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关系视域中的正义问题——对罗尔斯正义理论的批判性考察

正义的义务要求富裕国家增加它们对欠发达国家的实质性帮助,并加快建立新的世界经济体系。通过对原初状态的重新诠释,罗尔斯提出了国际正义的基本原则。作为一种理想理论,罗尔斯的正义理论有一个前提,即民族国家是自给自足的。罗尔斯的这一理论前提经不住事实经验性的考察,当今世界各国的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将社会正义诸原则局限在一国范围内,会导致国际不公正的问题。即使这一前提是成立的,罗尔斯关于国际正义的讨论仍然存在关键性的不足之处,即它忽略了自然资源的分配问题。在当今世界,由于全球性经济依赖的原因,以国家为中心的图景已经丧失了它的规范相关性。因此,分配正义诸原则必须首先要适用于作为整体的世界,然后再延伸到民族国家中。     

全球正义:是否可能? 何以可能?

正义具有不同的边界和层次;全球正义作为全球伦理的基石构成了正义的最高层次。全球正义的可能性存在于全球化过程价值选择和经济全球化、人类生存现状的全球化。全球正义作为一种高阶伦理、超国家伦理,在本质上区别于国家正义,是一种"以人为关注中心"的正义,其价值取向是世界主义的。全球正义要实现战争正义、分配正义和环境正义。全球正义的实现要坚持相对主权原则、普遍人权原则和全球责任原则,需要构建一种融合东西方政治智慧的世界制度、"世界政府",并充分发挥各种组织在推动全球正义过程中的作用。     

全球正义：是否可能？何以可能？

正义具有不同的边界和层次;全球正义作为全球伦理的基石构成了正义的最高层次。全球正义的可能性存在于全球化过程价值选择和经济全球化、人类生存现状的全球化。全球正义作为一种高阶伦理、超国家伦理,在本质上区别于国家正义,是一种“以人为关注中心”的正义,其价值取向是世界主义的。全球正义要实现战争正义、分配正义和环境正义。全球正义的实现要坚持相对主权原则、普遍人权原则和全球责任原则,需要构建一种融合东西方政治智慧的世界制度、“世界政府”,并充分发挥各种组织在推动全球正义过程中的作用。     

全球正义问题

全球正义首先要求各民族国家之间关系的秩序化。虽然正义标准能够通过道德推理获得,但它们只在主权国家的边界之内有效。无论从世界主义的正义观还是从政治的正义观出发,全球正义都要求全球主权。走向某种全球正义的最可能的路径是产生一种为各强大的民族国家所接受的非正义的全球权力结构。从无序状态迈向正义的途径必须是非正义的。这种观点本质上是一种霍布士主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的世界主义全球正义及其核心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内在地包含着某种全球正义意蕴,全球正义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构成要素和目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过程本身也要遵守全球正义的基本原则。世界主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高度契合性,因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正义意蕴的诠释进路应当是世界主义的,而非社群主义的。构建更加公平公正的全球制度是建设较高形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可回避的问题,世界主义全球正义则是引导和调节全球基本结构与全球基本制度的基本原则,是全球制度的首要美德,而不仅仅是作为国际行为体的民族国家在相互交往时应当遵守的国际交往规则。作为全球制度伦理的世界主义全球正义包含三个核心理念——规范个体主义、伦理普遍主义、平等主义的全球分配正义,为评估和评判全球制度提供了重要的价值准则。倡导世界主义全球正义有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有助于缩小各国在价值观层面的分歧,也有助于塑造“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全球时代的民族国家

当今时代是一个扑朔迷离的全球时代,全球化是催生全球时代的主要动力。全球化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随后扩展到整个世界,它使整个世界日益成为休戚相关的整体。全球化主要体现在通讯和交往的全球化上,并且深入到了个体的内心深处,使个体的生活和认同方式产生了深刻的改变。在新的全球时代,所有国家和个人既经受着全球化所带来的各种影响,又推动着全球化进一步向前发展。全球时代的民族国家并没有消失,但在全球化力量的影响下,民族国家的形式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如民族国家的主权日益被弱化,国家认同的建构日益变得困难,民族国家变得矛盾重重等。     

正义与责任的限度:论戴维·米勒的全球正义观

进入21世纪后,正义问题特别是全球正义成为国外研究的热点,市场社会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戴维·米勒也转向了全球正义研究.米勒的全球正义理论包括:一是全球正义不等于全球平等主义,它维护民族国家的政治自主和世界的多样性;二是每个民族担负的后果责任与继承性责任是全球正义不可或缺的方面,它要求每个民族要对自己过去和现在的所作所为负责;三是全球正义不排斥民族的补救责任,其中以基本人权为底限.正确分析和把握米勒的全球正义观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论民族国家下的自我认同

民族国家的阶级状况与自我认同的关系有两个层面：首先在民族国家的框架下,国家与个人是互相建构的,而这种互相建构又是以阶级政治为中介的。其次,在当代西方社会,中产阶级更是使自我认同成为一个社会基础。在社会性别方面,女性主义运动和性解放运动都直接关系到个人的自我认同,它们都试图把人从私人领域的权力关系中解放出来,使人能在私人领域有更多的自由自主和自我把握。而在由多元族群所构成的民族国家中,族群状况同自我认同的关系也是与民族国家密不可分的。一个多族社会中的族群关系问题可能以同化或多元文化主义的形式来解决。     

