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澄《春秋纂言》的诠释特质及其学术史意义

吴澄的《春秋纂言》是《春秋》诠释史上颇具特色的经学文本。缘由在于其继承朱熹疑经改经的治学进路，以己意“点窜经文”,于经之阙文处以方空补之，终成一家之言，呈现出以天道论《春秋》、博采诸家和尊奉朱子的诠释特色，涵具丰富的学术史意义，为元代《春秋》学研究注入了别样的元素，尤其是在官学《胡传》系统之外，开辟了尊奉朱子《春秋》学的新路径，一方面为朱子《春秋》学的延承赓续学脉，另一方面也昭示着元代《春秋》学绝非只有《胡传》一系，而是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故而吴澄的《春秋纂言》就成为我们考察和管窥元代《春秋》学多元衍化和走向的一个鲜活而生动的个案。     

理雅各《中国经典·春秋》的底本及其他

儒家经典《春秋》无单行本,《春秋》经文附着于《公羊传》《毂梁传》《左传》之中。三传之中,《春秋》经文有异,此称《春秋》三传异文。理雅各《中国经典·春秋》以康熙六十年《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作底本,但不知道《汇纂》对三传异文的择取标准。经考证,康熙《钦定春秋传说汇纂》中《春秋》的底本来源于宋胡安国的《春秋传》（胡传）。一般情况下,胡传采用某传微言大义,便择用其《春秋》经文,三传异文的选取取决于微言大义。康熙《钦定春秋传说汇纂》集各家注疏,并断以己意,三传异文与微言犬义之间失去本来的紧密关联;理雅各《中国经典·春秋》中,三传异文与微言大义已了无联系,其解经方法亦与《钦定春秋传说汇纂》格格不入,显现出理雅各的《春秋辉本与中国本土《春秋》注疏的疏离关系。     

儒家政治哲学中《春秋》、礼、王权的三位一体——以孙复的《春秋》学为中心

《春秋》是与政治生活联系最紧密的儒家经典,其中涉及丰富的礼制之事;而礼则是维持王权政治的重要保证。在儒家政治哲学中,《春秋》、礼与王权是密不可分的,这在孙复的《春秋》学中体现得尤为突出。他以经为本,不曲从前人传注,以王权政治理念贯穿其对《春秋》经的解读。孙复对《春秋》中所记载的礼典之事尤为关注。他以《春秋》议礼、以礼论政,通过对宗社之礼、朝廷之礼、人鬼(祭祀)之礼的阐发,对诸侯进行褒贬以维护王权政治。春秋后期,随着楚国、吴国势力渐强,华夷关系持续紧张。孙氏还以尊王之义贯穿其对华夷之辨的理解,以之作为礼的补充。在孙复的政治观念中,《春秋》、礼与王权乃是一体的。     

论孔子“正心”的育人观

孔子德育教育的核心问题是正心。为纠正当时人心不正、上下尊卑关系不清的时弊,孔子给西周教学内容的六种技能──“六艺”赋予新意,使“扎”具有抑制人性、规制人心膨胀的意义,使“射”具有人心之正、校正人心偏邪的意义,使“乐”具有升华人心、从而达到仁心高度的意义等等,并以此训练和培养学生的道德人格,实现他的道德理想。这些,形成了他正心的育人观。这种正心的育入观,对后儒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我们今天仍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胡安国《春秋传》理学思想发微

胡安国《春秋传》在借鉴前人以"礼"解经的基础上,引入了二程的理学思想,对《春秋》作了新的诠释。他有时甚至将在《春秋》中明"上下尊卑"的"礼"用二程理学中核心概念的"理"来代替,"理"被诠释为人与事乃至君臣共同遵循的封建道德法则,以至天理。同时,胡安国将董仲舒以来的王道《春秋》的评判标准也纳入理学的范畴,用天理代替王道,用天理来统摄《春秋》全经的解释。胡安国用义利褒贬的笔法来评判历史事件,既体现了天理正义的存在,又为当世昭示了天理的典范。"理"不但和"礼"一样,成为胡安国诠释《春秋》的准则,而且是其发《春秋》"微言大义"之所在。胡安国《春秋传》的这一特色,使其在《春秋》学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刘绚《春秋传》佚文考说

刘绚《春秋传》在宋元之时多有流传。李明复《春秋集义》所引《程氏学》与《程氏杂说》皆系刘绚《春秋传》佚文。又其他著述如吕本中《春秋集解》、张洽《春秋集注》、程端学《春秋本义》、郑玉《春秋阙疑》、汪克宽《春秋胡传附录纂疏》等书亦多引刘绚《春秋传》,兹并为辑考,凡得一百八十四条。刘绚《春秋传》对程颐《春秋》学主要有三个重要作用:一是绍述其说;二是推广其义;三是补其未及。刘绚继承并推广了程颐《春秋》学,对程派《春秋》学的发展实有着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胡安国《春秋传》明标称引刘绚之说的例子不多,大量的是参考吸收后进一步的发挥与深化。     

