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魏六朝译经文体研究的语言学意义

文体是语言的自我生成。译经作为混合汉语,其文体既与汉语典籍有一定的联系,也有与其完全不同的传统或谱系。以译经特有的组合单元"品"为基点,从同经异译的角度出发,分区比勘南、北译经具体用语用词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与文体结构之间的交叉影响,可以见出,文体能为失译语料的考证,提供文字、词汇、语法、语音等无法提供的佐证。从文体的视域研究译经,与以译经为材料考察文体相结合,可在文体结构分析、译经语料研究与语言学的整体研究之间,找到有效的连接,为译经语言研究以及文体学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和方法。     

翻译佛经中作状语的“甚大”

"甚大"作状语最早出现于东汉译经,魏晋南北朝和唐代译经续有沿用,用例甚多.与这种状况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甚大"作状语在中土文献中极为少见,我们只在<太平经><太平广记><祖堂集><敦煌变文>等几部文献当中发现了几个例子.本文认为,"甚大"作状语能在中土文献中出现,是佛经语言现象"直接移植"的结果,而其不能真正融入汉语,则是因为与汉语的语法规则有抵触.     

《诗经》四言体诗歌创作在汉代的赓续和转化

汉代经学的昌盛使四言诗有着很高的地位,并成为汉代诗歌的主要形式之一,也产生了一些典范作品, 成为四言诗的尾声余响。由于汉代四言诗在思想内容上的缺陷和四言本身的局限,因此四言诗发展到汉代便衰微 了。但是,四言句式却被转化到汉代其他文体中继续存在。汉代其他一些韵文体如赞颂、碑铭以及辞赋等,在文体 上往往采用四言体或利用四言句式与其他句式搭配而成。四言诗在汉代的转化或流变,是促进这些文体发展的重 要因素。     

南朝公文体俳谐文的文体学意义

南朝公文体俳谐文通过戏拟公文.以鸡、驴、猪、蛇、鳝鱼等恶俗之物入之,打破了公文严肃庄重的文体规范,形成了独特的破体现象.南朝公文体俳谐文是解构型文章破体模式的滥觞和巅峰,后世这种文章破体模式未有出其右者.公文体俳谐文内容的谐谑与文体的雅化,两方面均臻极致,这种"沐猴而冠"的文体风格,使之兼具喜剧性和批判性.南朝公文体俳谐文融雅俗于一体,是南朝文章雅俗观念的表征;而对公文文体的破体,又是南朝文尊笔卑观念的一大明证.     

古文运动视域下唐代佛像赞的演变

佛像赞自六朝出现,到唐代文人笔下开始出现了背离序文骈偶、赞文四言的文体书写规范的现象,这些改变主要发生在中唐时期。这期间序文逐渐散文化,具体表现为采用介绍造像者的史传格式、以倒叙和插叙方式记事、引用人物话语、采用第一人称外视角,塑造出虔诚发愿的人物形象等特征。细节与情感的真实可信在序文中得到强调,这与中唐时期对"心性"的重视以及"人"的主体意识增强有关。与盛唐时期以偈为赞的写法不同,中唐时期的赞文或改变四言的章法安排,或采用七言等句式,以便更流畅地叙事表情。佛像赞中教义的言说和画面的描述最终让位于叙事言情,带来了体式的改变,使这一实用文体具有文学性和形式美,抒情传统与叙事传统在宗教韵文中得以交汇。这些革新应被视为唐代古文运动的一个环节,亦可借此看出宗教信仰与文体改革之间的张力。     

全国高校文科学报概览

正暨南学报2014年第3期张海鸥:《宋代铭文的文体形态和文化蕴含》指出现存最早的铭文是商代的,镌刻在青铜器等器物上,文辞简朴。周代铭文出现四言韵语,篇幅有长达291字者。秦汉铭文刻石者大增,以四言韵语为主。汉末至六朝出现不刻于金石的铭文,文学性增强,用于私人生活的铭文增多。宋代铭文远多于前代之总和,用途广泛,文体形态多样,虽然仍以四言韵语和骚体为主,但各种语体都有,甚至有散体无韵者。仍然有刻于金石者,但多数都只是写在纸     

悼祭文的文体源流和文体形态

悼祭文是祭文中的一类,特指悼祭死者的文章,与同属哀祭文体的哀辞、诔文、吊文等有所不同.其文体形成于汉魏之间,经过六朝的发展,大盛于唐宋.早期悼祭文形式自由,韵语与散语皆可用.晋、南北朝时期的悼祭文以四言韵文为主,讲究音律,句式骈俪,有一定的格式规范.唐宋时期作品和文类大为丰富,除传统的四言韵文外,还有骚体、赋体、骈体、散体等.元、明、清三朝承继唐、宋,诸体均有发展,其中散体悼祭文的创作最为出色.     

从《文心雕龙》的“赞曰”看刘勰对《诗经》传统的通变

<文心雕龙>每篇末尾的"赞曰",均为押韵的四言八句,形式上独立于全篇,具有诗歌的文体特点.这种形式与同时代占据主导地位的五言诗不同,它们直接师承<诗经>,也借鉴了<诗经>"比兴"的艺术手法,寓抽象于形象之中,生动地总结全文.对<诗经>的推崇背后蕴藏着刘勰自觉的文化追求,也是魏晋南北朝整个时代的过渡性特征在个体身上的反映.而<文心雕龙>赞语独特的诗性言说方式源于诗性的思维方式,这也是中国古代文论的诗性特质之所在.     

