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曹雪芹的诗词创作理念

从散见于他人著作中的曹雪芹诗词以及<红楼梦>中林黛玉、薛宝钗等人的诗论,分析曹雪芹的诗词创作理念,认为曹雪芹的诗词创作理念主要体现为内容清新自然,不应艰深晦涩;形式要为内容服务,不应为"韵所缚";情景交融,以"真"感人;要"善翻古人之意",创新、继承相得益彰.在此基础上,指出曹雪芹既是一位卓越的小说家,也是一位成就非凡的诗人.     

试论吴乔"以意为主"的诗歌创作原则

吴乔是明末清初江南极具影响力的诗论家,他的《围炉诗话》在清代诗话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提出的"以意为主"的创作原则,丰富了传统诗论中"意"的内涵,肯定其含蓄的特征,强调诗人要有境遇和学识,重视寄情于景,反对无"意"之应酬诗,表达了他的诗学追求.吴乔的诗学思想具有史学价值,其"以意为主"的创作原则对拨正明末清初残留的明七子摹古遗风起了重要作用,同时对我们今天进行文学创作也极具启示价值.     

中学生写一点诗词

中学生要写诗么？2007年的语文《高考考试说明》对此的回答是肯定的。能写格律诗词么？可能多数人对此持否定态度。下面我们对这一问题作一初步的探讨。     

骑在马背上的中国革命精神——论毛泽东诗词作为革命理性史和情感史的美学意义

用毛泽东的诗歌活动及其语言系统来证明和揭示英雄的历史活动及其操作意图,事实上有着严密的逻辑联系.就像“重上井冈山”中的“井冈山”的特定政治哲学涵义一样,它既指那座山,也指那段革命史,然而更加深指的却是军事共产主义胜境,是通达本源的精神家园.诗歌语言作为一种具有中国独异人文色彩的审美语言,它从来就是中国诗人用以把握世界进行精神实践活动的一种情感和意志语言.     

略论毛泽东诗词创作的艺术成就

毛泽东诗词的艺术成就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是革命的思想内容与完美的艺术形式的高度统一：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很漫主义相结合；创造了雄奇阔大的意境，驾驭语言的能力是惊人的；用典艺术的成就也十分突出．毛泽东诗词在当代已产生很大影响，对后代必将产生更加深远的巨大影响。     

从自然、社会和人的关系看毛泽东诗词的崇高美

毛泽东诗词描绘了祖国壮丽的河山,但他往往从社会、历史的高度出发,充满哲理性的沉思和奇异的想象,对人生的思考充满睿智,具有诗化哲学的特点。文章从自然、历史和人的关系上探讨了毛泽东诗词的崇高美。     

屈、宋创作身份结构的差异与创作的异同

每一个文学创作主体,具有多种不同的身份。不同的身份具有不同的知识体系和经验。而知识体系和经验决定着人们对于事物的认知,并由此形成一定的思想价值观念、人格乃至思考问题的角度和行为方式。它表现于文学,就是一定的内容、表现形式和审美倾向。屈原与宋玉的身份结构不同,由此,带来了他们知识体系和经验以及价值观念、人格以及认知角度、表达方式的差异。这些异同作用于文学创作,形成了他们创作中审美倾向、内容题材、语言形式、言说方式以及审美风格的异同。     

竞争政策视角下我国公平竞争审查豁免制度的应然建构

我国公平竞争审查豁免制度尚需进一步完善。就其应然建构而言,至少应从价值目标、制度构建和程序运行三个层面进行深入探讨。价值目标层面,公平竞争审查制度以竞争秩序作为基本价值,这决定了维护竞争秩序是豁免制度的优先价值选择,而社会公共利益则应是其第二位阶的价值目标。在制度构建层面,以事先控制为主的模式选择和以个案豁免为主的类型选择应成为最主要的内容。在程序运行层面,豁免制度应以防止滥用为总体要求,严格的程序控制则是实现该要求的现实路径,包括启动、审查、批准和监督程序在内的各个环节都应遵循这一具体思路。     

