蟋蟀、甲虫与牛鬼蛇神——《促织》、《变形记》、《我是谁?》中的荒诞意识

<正> 志异与荒诞难解难分。在蒲松龄笔下,一切“异”人“异”事,大都程度不同地显出荒诞性。人竟可以换头换肠;鲜花可以随鼓声化为胡蝶;书生可以作云中游,把星星摘下藏在袖里;瞎子有用鼻子嗅出文章高低好坏的功能;……至于人变虎、鬼变人之类,更是比比皆是,不在话下。这一切,多么地荒诞。蒲松龄比卡夫卡早二百多年。卡夫卡读过中国书,研究过老庄哲学,相当深入地钻研过道教。这些,无疑对卡夫卡的人生观和创作思想发生一定的影响。但是,没有任何材料说明他与《聊斋》的联系。在这方面进行考证或猜测将难有收     

论卡夫卡的创作艺术风格

卡夫卡生活在19世纪末奥匈帝国即将崩溃的前夕,资本主义社会触目惊心的“异化”现象使他思想上感到极大的苦闷和孤独,而他又找不到摆脱苦闷和孤独的道路和方法,这样加重了他的苦闷和孤独,他的小说正是这种苦闷和孤独心境的充分的艺术表现。卡夫卡既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异化”现实的揭示者,又是这种“异化”现实的牺牲者。     

蒲松龄与爱伦·坡小说之比较研究

蒲松龄是清代杰出的小说家、诗人,其《聊斋志异》是中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创作最高成就的代表;爱伦.坡是19世纪初美国的一位小说家、诗人,是美国短篇小说发展史上的奠基者。两位不同时期、不同国度的作家,在身世遭际与小说创作上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身世遭际方面,两位作家生前皆落寞孤独,身后却名声远播;在小说创作领域,两人都表现出对神秘恐怖题材的偏嗜,且在表现手法上极其相似。     

蒲松龄并无第二夫人

<正> 在1980年的全国第一次蒲松龄学术讨论会上,有人提出了陈淑卿系蒲松龄的妻妾之说(见《蒲松龄研究集刊》第一辑所载《蒲松龄与陈淑卿》一文).继而又有《关于蒲松龄的第二位夫人》一文肯定了蒲松龄确曾有一位第二夫人——“无名氏”(见《沈阳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随后,以蒲松龄与其第二夫人为题材的各种剧本、小说等文艺作品亦相继问世.自此,蒲松龄     

略论宋元小说批评的开拓与发展

<正> 我国古代“小说”的概念是随着小说的不断发展而变化的,所谓“小说之名虽同,而古今之别,则相去天渊”(清·刘廷玑《在园杂志》)。小说批评的涵义亦然。宋代小说批评理论处于承上转下的过渡期,有其特殊地位。中国古代的小说“始乎周季,盛于唐,而寝淫于宋”(绿天馆主人《古今小说·序》)。小说批评论大致也相似。《庄子·外物篇》已有“饰小说以干县令,其于大达亦远矣”的说法,东汉桓谭在其《新论》中阐述古小说的创作特点、意义是:“若其小说家,合丛残小语,近取譬论,以作短书,治身理家,有可观之辞”(《文选》卷三十一江文通《拟李都尉     

浅谈《红楼梦》的政治倾向

大多读过《红楼梦》的人无不为小说的博大精深而惊叹。惊叹之余,总觉得小说的背后隐藏点什么。作者为什么写这些亦真亦假的“满纸荒唐言”?为何有“一把辛酸泪”?其难言之隐到底是什么?本文认为作者为逃避社会文纲的制裁,故借儿女之情的琐事,寄托着对朝代更叠的大感慨。悼明之亡,揭清之失是作者创作《红楼梦》的主要政治倾向。小说开篇就为“无才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而懊悔。“补天”显然是作者创作小说的根本目的。那么作者是补哪个朝代的天呢?是补清朝之天还是补明朝之天呢?小说开篇就提到“大荒山青埂峰”下有块不能补天的“顽石…     

