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官僚制批判的再批判

20世纪70年代起在西方国家兴起的新公共管理学派对传统公共行政的理论基础和核心模式———韦伯的理性官僚制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批判主要集中在官僚制的限制民主、压抑个性、效率低下、应变力差等方面。本文试图从行政生态学角度对这种批判进行再审视,认为新公共管理只是在表层采取了与官僚制不同的形式而已,实质上是对理性官僚制的改进和回归。尤其是在行政环境与新公共管理发生地截然不同的发展中国家,官僚制仍有其生命力。发展中国家目前正处于理性官僚制不足的状态,应汲取理性官僚制的合理内核,同时有选择地吸纳新公共管理的部分建议,实现自身公共行政的超越———走向后官僚制。     

官僚制行政:理论溯源、经验反思与现实适用性

官僚制行政在现代政府的发展历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典范地位,也是各国公共行政改革的核心标的。溯源于马克斯·韦伯的"理性官僚制"理论,"合理性"与"合法性"是韦伯建构官僚制行政的两个前提要件。但由于理性二律背反的逻辑特质,官僚制行政具有无法克服的内生矛盾,并引发了学界对官僚专政的批判性反思。在我国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的转型期,对官僚制行政的审视及借鉴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韦伯理性官僚制范畴的再认识

以官僚制原理为基础的传统公共行政模式被认为正被一种以管理为取向的新典范所取代 ,韦伯关于官僚制的经典分析也日益受到批评和怀疑。批评者从官僚制组织低效率和功能失调的现实出发 ,指责韦伯官僚制理论违反经验事实。文章认为 ,批评者以“效率”替代了韦伯理性官僚制理论中“理性”这一中心概念 ,需要新审视这些批评及其结论。韦伯理性官僚制概念的意义不在于提供对现象的细节描述 ,而在于其作为分析工具的价值。     

西方理性官僚制与我国公共行政的发展取向

官僚工具理性与官僚主义是具有本质区别的两个概念。现代官僚制是近代西方工业化发展的产物,体现了资本主义的理性精神,在现代社会具有普适性价值。当今世界公共行政面临的困境不仅仅是官僚制的困境,新公共管理的原则应用到中国应当慎重。现实的中国正在经历着向工业化社会的转型,我国公共行政发展可以借鉴西方现代行政管理理念的某些合理内容。     

科学与道德:行政权力道德化质疑——对张康之《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的阅读与商榷

张康之的《寻找公共行政的伦理视角》一书在对现代官僚制的批判性研究中,针对行政改革的基本问题,对"超越官僚制"的问题做出了系统的分析和研究。在对官僚制的种种弊端进行反思的过程中,理论结合实际地探讨了行政权力运行中的主体性、行政人员道德价值的重要性等问题。特别是作者正确地指出,在公共行政中必须正确处理权力与权利的关系,创造性地提出了"公共行政拒绝权利"的主张。但是,该书中关于"公共行政道德化"、"政府道德化"、"社会秩序的道德化"等提法,又是值得商榷的。     

略论行政伦理的价值重建

随着人类历史车轮的不断前进,人类社会进入一个新的社会历史转型期,即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传统行政管理的价值理念和实践方式受到了巨大的冲击。官僚制行政模式是工业社会的产物,是适应工业社会的运行和社会结构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官僚制体系是一个纯粹的科学、技术性体系,所体现的是与近代资本主义一道成长起来的工具性理性原则,并以科学和技术的名义,将道德价值从公共行政领域中彻底剔除出去。在实践中否定了人性、人的价值、人的个性、人的主体精神等伦理文化因素。20世纪后期,官僚制行政的各种弊端逐渐暴露了出来,官僚制的适用性受到普遍的质疑。行政伦理也正是在对官僚制的反思中获得有力推动的。一、官僚制行政的价值缺失威尔逊和古德诺等人提出的“政治———行政二分法”原则,成为官僚制行政的逻辑起点。威尔逊认为,“行政管理是一种事务性的领域,它与政治的领域那种混乱和冲突相距甚远。在大多数问题上,它甚至与宪法研究方面那种争议甚多的场面也迥然不同”。[1]可见,传统公共行政学把公共行政视为远离政治的纯事务性技术领域,而把“价值”与“德性”领域归于政治。因此,在传统公共行政中,效率成为行政存在的主要理由和“价值”标准。官...     

