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信仰与乡村治理——一个社会资本的分析框架

民间信仰是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挥民间信仰的特殊功效是提高政府管理绩效的重要方面.本文运用社会资本的理论分析框架,对民间信仰及其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进行分析,并尝试构建新型的民间信仰社会管理模式,以期对我国乡村治理有所助益.     

民间信仰与汉代地方行政

汉代民间信仰和地方行政之间存在着互动关系。民间信仰对地方行政施加的影响表现为普遍存在的任职地民众祠祀循吏的活动,这种活动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地方官吏起到激励作用,因而有时被国家利用而成为一种政府行为,但始终没有形成制度。到东汉时期这种祠祀活动已经突破了“循吏”的界限,渗透到其他领域。地方官员在处理救荒、断案等事务,遇到疑难问题时,亦常借助民间信仰的种种形式。不过,地方官员对民间信仰的态度还是十分谨慎的,毕竟理性行政是地方政治生活的主流。     

青海乡村社会民间信仰与社会控制

民间信仰在特殊的空间和时间内对民众的生产生活有着一定的控制作用,并产生一定的内聚力和认同感。在青海乡村社会中,民间信仰的社会控制功能,不仅表现在精神道德规范层面,还决定着不成文的程式化规则,影响着乡村社会舆论和文化秩序。     

当代政府对民间信仰管理理念的转变与导向

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全国各地的民间信仰逐渐得到恢复与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民间信仰对于民众的生活既有积极的、也有消极的影响.因此,政府对民间信仰的管理也显得日益紧迫.政府在对民间信仰加强管理中,应明确两种“逻辑”——日常生活逻辑与政治管理逻辑;转变对民间信仰的态度——与其打击,不如疏导;通过政府公祭向民众传递特定的社会价值观,从而发挥对民间信仰的导向作用;继续完善非物质文化遗产制度,发挥对某些民间信仰的保护作用;发掘某些民间信仰活动中文化娱乐的因素,使其成为民众表达社会情感的渠道之一;转变思维方式,将民间信仰视为潜在的新的经济增长点.     

从清代坟山风水争讼透视中国法律文化之殊相

风水信仰是传统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在诸多的风水信仰中,坟山风水影响最为深远。在中国传统社会,坟山风水不仅被作为一种隐性的财产来看待,同时还同民众的"慎终追远"观念密切关联,因此民间社会普遍重视坟山风水的重要性,并因此时常发生纠纷。在清代社会,风水争讼成为民间争讼的主要类型之一。剖析清代的坟山风水争讼不仅可以考察风水习俗同儒家伦理相契合的特殊意义,而且对于今天的司法实践也能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民间信仰与和谐社会的构建——基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视角

近年来,政府和学界对民间信仰认识的视角,逐步从污名化的迷信和偏负面化的民间宗教向偏正面的民间文化和民俗文化转化,进而向价值肯定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间信仰,能够促进社会精神生活的和谐,发挥良好的社会控制功能,带动民间文化以推动地方文化经济建设,对构建和谐社会发挥正向作用。目前,需要加强对民间信仰的文化引导、功能引导和制度引导,以促进其正向作用的发挥。     

民间信仰的功能——基于湖北某地的实证考察

民间信仰作为一种独特的宗教文化形态,是一种合理的民众的地方性知识。从理论层面上看,民间信仰正功能背后潜藏着负功能,但民间信仰的正功能要大于负功能。从实证层面上看,农民对民间信仰的功能普遍持实用态度。农民的个体性特征影响着他们对民间信仰功能的认知和态度,民间信仰的传统功能存在着不断被赋新的现象。     

传统乡村管理文化现代转换中的变与不变——以清代广东潮普地区乡村管理为解析中心

针对难治的广东潮普地区乡村社会,清代中央政府、地方县府、民间社会共同进行管理,虽然存在着中央与地方、官府与民众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但也不乏它们之间的相得与相补,这使得乡村社会基本上保持了稳定发展。尽管现代乡村管理发生巨大变迁,但传统乡村善治的基本内核仍未改变,此即传统乡村管理文化现代转换中的变与不变。     

关于民间信仰问题的理论政策思考

近年来,学术界从多个视角对民间信仰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特别是在宗教自由和政教分离呼声日益高涨的背景下,对民间信仰问题的研究显得更为重要。通过对民间信仰与宗教、民间宗教以及民俗信仰之间关系的讨论,来梳理民间信仰的宗教本质,并分别从其作为文化现象、宗教现象、社会行动以及政府规范对象的角度出发分析其内在功能,提出政府对民间信仰进行治理的途径在于在宗教法治化的大框架下,管理与服务手段相结合,合理调整治理结构,使其健康有序发展。     