宋代理学与《春秋》学

宋代许多注经著作中已经渗透了理学思想,而理学家所阐发的内容也大多离不开经学。理学是经学演变的合逻辑产物,理学以经学为根柢,同时,理学又指导并服务于经典解释。具体到理学与《春秋》学的关系,则是包括《春秋》学在内的经学变古之风促进了理学的产生;理学在建立后,则又依傍《春秋》阐发义理,进而对宋儒关于《春秋》性质的认识、解经方式、内容诸多方面以深刻的影响,宋代《春秋》学最终完成了理学化的过程。     

范宁对《春秋谷梁传》“日月时”例的继承与发展

"日月时"例,是《谷梁春秋》经传诠释的一大特色,汉儒乃至魏晋儒对其作了进一步的阐发。而范宁则在两者的基础上,承袭、补充与完善了《谷梁春秋》经传文本及其汉晋注的这一《春秋》义例,极大地发展了汉晋《谷梁》学的这一诠释个性,并空前丰富、深化了《谷梁春秋》经传的内在意蕴。     

杨简《慈湖春秋解》及其与陆九渊之异同

除《慈湖春秋解》十二卷外,《慈湖先生遗书》中还有一些《春秋》学专论。《慈湖春秋解》的内容、思想和解说方式与《杨氏易传》《慈湖诗传》如出一辙,具有高度一致性。《慈湖春秋解》的核心宗旨,一言以蔽之,即认为《春秋》乃“明道之书”,而“人心即道”。此论不仅仅为《春秋》所发,其实是杨简对群经宗旨的纲领性论断。陆九渊《大学春秋讲义》并没有真正表现出陆九渊的自身学术特色,杨简《慈湖春秋解》则带有很显著的个人心学烙印。《慈湖春秋解》是今存象山学派中仅见的《春秋》全经注解之作,解决了象山学派的《春秋》阐释问题,无疑为此派代表性著作,弥足珍贵。     

《春秋》“第四传”何以形成?--从道统论看《春秋胡氏传》的经典化

从道统论的视角,探讨胡安国《春秋》学的批评史,以及《春秋胡氏传》的经典化历程,发现程朱道统的追述与建构,对胡氏学地位的上升有促进作用。特别是朱子对胡安国"义理正当"的评定,体现了其在建构《春秋》宋学理论范式上的意义。考察从南宋到清初的《春秋》学史,可见后儒继承着胡安国对《春秋》大义的理论阐发,亦可见朱子《春秋》学的影响和以程、朱修正胡氏的思路。实际上,胡安国《春秋》学地位的确立与儒家道统的建构有关。"程-朱"道统谱系追述与续接,是具有经学范式意义的"胡氏学"确立其理论特性的思想基础,也是《春秋胡氏传》经典化为《春秋》"第四传"的根本原因。     

朱熹对苏辙《春秋》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北宋初年,《春秋》学在孙复、刘敞等的推动下有了一定的发展,但也出现了"逞意说经"的弊端。苏辙撰《春秋集解》,提出了"以史为据""兼采众家"的解经之法,力革《春秋》学之弊。南宋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继承了苏辙"以史为据""兼采众家"的解经之法,批判了南宋《春秋》学存在的"逞意说经"及"一字褒贬"的解经弊端。在《春秋》义理学上,朱熹又表现出与苏辙完全不同的立场。他批判了《左传》的权变思想,并主张以理即儒家伦理纲常作为阐发《春秋》经义的依据,不仅推动了宋代《春秋》学义理思想的深入,也促进了宋代理学的进一步发展。     

研精覃思 志在《春秋》——论冯梦龙的《春秋》学

冯梦龙早年为了科举,治《春秋》颇勤,编有众多《春秋》著作。严谨的治学态度,使冯氏春秋学有许多可观之处,首先是广收博览,资料丰富,编撰灵活,注重实用;其次是注重史实,不盲从,不虚谈;再次是尊经重史的倾向。冯梦龙春秋学虽为科举,广用胡安国《传》,却也有其寄托。他强调"职"与"分",主张君臣培德修己尽职,重视对《春秋》大义中"名分"阐发。     

从义例到理——胡安国《春秋传》理学思想的发展

对于<春秋>的诠释,历代学者都是秉承各自家法,遵循一定的义例进行.义例发展到后来,更是繁密庞杂,难以适应社会的需要,严重影响了<春秋>学的发展.胡安国时代,由于时势变迁,社会需要,理学思想开始流行,影响并改变了<春秋>诠释的传统.胡安国正是适应这种变化,将理学的核心概念作为诠释<春秋>纲领,结合当时的时势,阐发<春秋>的新的大义思想.并通过时理的阐发和运用,极大地发挥<春秋>尊王攘夷的微言大义思想,使<春秋胡氏传>体现了宋代解经的鲜明特征,从而获得极大的成功.     