解读官僚制“悖论”与中国的抉择

20世纪以来,公共行政经常性地陷入困境,尤其是官僚主义和腐败问题引起了政府结构及其运行中众多问题。基于实践中公共行政体制的重重困境,笔者着重解读了官僚制理性化进程中的诸多“悖论”,并从中感悟到官僚制的形式合理性取代和湮灭了其实质合理性,各种摈弃和超越官僚制的理论并不能涉及官僚制背后深层面的问题;官僚制自身的“二律背反”体现为:官僚制管理是必须物的同时又是实现国家目标的障碍。在反思官僚制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公共行政体制的现状,提出应在行政改革的实践中进一步完善我国的行政体制。     

理性官僚制与民主的内生张力 ——现代性的视角

现代性关照下的理性官僚制在"后现代"的重新审视之下捉襟见肘."后现代"破除了对"现代性"的迷恋和依赖.祛除"理性"之魅同时意味着官僚制的理性基石轰然倒塌.理性官僚制肇始于对专制的反动,却又深陷反民主的"泥潭",是现代性之祸,还是官僚制自身逻辑使然?抑或两者皆有?探究其中原由,以期对官僚制提供某种解救之道.对官僚制的修修补补并不是解决存在问题的有效办法,但是完全抛弃官僚制在现代社会既不可能也不现实,或许可以选择走一条中间道路.     

论官僚制的实践困境及其救治理路

论述了理性官僚制的实践困境及其陷入困境的深层原因。着重分析了以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与后现代公共行政思潮为主的现代行政学理论对官僚制模式的批判与反思,分析了我国学者张康之教授“超越官僚制”的理论构想,并据此对官僚制的救治之路进行了初步探讨。     

新公共管理改革研究

传统的"科层制"或"官僚制"公共行政模式存在僵化、效率低下、缺乏创新等缺点,因此新公共管理改革席卷了整个西方社会。研究、借鉴西方国家的新公共管理改革对我们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改革传统的公共行政管理模式,提高行政管理能力和效率具有重要的意义。     

技术责任中心主义——官僚制精神之解读

技术责任中心主义存在着技术上无可比拟的优势,但同时也具有潜在的危险,这种危险有可能使公共行政失去道德内涵,并可能由此偏离方向,使公共行政行为违背公共行政的主旨,甚至直接挑衅公共行政的终极价值追求,最终导致对公众的伤害。为此,我们既要完善科学高效的官僚制在中国现阶段公共行政中的运行功能;又要克服官僚制自身存在的缺陷,不断强化行政人员的道德责任意识和信念,建立具有真正公共价值取向下的公共理性,以此防范和规避其潜在的价值冲突上的危险。     

从官僚制到后官僚制——西方公共行政发展的新方向

官僚制是西方国家进入工业社会以后逐渐形成的公共行政管理体制。它与工业社会的特点相适应,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公共行政中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提高了行政效率,促进了工业社会的进步。但是,随着官僚制的发展,其弊端日益显露,加之西方国家逐渐从工业社会进入信息社会,官僚制愈益不适应社会管理的需要。于是,以政府的企业化管理为特征的后官僚制,逐渐成为西方公共行政发展的新趋势     

