政实践及时适应时代变化发展，为宪政发展探索道路，丰富和发展宪政内容，完善宪政运作机制，培育民众宪政精神。     

论宪法修正案的宪政意义

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它是宪政的基础与依据。宪法修正案是对宪法的完善和补充,它体现了宪法灵活性与稳定性的统一,与宪法具有同等的效力。我国宪法的四次修正案体现了宪法规定由国家公权力向公民私权利,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由国家的整体意识向公民个体意识,由一党执政向全民参政,由法制向法治的转变,并始终贯穿民主和谐思想。宪法修正案具有十分重要的宪政意义,它进一步促进了我国宪政的发展。     

论我国高校的管理特色及其法治化建构

我国高等学校经过60多年的发展,在管理体制上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这种管理特色在促进我国高等教育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我国政治、经济、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影响,高校的这种特色管理还存在诸多问题,制约着我国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必须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下,着力提升高校党委的法治能力,积极推进高校章程建设,努力培育现代大学法治文化,以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校法治制度。     

论社会学本土化与社会学的西方化、国际化、全球化

在社会学史上,本土化、西方化、国际化和全球化是四种既相互区别又彼此关联的变迁趋势.社会学西方化有着多种表现形式,它与社会学本土化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差别.社会学国际化与社会学本土化彼此是相容的,但目前社会学的国际化进程中存在着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社会学全球化具有多重含义,故它与社会学本土化的关系须分层次进行具体分析.     

英汉语言、思维的共性和个性考辨

语言的共性和个性问题,一直是语言学界研究的焦点问题之一。有的学者致力于寻找语言的共性,有的则强调语言的差异。英语和汉语在世界上应用广泛,对两者的共性和个性研究尤其值得重视。本文认为,英汉语既有共性也有个性。思维决定语言,因此语言的共性源于思维的共性,语言的个性源于思维的个性。语言的共性建立在语言的个性基础之上,鉴于汉语研究的状况,目前我们应加强汉语个性的研究。     

漕运兴废与水神崇拜的盛衰——以明清时期徐州为中心的考察

人们对水及其载体河、湖、海等有着天然的敬畏，在水患肆虐的地方更是如此。明清时期，因黄河及运道过境徐州，所属州县内水神崇拜甚为流行，各路神灵被纷纷搬上祭台，甚至武圣关羽、门神尉迟恭都被奉作水神，既说明徐州所属州县水神崇拜之盛，同时也显示了人们对水患的无奈。随着洳河开挖及黄河北徙，徐州漕运中枢地位急遽衰落，导致各种水神崇拜和祭祀活动也随之湮灭不存。本文从地域水环境变迁角度对水神崇拜的盛衰进行了研究。     

河南科技大学的定位和发展

根据我国高校的现状 ,河南科技大学目前应属教学型大学 ,其发展目标应定位于巩固本科、尽快提升专科、努力实现三级学位办学 ,争取进入教学研究型大学行列。     

社会的阶层分化与媒介的控制权和使用权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的阶级、阶层划分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原有对媒介控制和使用权利的分配模式也产生了显著变化。主要的阶层及其对媒介的控制和使用情况可划分为三类 :拥有媒介的控制权 ,引领媒介发展潮流 ,决定社会舆论导向的强势阶层 ;拥有媒介的使用条件与使用能力 ,具有主动的媒介接近意识 ,善于利用媒介满足自己需要的中间阶层 ;缺乏使用媒介的基本条件和能力 ,基本被排除在媒介表现内容之外的弱势阶层。     

科学自主性与科学素质传播

科学的自主性是科学发展规律最重要、最突出的表现,是科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对于科学的自主性,只能因势利导,合理利用,不能弃置不顾甚至恣意妄为。漠视乃至违反科学的自主性无异于摧残科学。科学自主性思想缺位的科学素质传播是不全面、不深入的科学素质传播。然而,多年来在历史唯物主义的框架下,物质生产对科学的动力作用得到强调,科学的自主性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遮蔽。进而造成了在科学发展的实践中,轻视和违反科学自主性的现象时有发生。因此,应当引导公众逐步树立科学具有相当自主性的意识,当前在我国,科学自主性思想的传播工作十分重要和紧迫。     

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的职权冲突及制度选择

独立董事和监事会存在着明显的职权冲突,主要原因在于二元公司治理模式固有的矛盾以及现有相关法律的不健全。解决二者之间的冲突不能急功近利,应该区分长期和短期两种制度安排。短期内要明确界定独立董事与监事会两种制度的不同性质与功能,形成协调机制;长期则要实现二者职能的融合,向单一监事会制度过渡。     

权利的兴起与近代宪法的产生

权利与宪法密不可分。近代以前没有明确的权利概念和专指权利的词语,"宪法"只是规定国家政权结构的法律或私人契约。权利概念及专指权利的词语的出现,促成了近代宪法的产生,引起了权利宪法化的广泛立宪活动。     

契约自由与限制

契约自由原则是合同法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基于公平正义的考量,在特殊情况下,通过立法和司法审判活动对其进行限制。诚实信用原则主要是对履行合同的要求,不对契约自由构成限制。对契约自由的限制可划分为绝对限制和相对限制。对不同类型的限制,各有对应的司法干预方式。对契约自由的限制,应当合法、合理和必要,应以实现契约自由和公平正义的平衡为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