中古汉语词汇双音化研究

现有的中古汉语词汇双音化研究中,双音词认定标准多样并存在主观性,衡量指标受到词频和语料长度影响,而且对中古汉语的特点、特别是佛经文献的特殊性考量不足。针对上述状况,本文采取新的方法进行了针对性的研究,研究表明自上古到中古时期,中土文献词汇双音化呈现一种渐进性的发展趋势,符合语言发展的自身规律,而中古时期佛经文献的双音化程度则明显高于同时期中土文献,表现了语言接触对汉语发展的一定影响。中古汉语词汇双音化的全貌是由汉语发展的内部因素和语言接触的外部因素共同形成的。     

盗火者的心迹:鲁迅"直译"主张的原因探究

鲁迅提倡“直译”之法,表面看来是对“近世名人”即林纾等人的反驳,但其实背后隐藏着深层原因,文章即从语言、文体、“译经意识”以及时代转型等四个方面分别论述。     

中德文化差异比较—从中德称呼语的不同谈起

本文从比较汉语和德语中对称呼语的不同定义以及两个文化群体对家庭称呼语,泛亲属称呼及家庭称呼语社会化的不同运用出发,并通过研究与此相关的社会现象,探讨其根源文化的差异.而这种文化的差异又是和教育传统的差异紧密相连的.文章指出,在研究跨文化交际的今天,只有扬长避短,找到两国教育的正确融合点才是至关重要的.     

清代江西溺女风俗中的"奢嫁"问题

奢嫁之风是清代江西社会奢靡风气的一种表现,也是明清商品经济发展的产物,商品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嫁资越昂贵;同时,在传统社会中,嫁妆是女儿在诸子平均析产方式下间接参与娘家财产分配的最常用的方式,因而富裕人家为了防止女儿分割财产,更愿意采取溺女这种方式来维持他们原有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奢嫁"是当时社会各阶层尤其是富裕阶层溺女的主要经济原因.     

清代内蒙古地区教案研究现状

在中国近代历史研究中,教案史是一个重要的研究课题,而地区性教案的研究又是近代中国教案研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内蒙古地区因其在清朝独特的地位和清政府对此地区有别于内地的管理方式,其教案的发生又有其特殊性,因此对于内蒙古地区教案研究将更具典型意义。通过对内蒙古地区教案现有的研究成果进行归纳总结,希望以此为基础为日后内蒙古地区教案问题更深入的研究提供一定的帮助。     

佛山市道路交通安全问题的探讨

对佛山市道路交通事故作了综合性的比较，分析了交通事故的成因和分布特征，指出了佛山市交通安全极需进行综合治理．借鉴交通安全取得卓著成效的国家的成功经验，结合佛山市的实际．提出了改善道路交通安全的意见．     

中国语境中的法律信仰

文章认为信任、信赖、信仰的含义不同,生成机制也有差异。中国语境中的法律信仰,其实质是指对实证法的信任与信赖。熟悉是信任的基础,法律内容和过程的公正只是法律获得信任的要件之一,移植而来的西式实证法只有实现与社会通行道德、文化传统的有效对接,才能获得民众的理解与支持。民众对法律的感情更多地来源于生活经验。应更多地普及权利意识以防法律仅仅成为“治术”。同时,法律必须提高效率,效率是实现信任到信赖有机转变的关键。     

英语跨语言写作中的话题化

研究英语学习者语言材料的输出有助于认清跨语言写作中汉语迁移的性质和特征,从而提高英语教学的效率。在英汉主语的语言表征差异比较大的结构中,可以通过话题化帮助学生理解跨语言写作中英汉主语和主题差异及其语言表征。     

汉语支配关系意义形成的制约因素蠡测

汉语棱镜中,总有一些语言事实折射出支配关系意义。从中国文化的角度看,支配关系意义作为一种文化意义存在汉语中。汉语支配关系意义的形成根源于汉民族价值观和思维特征以及民族心理等文化因素的制约。     

《松陵集》的唱和艺术

依情感互融标准,《松陵集》唱和诗作可分成四类:具深情者;具温情者;情不足者;无情者。从内容上看,《松陵集》唱作与和作以趋同为主的关系有三种:承接与照应;互补与回避;开拓与延展。以歧异为主的关系也有三种:切入角度相异;执守观点不同;和作翻新原唱。《松陵集》以次韵为特色,酬唱诗作沿不用韵→用韵→次韵的顺序,趋同的程度加深。     

解读《恋女》中的女人们

在《恋爱中的女人》中,劳伦斯塑造了三位个性鲜明的女性形象:古娟、赫米恩、厄秀拉。她们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作者的价值取向:他赞美完整的人,而不是被产业主义、机械的爱情或僵死的现代知识扯得粉碎的人。     

1990年代的台湾文学生产

1970年代中期以后台湾文学中出现的政治诗、政治小说,以反政府、反体制著称,它们是被压迫者的心声,是弱势阶层的代言人,具有强烈的在野的反叛性格。政治小说有一类是以政治诉求作为主要目标的,另一类没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只是基于作者感时忧国的精神去写政治斗争。1990年代以来,"台湾意识"成了知识分子热烈讨论的话题,随着其本土论述的加强,台湾文学的创作也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潮流。台语文学不仅有学术层面的问题,而且还牵涉到族群和国家的认同。一些分离主义者,在"多语言文学"的遮掩下,把原本属于汉语方言的台语膨胀为独立的"民族语言",这是在有意制造北京话与台语的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