试析当前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民族国家定位:一种比较视角

就民族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角色定位而言,当前国际关系理论具有代表性的有三派观点:一派坚持传统的国际体系观,认为民族国家应该而且正占据着主体地位,例如(新)现实主义;第二派以全球化理论为代表,认为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扩张,后现代的国际体系由于民族国家与市场经济的二元对立而处于动态的过程之中,民族国家及其主权特性终将消亡;第三派观点以“两枝世界政治论”和“新中世纪主义”为代表,认为民族国家与非国家行为体在当前的后国际体系中对立统一、相互竞争而又长期并存。由于民族国家与主权的同体性特征,其角色定位问题与是否遵循“主权至上”原则密切相关,因此必须明确全球化背景下民族国家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角色定位。     

文化全球化对民族文化的冲击及其对策

文化全球化作为当今世界发展不可逆转的趋势,对世界各民族文化多元发展提出严峻的挑战.中国要保存和延续中华民族的文化理念和文化价值观,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就必须积极参与全球化进程,并采取有效措施,应对文化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与经济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理想与现实的权衡

世界经济已步入“全球化”阶段,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全球利益”至上的理想化色彩进一步凸现。民族国家虽受到全面的冲击,但基于经济主权和经济安全的考虑而追求成本－收益的种种努力却是无法回避的现实。冲突与协调、竞争与合作并存是国际经济关系的本质特征。经济全球化的拓展和经济民族主义的勃兴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还将并驾齐驱,而非此长彼消。民族国家应在理想与现实的“囚徒困境”中寻求最佳契合点     

建构“全球化”的三种意识形态及其比较研究

从现实主义角度看,“全球化”是一个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利益再分配的过程。“全球化”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既具有客观性,又具有主体建构性,客观表象背后往往渗透着不同主体的期待和建构。国际主义、世界主义、全球主义是当今世界建构全球化的主要意识形态,三者对于民族国家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关系重建中的地位问题,以及不同文化和价值体系同利益诉求的关系问题的看法上具有本质区别。“和谐世界”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塑国际主义理念,推动全球化朝着世界各国人民共建共享的方向发展的新理念。     

全球化视野中的民族国家政治伦理

正确看待全球化同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促进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的良性互动,是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包括实现全球化进程中的民族国家政治伦理健康发展的关键。全球政治伦理只能是建立在多样性民族国家政治伦理的相互对话和重叠共识基础上的全球性政治伦理意识和政治行为规范,我们应积极寻找对策,促进这种共识性的全球政治伦理与各民族国家政治伦理之间的良性互动发展。     

民族国家与经济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与国家作用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各派理论争论的焦点问题 ,不同的回答体现了不同的理论假设和学说体系。本文认为必须从不同的国家理论入手 ,回到什么是国家、国家的性质是什么等问题上 ,才能予以回答。单纯把国家具体功能的增减、政策能力的强弱进行简单对比 ,无助于揭示国家性质的变化和全球化的实质内涵。本文通过比较分析吉尔平、斯特兰奇、考克斯等人的观点揭示其基本假设 ,理论成就和局限 ,认为国家理论需要在国际维度上考察国家 ,不能仅关注国家的内在机制、结构和功能     

对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民族文化建设的思索

文化首先是民族文化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应强化民族文化建设。经济全球化促进了不同文化的交融 ,也给民族文化造成很大的冲击。全球化不能消解文化的民族性 ,但在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 ,民族文化会有不同的保留形式。在民族文化建设过程中 ,既要加强不同文化间的合作与交往 ,又要反对文化的全球化。我们必须以全球化为背景 ,立足于国内和国际复杂关系的视角 ,着力解决我国在建设先进民族文化过程中的一系列问题。     

文化全球化对民族文化的影响及应对

民族文化要保存并强化其身份,就必须迎接全球化变革的挑战,积极应对文化全球化,在跨文化交流中开展平等对话,在开放的环境中增加认同,既保持自身的文化性格,又能自我创新和发展,参与创建共存共荣的全球多元文化格局。     

现代化、全球化与民族文化

现代化是进步的人们推动人类社会全面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的实践,其基本内涵首先是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的现代化;当比资本主义更为进步的生产方式出现以后,制度文明的现代化不是“资本主义化”,而是“社会主义化”。现代化既是世界各国生产经济你追我赶的局面,又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互动互补的过程,虽然伴随着经济全球化,但并不消除世界各国政治、文化的多样性,现代化使世界各国趋向一体的同时,也滋生着差异。观念现代化不排斥民族文化,弘扬民族文化既是历史运动之必然,又是社会发展之必须;体现观念现代化的新质文化,既是现代的,又是民族的。     

马克思对“资本正义”的批判性考察及历史指向

“资本正义”实质上是资本雇佣劳动的非正义。马克思对“资本正义”的批判性考察包含着双重原则：阶级性和历史性。在阶级性上,资产阶级的“正义”表现为无产阶级的非正义;在历史性上,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方式呈现一定的正义性,正义是历史性和阶级性的辩证统一。马克思通过对“资本正义”三重维度的解读,破除了“资本正义”的幻想。资本的自反性表明：当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必将进入自我否定的环节,“资本正义”将不复存在。经过批判性改造,“资本正义”成为展开历史性革命的有力武器,劳动正义也由此正式登场。     

“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世界政府理念的超越

随着全球公共问题的日益凸显,在全球化时代推进全球治理的背景下,建立"世界政府"的讨论变得热烈起来。近十年来,受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驱使,核武器扩散的威胁以及美国霸权对世界国家的示范,国际关系学界对"世界政府"的关注正在逐渐升温。该文通过回顾世界政府理念的发展历程,并分析不同时代国际组织对这一思想的实践情况,对世界政府的未来发展前景作出评价。在现阶段,"世界政府"与其说是一种政治机制安排,不如说是一种治理理念。它主要着眼于全球问题,实现世界范围内的良治。建立世界政府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要拆除或解散原有的民族国家体制,它可以是主权国家的有机补充,也可以是各主权国家在应对某一跨国问题上的整合,以避免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