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透视勃朗特和里斯笔下的“伯莎·梅森”

伯莎·梅森是《简·爱》和《藻海无边》中的重要人物,作者通过各自的视角,将这个迥然相异的形象呈献给了读者.同一人物在不同作品中的形象差异,折射出不同的时代因素对作家的影响,这种影响在作家的自我显现、审美视角、创作理念等方面留下了时代的烙印.     

对包公艺术形象应有个正确的评价

包公戏剧形象早在南宋时就出现了,但到今天所见到的宋金时期的剧目仅有三个,即《刁包待制》、《三献身》、《蝴蝶梦》。从有关记载中可以看到,这些剧本的大致内容多是表现民事诉讼的,而包公则只是作为一般的秉公而断的审判官的形象出现的。到了元代,包公形象才逐渐放射出夺目的光彩。     

探析莎剧中的“医者”形象与莎士比亚的思想流变

由于医生职业在人类社会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医生角色不时地作为一种承担特殊社会意义和负载作家审美理想的独特形象进入文学的视野。随着社会发展以及作家的思想演变,同一作家不同时期文学作品中的"医者"形象与内涵亦不断变迁。在此拟对莎翁早期喜剧《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中期悲剧《麦克白》以及后期传奇剧《泰尔亲王配力克里斯》等几部作品中的"医者"形象进行分析,重点关照戏剧创作的特定社会历史情境,指出莎剧中的"医者"形象是莎士比亚精心设置的一类人物,承载着作者本人的思想意识,不同时期作品中的"医者"形象体现了莎翁本人的思想发展历程。     

元曲中的包公戏

现存的一百几十种元代杂剧中,有十本包公剧。另外有五本虽然写的不是包公,是别的人物,但性质是相近的。一般公案剧还不在数内。可见包公——公案故事的题材曾经广泛地为元代杂剧作家所采用。根据“宋史”的记载,包拯“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连童稚妇女都知道包待制的名字。当时谚语说:“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当然不能认为这是对历史人物包拯的客观评价,但是民间傅说确实是按照这个面貌而发展起来的。     

创作个性与人物个性

创作个性与人物个性陈宪年创作个性是一种审美个性，是作家反映、认识生活的独特方式，是他们特有的心理体验和思维运行方式。创作个性总是要或鲜明、或强烈、或突出地体现在具体的艺术作品中。在抒情作品中，作家创作个性以其新颖、深刻的思想感情贯注于生动形象的诗歌意...     

梦:不同文学创作轨迹的一个交汇点——从中国古代文学引出的理论思考

在漫长的中国古代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在多似繁星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作家和创作中,出现过许多不同时代、不同流派的优秀作家和不同题材、不同形式的优秀作品,这些作家和作品,各以其千差万别的思想和艺术特色,在他们之间划出了鲜明的界线。文学发展的史实说明,没有时代的差异性、创作的独特性,就不可能有五彩缤纷的文学世界。因此,有见地的文论家总是千方百计地去寻索和阐释作家及其创作的独特性,准确地把握不同时代、     

路遥小说叙事环境考察

在20世纪80年代新潮飓风席卷、甚至倾覆整个文坛之时,陕西作家路遥依然坚持现实主义创作,文字间所勃发、跃动的敢于正视现实、直面人生,力求把握存在真实的愿望、信念和精神,充分显现了现实主义文学贴近生活、追踪时代和探寻人生的艺术魅力。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必然处于特定的历史条件、文化背景、时代氛围及某种现实关系中。现实主义创作要求具体展示“人和他们的思想的物质表现”。对路遥小说叙事环境的考察,着眼于作家和人物两方面,探讨自然环境、历史条件、文化背景和时代氛围等对路遥创作的影响作用以及作品中人物环境的构设特征。     

元代神仙道化剧对唐传奇的改编

唐传奇一些作品作为素材,散落在元杂剧里,经元杂剧作家的改编,在新的作品中重新散发出光芒,使文学作品具有独特的魅力.元人对唐传奇的改编,是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研究这种现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元代神仙道化题材相对于爱情婚姻题材或历史轶事等题材,更能体现出与传统儒学精神完全不同的文化气质,它深深打上了元代社会与时代的烙印.文章首先对比改编之作,找出作品与作品之间的差异,从人物情节和主题思想等方面来看;其次分析改编差异,结合元代社会背景和元代文人心态的变化进行分析,探究改编之作所折射出的文化内涵.     

包公故事在明代的发展和演变

包公是一个历史人物。于后世享有盛名，几乎老幼妇孺入人知晓。其主要原因是各式各样的故事传说使他走进了寻常百姓家中。可以说今天一般人所知晓的包公根本不是历史上的包公，就连合肥包公词中所陈列的龙、虎、狗头三铡也是传说的产物。正因为这样，关于包公故事的产生、发展、演变过程就成了一个颇有意思的课题。但是，学术界的研究仅仅停留在元代杂剧中的包公戏上，对明、清两代包公故事的流传、演变较少注意。前辈学者胡适、赵景深虽曾有所勾勒①，但限于材料不多，深入不够。本文在他们研究的基础上对明代包公故事的发展、演变略陈管见…     

浅论明传奇中的包公形象

明传奇中的包公戏虽然数量不多,但其中塑造的包公形象却十分鲜明。明传奇中的包公形象继承了元代包公戏中包公的清正廉洁、机智善断等特点,同时又有新的艺术风貌:包公形象渐趋神化,其权力被无限扩大,成了正义和公理的化身。同时,作者又赋予了包公更为贴近生活的普通人的性格,使其在戏中显得更具人性化。     

博士论文题目：《八十年代作家文化心态研究》

一、博士论文提要 本论文旨在从创作主体文化心态角度对80年代文学进行系统的考察,展示出对“文学史,即是一个时代的心灵史”的当代理解。论文试图通过对80年代作家所创作作品的思想文化内涵进行分析,对作家创作的文化历史背景进行把握,剖析出隐藏在作品和作家创作历史背后的深层作家文化心态。通过对作家们这些文化心态的优长与缺失予以甄别与梳理,对作家们在八九十年代...     

