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大突发安全事件中的"信息疫情"风险和防治策略——基于新冠肺炎疫情的观察思考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使"信息疫情"问题再次引起全世界的关注."信息疫情"问题的出现和蔓延,不仅给疫情防控工作带来诸多负面影响,也给我国在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的信息治理能力和危机应对能力提出了全新挑战:一是导致有害信息"病毒式传播",放大社会恐慌情绪;二是反智主义甚嚣尘上,挤占公众理性对话空间;三是侵蚀社会信任基础,加剧信任赤字风险;四是媒介体系变革诱发"熵增"风险,信息传播呈现失范状态.为此,要从信息发布、应急处置、舆论引导、媒介素养培育等方面着手,加快构建"四位一体"的"信息疫情"防治体系,在有效提升"信息疫情"防治的响应速度和效果的同时,不断增强重大突发公共事件中的信息治理能力,持续推进信息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政府新闻发布会效果研究——以墨西哥政府新冠肺炎疫情新闻发布会为例

在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过程中,政府应当做好信息公开。新闻发布会是政府向媒体和民众公开信息的重要渠道,是政府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重要工具,运用得当能够满足民众的知情权,指导民众与政府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中形成合力,甚至能变危为机。通过对墨西哥联邦政府在第一波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召开的每日疫情情况报告新闻发布会进行研究和评估,可以看出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政府新闻发布会应当做到及时主动、真实详尽,并适当体现人文关怀。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防控所应倡导的道德理念——以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为例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防控,应当倡导以下基本道德理念;一是人民健康至上道德理念,即把人民健康放在首要位置,这是中国公共卫生事件防控伦理最为根本的道德理念。二是人道主义道德理念,即每个人必须尊重受灾群众作为人所应享有的道德权利,不应对受灾群众的命运漠不关心;同时要把受灾群众当作目的,而不是当作供利用的工具。三是求真务实道德理念,即要按照"务得事实,每求真是"的要求开展防控工作。四是志愿服务道德理念,即要秉持无私奉献的精神,自觉自愿地为防控工作贡献自己的力量。五是慎独道德理念,即要自觉地按照防控的有关规定和要求办事,配合和协助政府和相关部门开展防控工作。     

行政公开与行政权力的运行——兼论信息社会行政公开的深化

行政公开是规范和制约行政权力的有效手段.行政公开推动行政权力的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和廉洁化,是行政权力健康有序运行的重要保障.信息社会为行政公开的深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充分运用行政公开这个杠杆,行政权力的规范和制约将达到新的水平,从而为实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奠定坚实的基础.     

法治进程中的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略论

建立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是人民主权宪法基本原则的必然要求,同时也是完善公民知情权的有效途径。政府信息公开起源于北欧,相继在英美法系国家和亚洲地区获得迅猛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信息公开条例》于2008年5月1日实施至今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是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仍然存在公开＂难＂、申请＂难＂和诉讼＂难＂等问题,我们应该从观念更新、制度配套和法律保障三个方面来大力推进我国的政府信息公开。     

新冠肺炎疫情的批判性思维启示及信息生态平衡的人工智能应用

新冠肺炎疫情所引发的全球舆情,不仅空前凸显了批判性思维的重要性,而且凸显了深化批判性思维研究的必要性。正值信息文明扑面而来的时代,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范围内大规模爆发,信息科技在助力抗疫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全球性复杂舆情。这一正在继续的社会信息现象具有重要启示:随着信息文明的发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需要通过批判性思维哲学基础的研究,建立起与社会信息生态的关联,在越来越复杂的信息环境中,由批判性思维中的前提性反思深入到信息生态,并为人工智能在这一层面的应用创造条件,逐步实现社会信息生态平衡保持的智能化,助力前提性反思的发展,通过批判性思维能力提升和信息生态平衡的智能化保持,构成二者间的良性互动机制,推进批判性思维和社会信息生态健康发展。     

论系列杀人案件信息披露的理论基础

长期以来,我国警方在系列杀人案件信息披露上是以破案率为出发点,而不是以公民的生命安全为最高目标,导致目标错位。为此,公安机关要建立起“公民生命高于警方破案”的理念,尊重公民生命,维护公民知情权,构建起制度性的系列杀人案件信息披露机制。     

政府信息公开的立法环境分析——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制定为例

对于立法背景的追寻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认识立法目的和法律条文,也有助于该立法将来辅助、配套法律法规的制定及施行。拟将对《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制定之际的立法环境进行剖析,从国家推进信息化建设、完善信息化立法、推进阳光政府、透明政府的建设等背景分析《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立法环境,从而能更好地认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制定和执行中存在的问题,以期对政府信息公开进一步的立法有所裨益。     

网络服务提供者( ISP)信息披露制度——以著作权法领域为中心

在信息技术的发展背景下,网络侵权数量呈现直线飙升.关于网络服务提供者间接侵权责任的建立使权利人确认直接侵权人陷入困境.著作权领域的司法和实践为信息披露制度的建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立足我国的具体实际和网络现状,信息披露制度应当规定包括网络接入服务提供者在内的网络服务提供者均负有一定的信息披露义务,严格信息披露的条件,采用“通知与反通知”的履行方式,明确网络服务提供者信息披露制度下的责任分配,促使网络服务提供者制定统一的信息披露行业规定.     