“孤愤之书”·“消遣岁月”·“游戏澜言”——蒲松龄、纪昀、袁枚小说创作心态之比较

相同的兴趣爱好,使蒲松龄、纪昀、袁枚都选择了文言小说这一文体,但不同的生活经历,尤其是迥异的科举之路,使三人的小说创作心态明显有别:蒲松龄借《聊斋志异》宣泄孤愤;纪昀《阅微草堂笔记》成书源于消遣;袁枚《子不语》的问世出自游戏。     

卡夫卡小说的荒诞意识

卡夫卡小说的象征意象和象征叙事带有复义性,具有无限解读的意义空间.卡夫卡的小说经常用小人物的荒诞生存处境引起读者对现实世界进行反观自照,审视现实世界中的荒诞意识和悲剧性存在.在精神上展示出现代人与世界分离后,潜意识中的恐惧感、灾难感和孤独感,展示出人在异己世界中孤独处境的生存真相.在幻象与真相的悖谬逻辑中,预言着世界的荒诞性存在,并由此避开事物表面的真实性而直达世界的荒诞内核.     

王安忆小说创作的生命意识

王安忆小说创作执著于对生命意义的追求,从而不得不承受守望生命存在的人生孤独,其小说中的生命个体虽然表现出走出孤独的种种努力,但挑战孤独的结果却是陷入了更深的孤独。王安忆的小说守望孤独而并不绝望。     

一个充满悖论的艺术世界——论卡夫卡创作的思维特征

卡夫卡的创作贯穿着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即哲学和思维科学中的“悖论”。他用这种思维方式揭露他无法忍受的生活中的全部可怕的真象,宣泄自己的郁闷和痛苦。卡夫卡的悖论的“倒转”术是极为奇特的。他把“倒转”和“转移”结合起来,从而形成卡夫卡式的“滑动反论”。悖论不仅作为一种负载整个作品内容的思维框架,而且是一种方法的体现,特点是整体上的荒诞和细节描写的现实主义的结合。这是卡夫卡对现代小说的特殊贡献。     

论《聊斋志异》的因果观念二重性及其对叙事模式的影响

蒲松龄对果报宿命的看法比较复杂,从感性上讲,他承认果报宿命的存在,但又理性地认识到果报的不合理性,进而对果报产生了怀疑。尽管如此,《聊斋志异》中仍大量采用因果报应模式来叙述故事。这样的思维方式和六朝小说"证鬼神之不诬"不同,思维方式的不同,必然会对叙述模式产生深刻的影响。     

《聊斋志异》隐喻寄托模式探微

《聊斋志异》中叙写秀才落第的题材是小说中至关重要的内容。隐喻是这类题材主要叙事方式。其中,叙落第伤悲,恨司衡无目,抒知己情怀,摩绝望心态是核心内容。此种形态既与作者诗词传达的真实情感相通,又显示了作者对个人人生经历一种掩饰与回避。而直接显露身份则是落第情结萦怀过重的释放。因此,隐喻寄托模式表明作者对小说是虚构叙事的理解是处于自觉与不自觉之间。     

应当充分肯定《青琐高议》的价值——兼及一种顽固的认识偏颇

宋人刘斧的《青琐高议》是一本极有价值的书：首先是它的辑佚补遗价值;二是作家作品研究之资料价值;三是弥补诗话（词话）或阙的价值;四是史料价值;五是为许多小说、戏曲提供原始材料的价值。但由于孔子以来所提倡之“不语怪、力、乱、神”偏颇认识的影响,从宋而降,《青琐高议》一直被斥为“荒怪”和“低俗”。其实,《青琐高议》中那些描写...     

