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的启蒙精神之限度

启蒙精神和宗教信仰决定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白痴》的写作。在《白痴》中,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方面肯定理性精神,否定违反自然律的肉身复活的基督教信仰;另一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基本的情感形式来自基督教信仰。梅什金公爵是一位苦弱的、品德高尚的人,原型明显来自耶稣基督。梅什金公爵持有的是一种弱小者的哲学,他对人性的恶充满理解和怜悯。陀思妥耶夫斯基通过他提出了社会公义的问题。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现代性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中，包含着许多后来在现代小说中得到充分发展的艺术因素，此文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融杂多为一体的风格、心理分析的内容、淡化因果情节的结构与现代小说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它们的相似和相异之处，着重比较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自我意识的形式描写与意识流小说形式的联系、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人物的孤独与存在主义选择的异曲同工，将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现代小说精神之父的轮廓大致描绘出来。     

芥川龙之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体验——以圣愚式人物为中心

日本著名短篇小说家芥川龙之介曾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及其作品非常感兴趣。芥川在描写圣愚式人物时,有意识地吸收借鉴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无根性、苦难性、启示性等方面的描写特点,以表达他对“善”的思考、对完美人性的赞颂。对芥川龙之介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体验的分析,有助于进一步了解芥川龙之介作品的艺术特色及陀思妥耶夫斯基对他的影响。     

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写实小说叙事的贡献

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是研究小说叙事艺术的不可多得的文本。在欧洲小说发展的历程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对小说叙事艺术发展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是传统写实小说发展向现代发展和嬗变道路上的一个“路标”，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本文将探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与欧洲传统写实小说叙事的联系与张力，及这种创新在小说发展史上的意义。     

卡夫卡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卡夫卡的思想和创作明显地受到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影响,卡夫卡声称自己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有某种血亲关系.卡夫卡的作品弥漫着一种陀思妥耶夫斯基"地下室"或"死屋"的气息,而他笔下的"弱的形象"也颇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小人物"的精神和特征,至于他的怀疑、迷惘、焦虑和探索等,也都能从陀思妥耶夫斯基那里找到某种精神渊源.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疑是卡夫卡的先行者,但卡夫卡跟随这位先行者,却走出了完全属于自己的路.     

《温顺的女性》对话特征探析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具有巴赫金复调理论的对话特征。"对话"是复调小说的理论基础,有助于全面揭示小说中作为思想形象的人物个性、思想以及人物之间的关系,本文旨在通过主人公与作者的对话、丈夫与妻子的对话以及丈夫与自我的对话分析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中篇小说《温顺的女性》,更深入地探讨小说的主题意蕴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风格。     

果戈理后期创作浅谈

果戈理前期创作揭露生活的阴暗面 ,讽刺和批判庸俗的封建地主和官吏 ,开创了俄国“自然派”。其后期创作努力塑造正面主人公 ,通过人性复活的构思 ,宣扬道德感化、精神革命的主张 ,直接影响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 ,确立了俄国文学的另一个方向 ,具有重大意义。     

癫痫症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创作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个癫痫病患者。他生活在俄国 19世纪中后期 ,那是个激情动荡的年代。时代的特性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癫痫症有某种默契。这使陀思妥耶夫斯基比同时代的其他作家 ,更善于表现生活在这种时代里的人们的精神分裂和迷惘 ,揭示他们悖谬性的生存状态。这种默契还造就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复调现象     

论陀思妥耶夫斯基“宗教大法官”的象征意义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后一部作品《卡拉马佐夫兄弟》被认为是“迄今为止最壮丽的长篇小说”，而其中的“宗教大法官”一章涵盖了作家最主要的创作思想和宗教意识，是他所有作品的内涵升华。因此，弄清“宗教大法官”的象征意义所在，就成为解读作家本人宗教思想矛盾的捷径。通过分析主人公伊万的精神信仰或许能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部封笔之作中留给我们的问题与答案。     

巴赫金复调理论对小说艺术发展的意义

复调小说是苏联著名文艺理论家巴赫金1929年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问题》一书(此书1963年经过修改更名为《陀思妥耶夫基诗学问题》)中提出的一个文艺理论概念。由于这一理论深刻地剖析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根本艺术特征,确切地概括了小说艺术发展的某些实质性问题,对现代小说创作实践具有深远影响,引起苏联国内外许多文学理论家、批评家作家的广泛兴趣,大大地提高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世界文学史中的地位,巴赫金因而享有世界声誉。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对小说结构艺术的发展作出了哪些历史性贡献,巴赫金的复调小说理论对现代小说诗学又有何意义,本文拟对此作点美学的分析与探讨。     

现代诗学发生的哲学因素及现代诗学的开端

新诗哲学精神的理想愈来愈倾向于探究这个世界背后的神秘,追求宇宙真理。这与传统诗学的"诗言志"、"诗言情"的人间表达区别开来,表现了新诗现代性的最核心要素。在理论上,王国维最先提出这一诗歌理想,以为诗歌与哲学一样,目的是求真理——天下万世之真理。这是现代诗学发生的最核心标志。王国维的首倡之功功不可没。"诗界革命"不曾涉及哲学。李震先生认为《摩罗诗力说》是中国诗学现代转型的开端与标志,是中国现代诗学的真正起点。但《摩罗诗力说》作为诗学著作,哲学性并不是它突出的特色,也不是最根本的要素。     

宋代诗论中的“鬼诗”与“鬼语”