公共行政合法性的解构与重建——后现代主义的指向

公共行政的合法性问题由来已久。在后现代主义的指向下,公共行政的合法性问题已经不再是传统所指的＂保护行政免受质疑＂,而是指民主治理中行政角色的合法性问题。由于公共行政领域从未能有效地处理过这一问题,因此,后现代公共行政主张对现代公共行政合法性的核心——＂理性的人＂的治理模式和官僚制进行解构。在此基础上,利用合作实用主义、公共能量场、政策网络话语等重建公共行政的合法性。     

对官僚制的理性审视和反思

从行政管理和理性政府的角度,运用文献分析法和规范分析法对韦伯的官僚制在限制民主、压抑个性、效率低下等方面进行了理性的辨析和客观的评判,进而得出官僚制并非是我们想象的那样矛盾和弱不可击的结论,指出我们要充分借鉴官僚制的精华,加快和谐社会的发展。     

超越官僚制:新公共治理的原则与架构

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以韦伯的官僚制理论为代表的古典公共行政理论遭遇来自不同学术领域的批评,古典行政思想面临巨大的危机,新的公共行政理论正在酝酿并试图成为新的公共行政思想的主体.这些新的公共行政理论包括奥斯特罗姆夫妇的多中心体制公共治理理论、盖伊·彼德斯的未来政府的四种模式、简·莱恩的新公共管理理论、登哈特夫妇的新公共服务理论等等.因其不同程度地表示了摒弃或者超越官僚制的理论倾向,都可以称之为后官僚制理论,或者后官僚制时代的治理理论.后官僚制时代的公共治理体现了服务、竞争与契约主义原则和多中心制的架构.     

试论现代官僚制的现实合理性

官僚制是现代行政范武的主要模式,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官僚制在西方公共行政领域遭到了猛烈的抨击,有些学者甚至提出了“摒弃官僚制”的观点。本文分析了官僚制的历史合理性,并对反官僚制理论进行了审慎的反思,认为官僚制依然具有其现实合理性。     

公共行政道德化:新公共行政社会公平观的现代价值

以政治与行政二分法和官僚制为基础的传统公共行政以效率和经济为核心价值。新公共行政学派强烈批判了传统公共行政的效率和经济观,认为必须把社会公平引入公共行政中去,并作为其基石和核心,才能体现公共行政的精神。公共行政道德化是社会公平的现代启示,它包括公共行政体制的道德化和行政人员的道德化两个维度,包括从行政人到公共人、从顾客到公民、从管理到服务、追求公共性4个基本意涵。     

公共行政学定量方法运势论析——后工业社会的维度

尽管公共行政学定量方法曾因摒弃价值理性而深为后行为主义乃至新公共行政所诟病,还是基本上保持了与极力张扬工具理性的工业社会以及官僚制相一致的优势地位.但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以降低不确定性的不俗本领为标榜的公共行政学定量方法再也难显昔日辉煌,其式微几乎不可避免,其中更为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公共管理的发展终于推动了价值理性的复苏.     

试论我国行政体制变革的方向——传统官僚制、现代官僚制与后官僚制的解构与重组

近几十年来,关于我国政府行政体制改革走向"立官僚制还是去官僚制"成为学界的一大争论焦点.部分学者认为韦伯的理性官僚体制是政府行政体制不可逾越的阶段,也有不少学者认为应当超越官僚制汲取后官僚制的相关观点和实践.本文从东西方行政文化传统、现实环境、未来挑战等角度进行比较阐述,在中国实际的情况下,对传统官僚制、现代官僚制与后官僚制进行解构和重组,以对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的臻于完善进行理论的探索.     

公共行政的价值沉淀:超越现代与后现代

传统公共行政是指19世纪社会工业化开始形成的以“韦伯官僚制”为典型特征的公共行政范式。这种范式以理性为中心,强调单一的权威中心和严格的等级制度。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公共财政危机和保守主义的崛起,“新公共管理”运动掀起了公共行政的后现代转型。虽然这种转型对发展中国家没有十分典型的意义,但在全球化的今天,任何国家也不能忽视这些转变,而应该积极寻求应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