论《孝经》孝道思想的理论构建源于《周易》

作为儒家重要经典的《孝经》,不仅是对先秦儒家孝文化的总结和升华,而且具有儒家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的深厚基础。这个基础主要来源于《周易》。《周易》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上下尊卑的伦理思想和民本主义的政治思想共同构成了《孝经》孝道思想的理论框架。     

双重样态:婚姻礼制和社会生活中的春秋妇女——以《仪礼·士昏礼》与《春秋经传》为中心的探讨

本文以《仪礼.士昏礼》与《春秋经传》为中心,探讨春秋时期妇女在婚姻礼制与实际社会生活中的差别地位。《仪礼》旨在从伦理道德的范畴为其时社会构建一种理想和制度化的模式,故其中更多的是彰显一种男尊女卑的性别等级制;但从更多体现实际生活的《春秋经传》中却发现,春秋时的妇女并非永远的服从者、卑下者、被统治者,甚至男女尊卑、主从地位颠倒的现象在其时也绝非罕见。这种与其时居主导地位的男尊女卑性别等级制相悖现象的存在,是与春秋时期特殊的社会背景相关联的。     

论谭嗣同的经典解读——以《春秋》《大学》为例

谭嗣同对《春秋》的解读沿着公羊学发挥微言大义的致思方向和价值旨趣展开,故而对《春秋公羊传》推崇有加。他认为:《春秋》以维新为宗旨,书中的内容围绕着维新这个主题展开;《春秋》秉持"称天而治"的原则,这证明了孔子主张平等,反对君主专制。谭嗣同对《大学》的释义沿着唯识宗与华严宗两条线索展开,认为唯识宗所讲的业识,就是孔学所讲的人心,唯识宗所讲的智慧,就是孔学所讲的道心。通过谭嗣同的诠释和解读,《大学》在内容上与侧重变易观、历史观的《春秋》呈现出明显不同,而平等是二者共同的主题。谭嗣同将对经典的解读与近代的价值理念相对接,既流露出对平等的推崇,又是对中国经典的创新性诠释。     

是现象还是规律——对“周代学术发展论略”一文的质疑

《学术月刊》一九六二年第十期发表蒙文通先生“周代学术发展论略”一文。蒙文企图解决周代学术发展的规律问题,并提出了学术分期。蒙先生说:“当时的《诗经》和《尚书》常被当作一书”。而《诗经》和早期的《尚书》均属于文学作品,因而在《诗经》以前应属于文学时代。在《诗经》结束的年代,《春秋》、《语》、《国语》等书相继而起,而《语》、《国语》均属编年的历史著作。“这正说明了《春秋》的记载是衔接着《诗》的。这不正符合孟子所提‘《诗》亡然后《春秋》作’、以《春秋》继《诗经》的说法吧!”由《国风》变为《国语》,从而由文学时代转入了史学时代。蒙文又云:“到了     

汉武帝为何重视《公羊传》

汉武帝之所以重视《公羊传》,既有总体原因,也有具体原因。从总体上看,因为在"《春秋》三位"中,《公羊传》属于政治理论性著作,而以其为主要经典的个文经学也全都注重阐发义理以通经致用,很强调为政治服务,实际也易于为帝王直接提供进行统治的理论依据,所以汉武帝便很重视今文经学,尤其重视今文经学的主要经典《公羊传》。汉武帝重视《公羊传》的具体原因有二：一是《公羊传》在解释《春秋》经义时所提出的《春秋》"大一统"思想,为汉武帝时期开始出现的全国政治的统一和皇帝专权的中央集权制提供了理论依据。二是董仲舒根据《公羊传》的《春秋》"大一统"思想所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为汉武帝时期开始出现的全国意识形态的统一和儒学的统治地位提供了理论依据。     

《太史公书》入《六艺略·春秋》家说辩

《太史公书》著录在《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家。前人对此多有解说,或认为“刘氏之世,史书甚寡”,或认为当时“史家亦未别为一类也”,或认为“经史同源”“六经皆史”。然三说均不得其要。《太史公书》著录在《春秋》家之下,本质上是因为《春秋》与《太史公书》是源与流的关系,《太史公书》的写作理念继承自《春秋》,司马谈的临终嘱托和自身经历也是司马迁继承《春秋》写作理念的重要原因。《太史公书》的写作方式继承自《春秋》,司马迁在写作中使用了《春秋》事、文、义相结合的方式。《太史公书》的春秋时期的史料继承自《左传》,但是《左传》是为解说《春秋》而作的,显然《太史公书》也间接继承了《春秋》。著录在《春秋》家下的其他史书,它们与《太史公书》也具有源流关系,散在其他门类下的史书则与《春秋》并无源流关系。     

阐释者的文化意识与心灵历程——以李商隐诗歌之阐释为中心

(一) 现代阐释学哲学,特别是它在美学领域的运用是本世纪才在西方兴盛起来的,可是作为一门宣告和解释神谕的技术,它却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已存在,并屡经变化发展,源流始终未断。中国自古无阐释学的名目,但对于哲学、历史和宗教经典的阐释行为,同样起源极早。一部《周易》,自春秋以来,就不知有多少人加以注释阐发,以致于清编《四库全书》,在经部《易》类就著录了有关著作484部,合4,141卷之多。所谓《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其实都是对于《春秋经》的阐释。“六经之中,唯《易》包众理,事事可通;《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