明清广东人的风水观:地方利益与社会纠纷

明清时期的广东,在官府与士绅阶层的带动下,风水观念日益“深耕化”,民间风水活动十分兴盛。士绅阶层、家族势力还往往利用所掌握的风水知识,争夺并控制有限的地方资源,维护家族或者地方的利益;利用风水划定生存边界或者利益边界,引起不同社会群体对资源的争夺,各种纠纷层出不穷,社会日益动荡。     

传统与认同：墓志中唐人的风水观与归葬东都

唐人对墓葬风水的追求是普遍现象.祖先崇拜、洛阳地域的良好风水是吸引唐人归葬洛阳的重要因素.风水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了解唐人思想观念的有效途径.当时移居内地的非汉人群体,对华夏文化中风水观念的摄取,既表明其汉化的趋向,亦是其认同华夏文化的表征.     

政治信仰:概念、结构和过程

把政治信仰研究纳入政治学视野,开展政治理论创新,已经成为政治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政治信仰是在政治系统运行过程中,对社会价值分配的权威的合法性的信仰。以结构功能主义为视角,政治信仰是在政治体系的运行过程中形成的,政治信仰的体系结构包括政党、政府、领袖、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等五个层面内容。     

法律权威及其在中国之命运

中国社会传统的权威观念导致了对法律权威的虚化。要树立法律权威,必须逐步培养公民对法律的信任和信仰,弱化人的权威,同时,建立起相互制衡的国家机构体系。     

论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与地方政府职能转变

东北地区地方政府职能转变滞后,严重地影响着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过程中的调节机能。但地方政府职能转变迟缓并不是东北地区的特有现象,在目前我国的地方政府治理结构框架下,任何一个地区都存在政府职能转变不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问题,只是这一问题在东北地区特别突出。实施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既为东北地区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与此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强化地方政府干预市场正常经济活动的新问题。因此,地方政府职能的根本转变需要以地方政府治理结构改革为基础。     

从《上海碑刻资料选辑》看明清时期国家在地方经济生活中的作用

传统社会政府向民众传达法令告示等国家信息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纸质的,张贴于交通要道,供人们学习参考;另一种是在交通要道刻石立碑宣传政府的法令政策.前者不易长时间保存,时间效力有限,后者具有永久性.刻石立碑是传统社会政府公布官府法令的重要方式,是国家管理民间经济活动的一种重要手段,其在树立政府权威,维护地方社会经济秩序方面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论地方政府立法的权限与范围

地方人大与地方政府立法权限的划分是地方立法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现代行政国家的不断发展和行政事务的日益增长,加之行政机关所具有的专业性、具体性和便捷性等立法优势,使得地方政府立法的增加成了一项无法阻挡的必然趋势,因此其立法的权限和范围不应再按照旨在对其进行限制和缩减的根据原则来划定,而应当遵循放宽束缚的不抵触原则,以满足复杂多样的行政事务对规章制度的要求。由此带来的消极因素则应通过完善地方政府的立法程序和监督机制加以弥补。     

中国传统文化与郑和下西洋

“天子有德四海来归”的传统文化资源,对于通过武力夺得皇帝宝座但却缺乏政治权威的朱棣来说,提供了一个通过对外交往来改变自己“篡逆者”形象的行动指南。而郑和使团面对着不同宗教信仰所坚持的“和而不同”立场,和对某些海外势力的挑衅行为所采取的“以德服人”方针,也确保了朱棣赋予他们的外交使命的成功实现。     

关于藏族相地理论及其实践

在藏族文化中,相地学是一门独特的知识门类,它充分反映了藏民族对藏区地理及自然环境的认识,从中我们不难透视出藏族人民独特的自然观和地理观。     

灵魂与肉体:1900年极端情境下乡土教民的信仰状态——以直隶为中心的考察

讨论 190 0年极端情境下中国基层社会天主教教民的信仰状态及其文化含义有其独特的学术价值。这种经由灵魂意识、神功崇拜和身体观念所表达的信仰状态 ,具有基督教教义和中国乡土文化诸要素交错互动的特色。它表明激烈的拳教冲突并非两种信仰体系的绝然对立 ,而是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冲突双方根植于政治和经济事实的对于本土文化资源的分别解释和重塑。     

我国重大行政决策权划分边界研究

对“中央缺位,地方先行”的重大行政决策权问题研究,必须厘清重大行政决策的事项范围和权限划分.地方政府重大行政决策权边界问题不仅仅是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分权多少或分权事项范围的问题,而且是关涉到我国重大行政决策权的法律属性和决策权行使的法律基础和法律属性问题.本文从重大行政决策的行政法语涵及其学理规范入手,以省市地方出台规章文本和实证经验为要件,将“行政三分权”理论展开在对重大行政决策的事项范围与权限划分边界问题上研究,归结重大行政决策的行政法之独特的法律特征和其权力必当受限的宪政本质,抑或边界即为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