论权利意识与法治

法治的核心是实现公民的权利,国家权力必须认真对待权利.公民是否普遍具有权利意识,执法人员是否普遍具有权利意识和能否文明执法,对法治的实现有重要影响.公民必须具有权利意识才能实现和捍卫自己的权利,现代法治社会的执法者必须具有权利意识才能为公民的权利提供司法保障.     

构建公益诉讼的知情权救济模式

知情权在中国是一个备受尊重而又模糊不清的概念,其立法严重缺失,法律救济步履维艰。本文从法律制度层面分析知情权救济缺失的深层原因,并借鉴国外公益诉讼理论,提出如何在中国构建公益诉讼的知情权救济制度。     

《电子商务法》视角下网约车平台的信息披露义务

近年来网约车平台的信息管控问题受到较多关注。网约车属于服务提供型电子商务平台,具有更强的人身安全保障需求,以区别于以实物商品为交易标的的商品提供型电子商务平台。网约车平台对于服务提供过程中的驾乘信息有强大的管控能力,同时也需承担承运人责任。《电子商务法》为电子商务平台直接或间接设定了信息披露义务,在《电子商务法》未明确规定或仅做原则性规定的情形下,网约车平台亦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将相应信息做单独处理以满足乘客、利益相关人和国家机关合法的信息披露要求。在一般情况下,网约车平台需向一般公众提供平台信息与平台内经营者信息,特别是法律要求的基本信息,而在特殊情况下,网约车平台不仅需要提供相应个人信息与运营信息,还需满足披露质量上的即时性和全面性要求。     

网络时代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问题与应对

步入网络时代后,信息成为社会发展的基础性资源.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应当在这个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最大限度开放政府信息,方便公众自由获取、使用和分享.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过程中存在不少不适应这一进程的情况,如门户网站建设水平低,重复建设,信息发布效果差;政府信息管理水平低,纸质化保存甚至成为制约公开的因素;公开范围也还比较有限,不但对政府信息的范围界定比较狭窄,限制申请人的资格,而且还往往会对信息用途作出审查干预.这些问题是政府信息公开制度自身的不足,也是其无法适应网络时代发展的表现,应当逐一解决完善.     

我国核电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探析

目前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核电企业遵照相关环境报告指南,自愿、定期的在财务报告之外单独披露环境会计报告,以反映核电企业在环境保护方面的业绩。作为对环境最敏感的企业类别之一,我国的核电企业必须直面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外部压力,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典范。文章分析了我国核电企业披露环境会计信息的紧迫性,提出了核电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模式的理想选择和演化路径,并探讨了推进核电企业环境会计信息披露的措施。     

阳光反腐视野下我国司法信息公开制度的检讨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对于建立健全公开透明的司法信息公开制度以从制度上遏制司法腐败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学术界以及最高人民法院虽然都一直强力推动司法信息公开,但是我国司法信息公开制度仍然存在诸多不足.因此,有必要检讨我国司法信息公开制度存在的问题,以便为进一步完善我国司法信息公开制度提供理论基础.     

个人信息保护的法律规制与法治路径

数据是信息的主要表现和转换形式，数据共享已成为个人信息利用的一种极为快捷便利的有效方式。需要建立对个人信息严密保护的数据共享机制，建立以数据为核心的数据所有权保护制度，构建个人信息“权利束”保护的工具性体系。个人信息权保护的法律规制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个人信息私法保护的法律规制，个人信息正当处置的法律规制，个人信息合法删除的法律规制，侵害个人信息权益的法律规制。个人信息权保护的法治路径集中反映在三个方面:对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适用刑法保护，对侵犯个人信息的犯罪行为追究刑事责任，个人信息权益保护适用公益诉讼。     

个人信息保护视阈下的行政处罚决定公开规制路径探究

修订后的《行政处罚法》增加了行政处罚决定公开的规定,缓解了行政处罚决定公开无具体法律依据的尴尬局面。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制度的实施导致多方利害关系失衡,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处罚决定公开与个人信息保护的关系。究其根本在于制度衔接不畅与法律规定滞后。文章从制度设计目的出发,结合个人信息权益保护实践,探讨如何有效解决行政处罚决定公开制度的权利(力)冲突、规则之弊等现实问题。引入比例原则,以相对人个人信息权益保障来确定个性化公开标准,化解行政处罚决定公开与个人信息保护的冲突与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