沈从文对人的哲学思索

苗族作家沈从文之所以能成为 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一座高峰,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对人的哲学思索。他认为,人是由“兽性”和“神性”两方面构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而作为一个文学创作者应该以这种“共通人性”作为创作的准则,创作出使人觉得在真美感觉以外, 还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的文学作品。本文从“兽性”和“神性”两方面阐述了沈从文对人的哲学思索,分析了他文学创作成功的内在因素。     

湘西苗族鼓舞文化意蕴的多维审视

湘西苗族鼓舞集鼓乐、舞蹈、表演于一体,是湘西苗族人民在长期生产实践活动中为适应大自然和社会环境而长期凝练出来的文化产物。从鼓舞的起源、载体变迁、内容与形式的演绎流变等方面多角度审视湘西这一独特的舞蹈艺术,其表达的原始族群精神、族群生存智慧和宗教观念、文化赋义和艺术韵意等,较典型地揭示了湘西苗族丰富而深刻的民族文化意蕴。     

冯雪峰的革命现实主义理论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

冯雪峰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批评中国化的自觉探索者。其突出贡献是他努力构建的政治倾向与文艺创作相统一的革命现实主义理论体系。这是一个以现实主义文艺创作必须同中国民主革命的现实要求相结合为基本理念,以文艺与现实之关系为主要理论支点,以“人民力”和“主观力”的辩证统一与转换为创作力量源泉,以“文艺大众化”为努力方向,涉及到创作心理机制及典型形象的创造原则等诸多重大理论问题的中国化了的现实主义理论体系,并在其“鲁迅论”的批评实践得到了理论效力的检验,因而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进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一体系中的不少缺憾也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进一步探索提供了反思的基础。     

形而上学、人与自然——海德格尔与康德的“先验想象力”

康德在海德格尔解释策略中不过是海德格尔对存在问题追问旅途中的一根拐杖。一切对存在的追问都必须以对人的存在的追问为先导。先验想象力是使对象能够被给予人这样的有限存在者的纯象或发生域,海德格尔以康德的先验想象力为契机绽出存在。在康德根本精神里,由于掺进了先验想象力这种硬性的形式,人在认识上为自然“设立”法度和先天框架;而海德格尔认为,自然是人类生存的根基,因其运行尺度遵循内在的规律,最终不以人的认识活动而受制约。在他试图剥离康德在认识上所凸显出来的人全面统治自然的意愿及追问形而上学进程中,康德“先验想象力”在海德格尔哲学中得以消解与演进。     

神俗同归的婚念文化探析——以洱源五村“接花”习俗为个案

本主信仰是白族地区最具民族特征的社会文化，是白族人民在社会生活中建构起来并以某种形式反映白族社会生活内涵的文化形式，有着一套内容独特、约定成俗的崇拜仪式和活动。“接花”习俗是洱源五村本主信仰中有关婚姻观念地域特色文化的集中体现，是五村与其他白族村落本主信仰的重要差别，体现出白族本主信仰的多样性和村落的差异性。它以仪式和活动的方式展现和延承着五村地域内白族群众对勤俭、和善、孝举和忠诚等社会文化的崇尚与奉行，体现了五村地域内婚念文化文化在神性与世俗性之间的互相融通，通过对时代语境的适应性阐释地域婚念文化变迁内涵的同时凸显其独特的现实价值与意义。     

从先验逻辑到符号形式：卡西尔的认识论转向

卡西尔早期的认识论思想囿于康德哲学和新康德主义的理论框架内,将“科学事实”作为认识批判的出发点和最终所与。通过对康德“理性批判”建构术的改造和扬弃,卡西尔的认识论思想历经从“发生学”认识论和“符号”认识论的演变。他将神话、语言、科学视为人类活动所创造的不同符号形式,提出一切概念认识都必须基于最原始层次的神话世界,突出表现于自然语言,终点是理论科学。由此,卡西尔不仅将认识论的论域拓展到人文科学诸领域,更重要的是推进了认识反思的层次,并为其寻找到新的基础和起点。这是对自己早期认识论思想进行的修正,也是卡西尔的符号形式哲学与传统的康德和新康德主义最本质的差别。卡西尔认识论的转向是继康德之后哲学认识论的一个重大突破。卡西尔以“符号”整合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从人类文化整体观来把握理性,探索人的本性。卡西尔哲学思想所具有的高度包容力和开放性,为现代西方哲学走出理论困境开辟了更为宽广的道路。     

