湛若水的儒佛之辨

湛若水从“虚”、“静”概念的分析展开儒佛之辨,落实于对“随处体认天理”命题的论证,将“虚实同体”和“至静未尝无物,未尝有物”中对“虚”、“静”关系的辨析贯彻于对“随处体认天理”这个核心命题的论证中。湛若水极力论证陈献章之学并非近禅,围绕对儒佛关系的认识与王阳明反复论辩,在划清儒佛思想界限的表象下,蕴涵他对明代心学援佛入儒及其思想发展趋向的深层思考。儒佛之辨承载湛若水忧虑儒学正统性的卫道意识和道德学说。“随处体认天理”与“主静”说之关系,天理良知是“现成”还是“人心的一念萌动”,对这些核心问题的论证,又体现他对儒佛之辨的自觉意识和深层哲学思考。     

王阳明早年“出入佛老”研究

“出入佛老”几乎是宋明哲学家必经的思想历程,也是阳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文章围绕阳明心学发生史上“阳明洞修道”事件中的前知和内照光景问题,分析阳明“出入佛老”过程中所发生的从身到心、从术到道、从仙到佛,也就是从养生到境界的思想历程,揭示其哲学意义是使阳明由佛老虚无境界的精神体验出发走上在儒家日常的感情和伦理生活中实现超越的精神境界的道路,从而为他建立融合儒、释、道三家为一体的心学理论准备了条件。     

《西游记》的超然佛道观评析

探讨灭佛的激烈的宗教运动如何渐渐转变为佛道二教共存且相互影响而形成较为温和超然的佛道观念。从＂三武一宗＂的历史史实入手,以《西游记》作佛道融合的例证,从文化与经济两个角度探讨佛道观念的转变。最终得出佛道二教在思想主体地位的淡出与经济势力遭受打击两方面原因导致佛道相互之间的关系温和,界限模糊。     

试论欧阳修与北宋理学思潮的兴起

欧阳修的思想及其与北宋理学思潮的兴起有着密切的关系，但以往学界对这一方面的具体研究颇有欠缺。本文从哲学、经学、排佛道三个层面论述了欧阳修的思想，认为：其“不绝天于人，亦不以天参人”的天人观充满儒家的理性精神，是北宋理学“理本论”的直接理论先导；其以理性精神为标准衡量儒家经典传注的是非真伪，为经学中义理之学学风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其“修本胜之”的排佛道思想，虽然尚无法真正战胜佛道二教的影响，但却为稍后的理学家们加强儒家心性之学建设揭示了方向。因此，作者的结论是认为欧阳修是北宋理学思潮的最重要的开创者之一。     

阳明学者的良知与知觉之辩——以聂豹与欧阳德、王畿的争论为中心

在阳明学者中,关于良知与知觉之辩分化出两种不同的致思路 向。一种以聂豹为代表,主张良知是未发之中,知觉是已发之和,由知 觉转向良知本体。一种以欧阳德、王畿为代表,主张良知既是未发之中 ,亦是已发之和,从知觉处见良知。双方互相指责,聂豹认为欧阳德、 王畿从知觉处见良知,易出现义袭逐物之弊;欧阳德、王畿认为聂豹由 知觉转向良知,易出现向内禅定之弊。双方固守不同的支援背景,都认 为遵循阳明致良知学的理路,实则聂豹遵循朱子学体用二分思维方式, 走立体达用路径;欧阳德、王畿遵循阳明学体用一源思维方式,走即用 达体路径。     

从儒佛之辨看阳明心学的真精神

王阳明的心学,不能简单地界定为“醇儒”,或“禅学”,而是自信自立,多家会通,从而彰显出超越时空的大智慧。王阳明的儒佛之辨,不仅是对儒学本身的判教,同时也是对佛教禅学的判教,既认定儒学之理趋于功利化,也认定佛教的伦理缺位,无政治担当。王阳明的“良知”之学,是儒家之“有”,兼仙家之“虚”、佛家之“无”,是以儒为主,佛老为用。“圣学之全”是王阳明心学的真正“道统”,体现了阳明心学的真精神。     

阳明学的历史际遇

“阳明学”一词,源于《明史·王守仁》传:“筑室阳明洞中,泛滥二氏学,数年无所得。谪龙场,穷荒无书,日绎旧闻,忽悟‘格物致知’当自求诸心,不当求诸事物,喟然曰:‘道在是矣!’遂笃信不疑。其为教,专以‘致良知’为主,谓宋周程二子后,惟象山陆氏简易直捷,有以接孟氏之传,而朱子《集注》《或问》之类,乃中年未定之说。学者翕然从之,世遂有‘阳明学’云。”自明迄今,中外学者、政治家对阳明及其事功学术毁誉互见,各有褒贬。有人斯有学,将这段历史际遇写出来,以资同仁研究时参考,当是很有意思的。     

儒与禅：割不断的联系－论陈献章的儒学与禅学

陈献章是明代儒学大师,是明代心学的奠基人。是什么因素使他在宋元一脉相承的传统学术中独树一帜,从而为明代学术界带来了“新气象”？本文通过对陈献章的主要几个可以作为“学者津梁”之思想,如“主静”、“静坐”、“静中端倪”、“无心”、“无言”、“我无尽”“虚寂空无”等思想的分析,揭示陈献章的儒学与佛教义学（即所谓禅学）之间的深刻联系,指出他只不过是比宋元儒学在更广泛的角度、更深的层次上吸收了佛教义学的营养来补充儒学而已。     

