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司马迁的乐学思想

接受先秦乐学 ,司马迁明乐是将乐视为治道的途径的。礼与乐是一个问题的两个层面 ,司马迁的乐学思想主要保存在《史记·礼书》和《乐书》之中 ,并且反映在他的诗乐观方面。乐为“德音”是讲乐化的力量 ,司马迁主张以德洽天是以《诗·颂》为最高准则的。就司马迁的乐学思想而言 ,虽主要是儒家的 ,即远绍孔子 ,中接孟子 ,近袭荀子 ,但又直承《礼》、《乐》的统绪     

孔子的“思无邪”与其中和美学思想

“思无邪”是孔子对《诗》三百的总评价。历来对“思无邪”的解释受包咸、程朱、郑浩的影响比较大,或说是“思想纯正无邪恶”,或说是“不虚假”。这些都不准确。孔子的“思无邪”是就诗与乐两方面而言的。上古,诗乐一体,《诗》三百皆是合乐之诗。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思”乃无意,“无邪”即直,“思无邪”是说诗与乐中正和平合于节度。这是孔子从其中和美学思想出发对诗乐（文艺）的评价,也是其中庸哲学思想的反映。     

六朝缘情说与西方表现论

在中国古代文论史上,陆机首倡“诗缘情”。他在《文赋》中说:“诗缘情而绮靡。”在此之前的传统文学观主要是“诗言志”,虽然荀卿及《乐记》都认为诗乐是情感的自然流露,《诗大序》亦云:“情动於中而形于言。”但秦汉以前所言之情与六朝略有不同,它至少还不是生命形态的整个表现,言情的目的多在于“憾恨志意不得逞展,抒中情而属诗”(庄忌:《哀时命》),忽略抑或缺乏感性的活力。譬如荀卿认定乐可调和礼,二者互为补充,互为印证。《乐记》断言礼乐相通(“乐者,通伦理也。”),可以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即是如此。古代诗乐一体,《诗经》言情固多於道志,此就创作而言,说诗者也许大相径庭,或以为“天下不治,请陈桅诗”(《荀子·赋篇》),或以为“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史记·太史公自序》),或以为“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文心雕龙·情     

浅析司马迁"八书"中体现的宇宙观

在《史记》“八书”中集中体现了司马迁的宇宙思想,全面阐述了天、地、人、阴、阳、五行等原始的宇宙发生因素,“八书”构成了早期的天人宇宙论图式。同时还在《律书》和《历书》中通过阴阳五行八正之气,探究了宇宙由无到有的发展过程,在《天官书》、《封禅书》、《河渠书》和《平准书》中阐释了“天地人”的作用和关系,在《礼书》和《乐书》中阐述宇宙的和谐之道。     

郑樵“声贵说”刍议

在《通志.乐略》中,郑樵基于当时文人对古代诗乐所取的重文学而轻音乐的态度,第一次大胆地提出了"声贵说"这一犀利观点。他从音乐与义理、文学、古题名这三方面的联系来论述,提倡诗乐应以音乐为重,以期恢复自《诗三百》以来"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的传统。     

从书写方式推测《史记·乐书》的来源——兼说《乐记》成书的时代

《乐记》现存两个文本,即《礼记·乐记》和《史记·乐书》。通过比较发现,两文本间文字书写多有不同,但《乐书》与《史记》的书写方式却有高度的一致性。由此可推测今本《乐书》虽是由后人补入《史记》的,但其中的《乐记》文本却有可能曾为司马迁所亲见并经手,或为司马迁为撰写《乐书》收集、准备的原始资料。这表明《乐记》应是传自先秦的一种关于礼乐文化的古文献,《乐记》在西汉多本并存、分途传播的事实也可证明此点。     

论《史记》中的音乐文化

《史记》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史学著作,其中记载音乐方面的史料异常丰富,因此也可以说《史记》是一部具有音乐文化意义的史书。《史记》中除了两个音乐专篇《乐书》《律书》之外,有70余篇涉及音乐,计220余处。内容涉及乐器,音乐人物及其音乐创作、表演活动,礼乐制度修订,音乐教育、音乐评论、音乐思想等方面。研究《史记》音乐文化,领略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音乐的旨意,厘清《史记》音乐文化的内容概况与特征,剖析《史记》音乐史料所蕴含的丰富的音乐文化信息,全面认知《史记》音乐文化在中国音乐史学及其相关研究领域的学术价值和借鉴价值。     