马克思个人所有制思想的法哲学解读——以“杜林问题”为核心

杜林在批评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中的个人所有制思想时提出了个人所有制何以又是社会所有制的问题即“杜林问题”。这一问题的答案蕴含于马克思早期的法哲学思想之中。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和国民经济学的过程中,一方面把社会理解为个人活动的社会性质,另一方面又把个人理解为社会存在物,把社会和个人看作以实践为基础的能动的辩证关系。马克思在分析财产之本质的时候指出劳动产品是一种感性的社会联系纽带,赋予了所有制以实践、总体性与所有等三个方面的基本内涵。私有制作为所有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其结果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对社会关系的控制,是人对人的剥削。社会所有制的目的则在于更好地保证个人对于生产资料和劳动产品的占有与利用,为个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真正的保障。因此,把社会所有制称作个人所有制更能体现其本质内容和历史意义。     

“人性的小庙”与现代性——对沈从文“浪漫传奇小说”的解构批评

沈从文在1930年前后创作的一批“浪漫传奇小说”，在沈从文文化观念的形成过程中非常重要，它们强烈、浪漫地表达了沈从文“理想的人生形式”，可以说是沈从文文化观念的内核。创作这批“浪漫传奇小说”，是沈从文寻找湘西苗族文化“传统”、建设湘苗文化主体性的一种努力。沈从文通过对汉语中心霸权的颠覆和改写，获得了苗族文化的自我认同和肯定，“发现”、重塑了湘西苗族的“人性”，以此建立起他的“人性的小庙”，并且，沈从文试图从湘西苗族文化的特殊性中发展出普遍性，用以对抗汉族和西方的文化普遍主义（现代性），以“人性的小庙”作为边缘文化反抗“现代性”的抵抗性话语。     

南朝时代中原旧曲的“新声化”现象

南朝时代,以相和歌为代表的中原旧曲和南方新声-吴声、西曲在共存中实现着新、旧递嬗,在此种音乐背景下,旧曲显示出“新声化”趋向。音乐的“新声化”包括曲调和体式的新变,曲辞的“新声化”主要反映为曲辞内容的艳情化。中原旧曲“新声化”在乐府史上的意义体现在：延续了中原旧曲的艺术生命力;丰富了乐府诗的创作方式;显示了音乐在乐府艺术中的重要位置。     

教育场域中的惩罚与欺辱：一个比较的视角

教育场域中存在着惩罚与欺辱现象,前者是必要的,后者则应当杜绝。教育惩罚区别于欺辱等其他行为的几个特点在于：在行为目的上,教育惩罚具有鲜明的目的指向,体现为规训教化,旨在防止违规行为的再次出现;在价值属性上,教育惩罚意味着对违规学生施以“有意义的痛苦”,而非仅仅是“有用的痛苦”;从实施过程看,教育惩罚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惩罚行为的内容和方法应当是合理合法的,惩罚过程同时伴随着对人的尊重和关爱;从发生机制看,教育惩罚行为应当符合学校的正当程序,并以制度化的形式固定下来。     

侠之想像与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金庸小说的社会学意义

武侠想像是对现代性焦虑作出的反应。随着现代性的发生，传统社会的解体，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着严重的生存困境和身份认同危机，一部分人通过文学之侠的想像，来回应现代性和寻找身份认同。在现代性条件下，金庸武侠小说通过对侠的现代阐释和想像，使自身处于一个承上启下的过渡位置，呈现出并不寻常的意义：金庸武侠小说由对江湖世界的美化转向对江湖黑暗的批判，表现出现代知识分子社会认同的解构；由对民族大义的歌颂转向对民族主义的破除，表现出对现代政治认同的超越；由对武林义气的肯定转向否定，批判江湖文化，表现出对传统文化认同的超越。金庸的现代武侠小说最终完成了对传统社会认同(江湖世界)、国家(民族主义)、文化(武林义气)的超越和解构。金庸小说的侠之想像是现代性条件下中国知识分子以虚构的方式解决身份认同危机，追寻自我认同的一种文化形式，在更深的层次上，它是一种对抗“存在被遗忘”的拯救性力量，一种想像性的自救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