蒲松龄与齐鲁诗坛

蒲松龄与齐鲁诗坛的诗人交往很多,但很少受他们的影响,他认为写诗是"风雅"之事。蒲松龄的诗歌继承了中国诗歌的叙事传统,但现实主义精神过强,自我形象很突出,与当时风行的"神韵说"背道而驰,却契合了"神韵说"的反对者赵执信的诗论。王士禛并不奖掖蒲松龄,赵执信与蒲松龄也没有交往。蒲诗远离了齐鲁诗坛,以极强的现实关怀消解了《聊斋志异》的浪漫抒情。     

孤独：残雪创作的主题

残雪是孤独的,她孤独地探索人性的最阴暗面,孤独地面对少之又少的读者。在残雪的小说中,也执意于对人的生存价值和生存处境的悲剧性反映．体现较深刻的是作为个体的人所感到的无处不在又无能为力的孤独感。     

从《琴瑟乐》看清初山东婚姻礼俗

婚嫁礼俗是中国古代礼俗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统治思想的中国社会的婚姻礼俗遵从《礼记》婚姻"六礼"之制,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区、不同的阶层或有变异。旧传为清代蒲松龄所作的《琴瑟乐》是一篇描写女子婚姻的俚曲作品,叙述了从少女思嫁到夫妻美满的整个民间婚姻过程。它所反映的清初山东民间婚俗,仍以《礼记》"六礼"为基本框架,一方面传承着"六礼"传统,同时,受民间经济和世俗社会的影响,这一时期的民间婚俗向着更务实、更世俗、更喜庆的方向发展。     

蒲松龄与魏晋风流

蒲松龄首先体味了魏晋风流性情层面的“真”,将“真”发展为更加执着的“痴”,塑造了一系列痴男痴女形象 ;其次是自我层面的“狂”,使“狂”具有了审美的浓厚意味 ,塑造了一系列狂生形象 ,肯定了越出名教的爱情与行为 ;最后 ,是超我层面的旷达自然 ,为其理想的境界加入了和谐浪漫、平凡而又超凡的爱情因素。蒲松龄得益于魏晋风流的不仅仅是精神内容方面的“痴”“狂”“旷”,还有艺术形式方面的“语典”“意象”“模式”等。     

论稼轩词的女性形象创造

辛弃疾词中有四类女性形象:一是运用典故并加以想象虚构的古代美人。词人借古喻今,感情激切,比兴寄托明显,但形象较单薄粗略。二是伤春怀人或孑然独处的美女,多数出现在"男子作闺音"的代言体中,形象生动饱满,情思细腻曲折,比兴寄托含蓄不露,是稼轩忧国赤忱的暗喻、灵魂的写真。三是对侍儿和歌舞少女的即兴抒写,形象灵秀可爱,才艺高超,洋溢着天真稚气,彰显出词人的一颗童心。四是山村妇女。她们勤劳淳朴,敬老爱幼,爽朗乐观,美丽动人,其形象表现出稼轩对农村田园生活的热爱,是稼轩对词题材内容的重大开拓与杰出创新。     

唐人小说中的妇女性爱:小说家营造的心理态势

唐代妇女性爱生活丰富,且为唐人小说的一大主题。现实中的妇女性爱放荡、混乱,小说以偷情、私奔方式表现出来,没有抹去现实生活的痕迹。唐人小说的特点为,言情而不淫,纵情而不乱,极大地提高了现实生活水平,使文本的表现方式得以升华。这其中包含着小说家们丰富的心理因素。唐代文人多遭门阀婚姻之苦,既有感于世风开放,极力寻求性爱伙伴,又深受传统礼教熏染,要求性爱对方绝对纯真圣洁。于是,现实中妇女性爱放荡、混乱的状况,便被提高到了一个新视点。如此,既满足了文人的性爱生活,又相应解除了其失败婚姻之苦,也不丢面子。此乃纯属小说家营造的性爱心理态势。     

沈从文小说的叙事角度

沈从文的小说中对现代小说的各种基本叙事角度都有所运用,即使是同一种叙事角度,其格局和写法也有所不同。沈从文小说在叙事角度上的广泛探索和卓越成就,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发展树立了成功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