论北美华人文学中的故国历史和个人记忆

在北美华人文学中,无论是华文创作还是英文创作,许多作家都在作品中通过对故国历史的描写,展示个人记忆。在这种故国历史的书写和个人记忆的呈现中,不同时代、不同国度、不同背景和以不同语言创作的作家们,在自己的笔下表现出了不同的创作风貌和文学特色,而他们这些各自不同的风貌和特色,正构成了北美华人文学的某种特质。     

试论柳青的文学典型观——对《创业史》中梁生宝形象塑造的反思

塑造典型形象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要求和最高目标。用这个标准来衡量作为中国当代现实主义文学代表作家的柳青的创作则不难看出 ,虽然他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典型形象塑造的理论的把握是基本准确的 ,但由于自身和时代的原因 ,他在运用这种理论来塑造人物形象时却存在着较大的偏差和失误。这就使他的作品中的人物 ,特别是精心加以塑造的梁生宝形象没有真正达到典型的高度     

从燕青形象之演变看《水浒传》作者的矛盾心态

作家之思想、创作心态往往能从其笔下的人物反映出来。尤其是那些有历史积淀的人物形象,关注他们在创作过程中被赋予的崭新意义,更有利于我们把握作者的思想脉络。燕青在《水浒传》成书之前就已出现,通过对其形象草创、形成、成熟、俗化这样四个发展阶段的钩索,发现他是《水浒传》作者精心重塑的一个人物。透过作者对他的特殊处理,并把他和宋江结合在一起考察,作家徘徊于现实抱负与历史教训之间的矛盾心态十分清晰,而这种矛盾的根源则是由儒家思想的时代困境所造成的。     

幻灭与新生——茅盾早期“时代女性”创作心态阐释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人物画廊系列中,茅盾早期创作的"时代女性"形象群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它不仅是"大革命"失败后作家"幻灭"情感的自然流露,而且蕴涵了男性作家丰富的文化心理,同时也是作家政治理念的一种寄寓。     

元代咏陕诗文及其文献

元代众多著名文人曾以西安及其周边的风景、人物、事件为题材赋诗撰文,这些诗文,题材丰富,内容深刻,艺术精湛,其中,关注重大历史事件为其显著特点。这九位作家为元代诗坛早期、晚期的代表人物。元代描写西安及其周边的诗文,数量虽然不多,但在文学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诗作保存完好,收录于别集、选集、总集之中,便于检索,不仅是研究元代文学的重要资料,而且是了解西安及其周边的人文、生态、历史等方面的重要文献。     

屈原与现实主义

屈原是作为浪漫主义的伟大作家而著名的。但屈原又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运用现实主义表现方法,在作品中真实地描绘和反映了当时的时代与人物,他的作品是浸透着爱国精神的宏伟的楚国历史画卷。一怀王在位三十年,屈原的创作正处于旺盛时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创作前期。屈原在顷襄王时期生活了约二十一年,也写了大量的诗篇,这个时期我们称为创作后期。屈原在前期和后期都写作了一些现实主义作品,但主要写作于后期。“九歌”中有两篇现实主义的诗作。《礼魂》一篇虽是送神曲,但“成礼兮会鼓,传芭兮代舞,姱女倡兮容与”,则是如实地描绘巫女在鼓声中递花、唱歌的热闹场面。《国殇》一篇尽管     

从读者期待视野看残雪及其创作

期待视野是接受美学代表人物姚斯提出的重要理论。从当前的读者期待视野看当代女作家残雪的作品 ,发现残雪的作品从文体、形象、意蕴等方面都与当前读者的期待视野之间存在着无法拉近的距离。这是因为历史、社会、时代影响着当前读者的期待视野 ,也从一定程度上诱发了当前读者对残雪及其作品的拒绝。至此发现作家创作与读者期待视野之间应有不可消弭的相互影响。由此而推论 :文学的发展 ,应该是作者与接受者共同推动的结果。     

刘时中《小山乐府跋》探考

元代是散曲创作繁荣的时代。元代立国时间仅有九十多年,而留存下来的散曲作品却有四千三百余首。作家有名可录者也有一百六、七十人。数量虽然不能与唐诗、宋诗相比,但也蔚然可观。尤其是元代散曲开拓了中国古代韵文发展的新阶段,这一点更是功不可没。然而,由于元代文学史料的缺乏,客观上给元代散曲研究造成了不少实际困难,成为整个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在中国文论史上,诗论多而曲论少。近期重新发见并且引起人们重视的刘时中《小山乐府跋》,作为当时曲坛作家对当时散曲创作的评论,为我们了解和研究元代曲论提供了全新的史料。本文对这篇跋文略     

试析中西文学"重述神话"的思维差异

东西方神话的发展从源头上就具有差异性,在被重述的当代,也因为文化背景、时代潮流以及作家的性别立场、创作理念的差异而各具特色.如果说西方"重述神话"的参与者表现的是对"过去历史"的改造与重建,那么,中国的作家们更多的是体现了一种对历史记忆的依赖.本文试以文学文本中的"女性形象"为例,探究中西思维的差异性,及其对作家创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