“诗教”小诠

“五四”以来,孔子受到片面的否定,他的“诗教”观点,也被认为是违反阶级斗争的文艺观,长期受到“讨伐”,其实是不公平的。 根据《小戴礼记》的记载,孔子曾说:“温柔敦厚,诗教也。”《论语》也记载过孔子的话:“《关,睢》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诗》……可以怨”。司马迁在《史记》的《屈原贾生列传》中引申这     

试析司马迁的重商思想

司马迁是在历史著作中专章谈经济问题的第一人 ,从《史记·货殖列传》与《史记·平准书》中 ,我们可以读出司马迁在经济思想上的“一家之言”。在司马迁的经济思想体系中 ,其主要特点是反传统。他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旗帜鲜明地提出反传统的经济思想 ,重视商品经济发展是其经济思想体系中的重要内容。“重商论”也是司马迁反传统经济思想的具体体现     

谈司马迁的非“中和”的审美观

司马迁是汉代博古通今的学问家,他的伟大著作《史记》就说明这一点。他在《报任安书》中宣称他写作《史记》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表明他写作《史记》时是贯穿了他的许多基本思想观点的。笔者仅就他的非“中和”的审美观谈些看法,不妥之处,请读者批评、指正。司马迁美学思想的突出之点,在于他最早明确地肯定与“中和”相对立的非中和的审美要求。现分三点说明。     

由“声音之道,与政通矣”看儒家对音乐的政治化诠释

《乐记》是儒家重要经典著作《礼记》中专门论述乐教的重要部分,儒家通过《乐记》诠释了音乐对个人对社会的影响,阐述了儒家通过音乐教化世人改良政治的理念。但音乐本身的政治功能和教化效果在儒家的诠释中被不恰当地夸大了,不仅误导了封建社会政治思想的演化,而且对音乐本身的发展造成了比较消极的影响。只有正确认识音乐的本质属性,将音乐与人性道德社会政治的影响关系厘清主次轻重,才能认识到音乐应当如何正确合理地发展,才能认识到国家政治应当如何理性平衡地运作。     

《礼记·乐记》作于公孙尼之说辨误

《礼记·乐记》是一份集中体现先秦儒家音乐思想与礼教思想的重要文献。过去，人们一直以为它的作者是孔子的再传弟子公孙尼。本文通过分析考证，以可靠的文献资料为依据，否定了这种错误的观点。澄清《乐记》的作者问题，对于我们准确理解《乐记》以至整部《礼记》的编纂性质，从而正确而有效地发挥其文献功能，具有重要意义。     

《乐记》视野下的先秦音乐教育形态

我国古代的＂乐教＂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在培养和完善人格等方面有其独特的文化价值。儒家经典著作《乐记》正是多角度、多层面映衬出先秦音乐教育形态。本文从《乐记》入手,深入阐释汉代儒家学者眼中的先秦音乐教育形态。     

孟荀乐教思想论略

史料表明，孔子以后的儒学思想家孟子与荀子，二人虽在人性观及乐教的立论侧重面上各有所不同，然其乐教核心思想却与孔子一脉相承，并将孔子乐教思想提到一个新高度。孟子认为，用赋有崇高思想性、艺术性的音乐教育启迪、引导、鼓舞人，比用单纯语言道德说教具有更大教化作用，更能触动人心，使人品德素养得以提高；并认为不论是通俗音乐，还是古圣贤王制定的雅颂音乐，其功用都在使民和、政和。荀子则认为，良好的音乐教育不仅能提高人的品德素养，还能固国强民。先秦儒家乐教理论虽距今已有两千余年历史，然其乐教思想对当代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仍有借鉴价值。     

从“先王之乐”到“寂寞无听”——浅谈阮籍音乐美学思想的转变

魏晋之际混乱血腥的政治环境造成"名士少有全者".阮籍的音乐美学思想随着他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变化而变化.以"高平陵事件"为代表的政治事件粉碎了阮籍来自于"儒家"根深蒂固的入世理想,并极大地影响到他音乐美学思想的价值取向:由"儒家"转变为"道家".     