明代心学工夫论与周敦颐的“主静”思想

周敦颐作为“道学宗主”,其思想对理学各派皆有深远的影响。就明代心学关心的主题而言,显然有偏重于工夫论的一面,即如何通过合理的修养技术,使平凡的个体“优入圣域”。周敦颐的“主静”思想对明代心学的工夫论起到了先导作用。从王阳明开始心学各家对周敦颐的“主静”思想进行了各种创造性的诠释和解读,比较突出的有阳明的“主静实兼动静”、王畿的“心极”说和罗洪先、聂双江的“主静归寂”说,这些诠释和解读体现了明代心学工夫论的丰富性及其与周敦颐思想的深刻关联。     

刘勰的儒学思想并非古文一派

《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的思想,笔者是用“以佛统儒,佛儒合一”这八个字来概括的。这是在说明:笔者承认刘勰有儒学思想,并不是象有人所认为的,说刘勰的思想是“以佛统儒,佛儒合一”就是贬低刘勰。笔者认为:刘勰的儒学思想和他的佛教思想是“以佛统儒,佛儒合一”的关系。这个“以佛统儒,佛儒合一”的关系的理论根据,是他在《灭惑论》中所阐述的“佛之至也……是以一音演法,殊译共解;一乘敷教,异经同归;经典由权,故孔、释教殊而道契……”这样的思想。也就是《文心雕龙》中“道(佛)沿圣(孔)以垂文(儒     

王守仁心学的极端化发展及其主要理学观点

王学是明中后期思想界的主流 ,其后学呈现出向两个方向分化的发展倾向。其中 ,王畿、聂豹、罗洪先及泰州学派注重王学向内心、静修方面的用力 ,偏重顿悟 ,代表了王派心学的极端化发展倾向     

湛若水心学视域下的易学观

湛若水哲学体系的构建与易学密切相关。在阐释心学思想时，湛若水借鉴《周易》经传的思想，创造性诠释了《系辞》、乾卦、复卦，构建一套以“知几”为核心的修养工夫论。“心之体即是易体，心之几即是爻变”为湛氏易学思想的总纲，该理念高度概括了心与易通一不二的关系，积极推动了明代中晚期心学易思潮的发展。     

论王弼的学术思想

本文着重论述王粥摒弃迷信，以理性治《易》的学术思想，即：从理论上正确地解决了《周易》卦象与卦的内容之间的关系以及卦交辞文字的譬喻性的问题，且在具体的释卦中有所运用。但是，由于他服膺《周易大传》的“象数说”，导致了释卦中的某些失误。随之论述了王弼以“无为”解决了“会通孔老”的时代课题，从老子道的作用层上发掘其理论的价值。这对我们今天进一步开展“老学”研究，亦有启示作用。     

文学场域中的生命历程与精神表达——论“海归作家”聂茂的散文创作

湖南“海归作家”聂茂的散文创作成就十分突出,其散文早期为“农家孩子”书写“水稻之歌”的乡土散文,中期为“留洋博士”聚焦文化差异的海外散文,近期为“海归教授”走进“大师心灵”的文化散文。不断地思考和创作,伴随着聂茂的生命历程,成为他散文创作风格独具的精神原色。     

司法审判的《易经》探源（二）——解卦新解

《易经》解卦的“解”通獬豸的“獬”，其代表的是上古传说的专司裁判的独角兽。解卦实际上是一则关于狩猎所得猎物归属权问题的神判筮例。解卦《象传》“雷雨作，解。君子以赦过宥罪”已经为我们揭示出解卦的獬豸神判的本质，解卦上六爻“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则说的是审判官对疑难案件通过射隼的天意神判的方式来裁决。《序卦传》“解者，缓也”和《彖传》“天地解而雷雨作，雷雨作而百果草木皆甲坼”均是对解卦义理的发挥，不代表解卦的原初本义。     

郭雍易学思想述评——《易》言三才之道

郭雍是宋代义理易学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核心的思想是“《易》言三才之道”。他将“三才之道”贯穿到天人起源、《周易》创作、本体衍化、卦爻交感等易学解释体系的各个层面,在易学史上有一定的影响。     

《周易·渐卦》新解——兼论《渐卦》与《诗经·渐渐之石》的关系

考《诗经·渐渐之石》篇,得出《渐卦》与《渐渐之石》无论是单个的"渐"字还是各自描述的内容都存在一定联系的结论,其中"渐"义应为"山石高峻之貌"。《渐卦》初爻辞有"小子"一词,各家解释不一,通过对先秦主要典籍中凡出现"小子"一词的各篇章的分析,可知《渐卦》中的"小子"指代"青年男子"。整个《渐卦》描述两件事:一是青年男子出征打仗之始末;二是妻子对出征丈夫的思念及艰辛的生活状况。     

都市漂泊者的乡村物语——聂茂早期散文的主体精神及其价值认同

聂茂早期散文作品,主要以故乡作为聚焦对象,以童年生活和成长经历为线索,抒写自己对故乡和父老乡亲的怀念与挚爱,手法大都以记叙为主,也夹杂着少量的议论和抒情。在他的作品中,既有对农民勤劳、善良、坚忍不拔的传统美德的肯定,又有对农民愚昧、落后的国民劣根性的批判;既有对他们不幸命运的深切同情,又有对改变他们命运的真诚渴望;既有对养育自己成长的父老乡亲的感激,又有对他们远离现代文明、封闭心灵的遗憾。作为乡村边缘人和都市漂泊者,聂茂散文的主体精神和价值认同仍旧是给予他智慧和生命的父老乡亲以及滋润他健康成长的乡村厚土。     

孔颖达《周易正义》对王弼的超越

王弼是易学史上著名的义理派学者,虽然也不弃象,但理论上存在着欠缺。孔颖达在《周易正义》中,在释大衍义和诠释乾坤二元方面对王弼进行了提升,并对王弼以无为本的本体论进行了改造,弥补了王弼忽视象数的偏向,对宋代象数派和义理派的融合起了决定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