在宋代诗学批评中,“鬼诗”“鬼语”成为常用术语。诗歌内容摹写幽冥世界、诗风凄艳幽冷且空幻飘逸、情感基调以悲为美是宋代文人对“鬼诗”基本内涵的确认。以“鬼”论诗强调诗境的清迈出尘、诗人的妙手灵心,多为正面评价。以“鬼”论诗的流行受宋代谈鬼的社会风尚及传统诗学神秘化思维的影响较大,也与宋人对李贺的阐释和接受有关。     

张爱玲隐喻性小说艺术与中国文学传统

张爱玲小说可概括为隐喻性小说,这是张爱玲继承融诗歌小说为一体的中国文学整体传统的独特创造,可视为中国文学传统发展延续至现代的产物,即张爱玲从说书体小说汲取说与听的审美思想及叙述精华,并从诗歌中汲取"诗言志"、"诗缘情"的抒情及注重喻说的诗性传统,将两者水乳交融地合成为隐喻性小说。张爱玲小说的艺术特点,受众广泛、被广泛改编为影视和舞台剧以及经典化程度高等现象,均可从中得到很好的解释。张爱玲对于中国文学的贡献就在于创造了隐喻性小说这一小说类型,藉此可生成隐喻性小说诗学。     

严羽复古诗学以“浑”为美的旨趣及理论构建

严羽认为宋诗笔力之劲健不减唐人,而气象之浑厚却差之甚远.他的复古诗学正在于提倡浑然之美,试图全面恢复汉魏盛唐诗以浑为美的诗学传统.在《沧浪诗话》中他提出了自己的诗美主张,即上乘诗作应具有古朴浑厚、整一无间的气象,妙悟浑成、兴发无痕的诗法和物我浑融、超形入神的意境.“妙悟”“兴趣”与“入神”等诗学理论正是围绕他以浑为美的复古旨趣提出的.自严羽后,以浑论诗逐渐成为潮流,谢榛和王夫之等全面承袭并发展了严羽的浑然美学,并将其推向了巅峰.     

朦胧诗：中国当代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先驱

朦胧诗作为我国当代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先声,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给诗坛乃至当代文学带来了一次深刻的思想变革,它使诗歌打破了建国以来的种种文学禁锢,承接了五四以来的新诗传统。不仅把朦胧诗看作一个新诗流派,只从艺术创新方面来判断其意义和价值。而是把它纳入到整个文学思潮的运动发展中,把握它在文学史中的地位和作用。     

现代浙籍诗人诗歌翻译与中国诗学的嬗变

以中国新文学史上现代新诗的发展为纲,概述了从新文化运动初期到20世纪40年代浙籍诗人域外诗歌翻译和创作的互动实践,探讨了群体的诗歌活动对于中国新诗发展的影响,重估了现代浙籍诗人群体译诗对中国新诗学建构的应有贡献。     

穆木天外国文学翻译与中国现代翻译文学

穆木天外国文学翻译对于认识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具有重要价值。穆木天与鲁迅有关“翻译”问题的论争,是“五四”以来不同翻译观的碰撞,是左翼文学多元构成的不同翻译观之间的碰撞,这有助于穆木天20世纪30年代翻译家身份的确立,他的巴尔扎克翻译和阐释是左翼文学的重要成果。穆木天的巴尔扎克译著迅速消失在读者视野中,需要结合中国现代翻译文学传统重新认识,但也可见有着他自身素质的限制,相比之下他的诗歌翻译更具有根基性,但却更多地受到来自他自身主导意识上的压抑。     

从“活句”到“活法”--论宋代黄龙宗机锋对江西诗派诗论的影响

江西诗派从北宋黄庭坚开始,诗学主张就受到黄龙宗机锋“活句”思想的启发,从黄庭坚的“点铁成金”“夺胎换骨”的“句法”,到吕本中的“活法”,乃至整个江西诗派的诗风,都与黄龙宗“触目菩提”的宗风,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古典主义诗歌的“复兴”及其“特殊武器”--从《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管窥休姆的诗学观

托马斯·厄内斯特·休姆是英美现代派诗歌运动的重要奠基者,但由于学术界对其思想体系特别是诗学观认识不足等原因,致使休姆未能享有其应有的“先锋地位”。休姆的诗学文论中影响最大的要属《浪漫主义与古典主义》,因为这篇文章暗含休姆主要的诗学思想。因而,解析休姆在这篇文章中所阐明的诗学观：一方面,他预言了古典主义诗歌的复兴,并表明其必要性与可能性;另一方面,他还阐明了“联想”这一古典主义诗歌复兴的“特殊武器”,优于“想象”的原因。笔者希望这一解读有助于宏观把握休姆的诗学观,对确立其在现代主义诗歌运动中之先锋地位亦极具意义。     

梁启超:重新勘定中国文学的现代认同——兼及其对于新文学家文化人格的构建

在早期致力于政治改良的宣传时代,梁启超积极借镜日本和欧洲近现代的文学经验,这对其启蒙主义文学观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他强调借助欧洲文学革新中国文学,其文化认同明显向前者倾斜。欧洲之行中梁启超认识到作为国人现代想象的主要参照的启蒙运动以来的西方盲目推崇科学理性的偏颇,而将强调理性与情感均衡发展的文艺复兴作为中国新文化建设的样板。与此同时,他回归"诗言志"的诗学传统,对于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给予高度肯定,并将中国古代诗人的崇高情怀和抒情精神作为新文学家文化人格建构的典范。这显示出不同于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主流话语的独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