论《礼记·乐记》的贡献

《乐记》在中国古代审美文化史和文论史上,比之以前,的确有重要创新之处,有创造性开掘和拓展。其一是《乐记》最早或较早论述了"物感"说。其二是细化了"乐"的发生层次——由"声"发展到"音"再发展到"乐"。其三是论述了"乐"之"宜",即"乐"的个性特点、对象的个性特点、歌者的个性特点,既相互影响,又相互适宜。     

论《宋书·乐志》的乐府诗批评

与音乐关系密切的乐府、歌诗等是沈约一生所关注的重点。沈约《宋书》在继承司马迁《史记·乐书》、班固《汉书·礼乐志》的基础上,不仅正式设立了《乐志》,让音乐从礼仪中分离出来,而且四卷的"乐志"内容很丰富。正因此,沈约现所存见的乐府诗,数量之多,在先唐诗人中几无可比。沈约之于乐府诗的收集与整理,主要表现在《宋书》的三卷《乐志》("乐二"至"乐四")之中,其虽然不属于乐府诗总集,但却是可以与乐府诗总集媲美的。因之,这三卷乐府诗所呈现出来的"整理类批评"特点,也就自然是值得重视的。而《乐志》中的一卷"乐一",则为沈约"题解类批评"的代表作。"整理类批评"与"题解类批评"对于当时的音乐文化建设、乐府诗的辑录与整理等,都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特别是对后世史学家与文学家的乐府诗批评,产生了较为直接的影响,因而在乐府诗批评史上占有较重要的地位。     

论孟子《诗》说在汉代的影响——以齐诗为例

汉代四家诗在《诗》义阐释过程中,无不突出强调《诗》的王道政教意义,而淡化对《诗》的原始意义的探寻,这是汉《诗》的经学化阐释的重要表现,这一特点又以齐诗为最,齐诗明确把“匡扶邦家”做为诗学传播的主旨,并将《诗》广泛用于劝谏。然而这一经学化特点的源头何在,一直难有定论。通过对齐诗与孟子诗学观的比照发现,齐诗的经学化特征源于对孟子“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观点的承袭和践行。     

王船山乐教思想探微

乐教思想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王船山继承并对儒家乐教思想加以新的阐释.他从形上追求、社会进化、当时社会现实等层面分析了建立乐教的必要性.在他看来,完满人格精神的培养,离不开乐教的教化.他认为乐教能引导和改善人性,使之具有德性;夯实道德和情操,完善人格培养.深入挖掘王船山的乐教思想对于我们培养和造就健康、自由、理想的人格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诗经》的制作、修改和使用

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时代，诸侯不能制作自己的礼乐，但可以有条件地使用。天子礼乐制作的顺序原则是功成作乐、治定制礼，所以礼成一般在乐之后。仪式上运用礼乐时乐与歌舞并不要求同题对应，歌唱和舞蹈也不必同题一致，但要构成的礼乐形态必须符合王道的要求。这样，礼乐就有原礼乐与使用礼乐的区别。原礼乐本身根据要求也可以作出适当调整，但名称不变，如武王、周公翦商后制作的《大武》乐，原有殷商的音乐成分，在洛邑告成的时候制作礼乐《大武》，七成中去掉了不适宜宗庙的部分，将后面三成修订为安民、和众、丰财，而名称仍然叫《大武》乐。所以，礼乐可以根据需要改编，这也是为什么《诗经》会有异文的原因之一。礼乐作品表达不限于《诗经》本身，《诗经》礼乐可以舞韶歌武，和三代以来礼乐作品配合适用。礼崩乐坏以后，又出现诸侯制作的礼乐。流传到现在的《诗经》中的雅颂是西周的礼乐，风诗部分是原来天子赏赐诸侯的礼乐，是礼崩乐坏以后部分诸侯完成的礼乐。孔子删诗时保留了这些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