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重心下移背景下城市社区有效治理的困境与出路

治理重心下移与城市社区有效治理是新时代社会治理的重要议题。当下城市社区治理正面临着认识不深刻且有误区，缺乏社区治理规划，治理优质资源下沉不匹配，基层社会治理体制机制壁垒阻力较大，社区治理共同体构建不足等现实挑战，无法有效回应新时代社会治理创新的迫切需求；应当从践行协同协商协作理念，明确共建共治共享思路，科学制定社区治理规划，加强社区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加大人财物力投入力度，不断提高资源整合利用效率，强化数字治理深度运用，提升科技在社区治理中的含量等多个层面上，不断加强、稳步推进，实现治理重心下移和社区有效治理。     

新时代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创新

中共十八大以来,社会治理在国家政策话语体系中出现的频次与日俱增。当下,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的创新实践倾向于以社区治理为出发点与落脚点。然而,在基层治理层面,公众参与仍未达到预期成效,公众认知行为、参与制度设计、政治决策程序等因素导致了参与程度较低、地区差异较大、参与形式单调、参与主动性不高等问题。全国社区治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的社区提案机制,有机地将动员性参与与自主性参与相结合,实现了组织参与和非组织性参与的协调,极大激发了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意愿,将社区治理结构转变为“我主张,我参与,我推动解决”的长效治理新格局。在社区提案的整个流程中,党建引领与多元共治有机融合,政府主导与基层自治良性互动,增权赋能与协商民主相互提升,使公众的参与水平、参与能力、参与效能得到了切实的提升,为践行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丰富的理论与实践经验。     

村镇社区治理信息化技术路径的创新与实践

村镇社区治理信息化的技术路径是将客观世界中的社区治理事务经过专业技术处理转化为计算机化的流程。社区治理与社区信息化是村镇社区治理信息化技术路径创新的"双核"理论基础,村镇社区治理信息化技术路径的创新策略:明晰村镇社区时空特性进行战略规划,以满足村镇社区信息主体需求为主旨进行系统构建,将村镇社区业务流程优化贯彻于系统构建全过程,从细节入手将"人本善治"目标层层落实。"村镇宜居社区公共管理与服务信息化支撑技术集成与示范工程"是以上创新策略的成功实践。     

乡村治理转型视角下的农村社区建设——社会融合与共同体建构

将农村社区建设成新型农村社会生活共同体是新时期乡村治理的历史必然要求,对统筹城乡发展、实现城乡融合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农村社区建设在实践中仍然面临诸多问题。城乡融合、组织体制创新、公共服务机制探索、资源渠道扩展、社区和谐民主文化建设是解决农村社区建设困境的重要突破口,也是构建新型农村社会生活共同体和促进社会有机整合与融合的重要基础。     

柔性嵌入与协作治理——新型农村社区促进会的个案解读

以社区为基本范畴剖析协作治理的生产与实践,社会组织的介入与自主性行动构成观察理论适用性的现实切口。政府引导下的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区建设,既是国家重塑基层社会治理秩序的手段,也是激活民众自治参与的主体性和构建公共事务协商规则的中介平台。对B新型农村社区促进会的个案诠释,提炼出社会组织面向转型社区“柔性嵌入”的行动结构。社区治理的结构化关系促成了社区促进会主导的在资金募集、议事规则输入、项目制运作和社区疫情防控参与等方面的主体间协作生态。“柔性嵌入”营造的有机治理网络、耦合式治理结构和对社区资源的培育成为社区协作治理生成的主要逻辑。因此,推动社区层面协作治理的可能进路,一方面在于国家向社会的分权赋能,并为后者提供基本的规则与资源;另一方面在于社会组织的向下负责,分担与创新相应的治理功能,最终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协同共治。     

元治理视域下“一核多元”式治理网络搭建路径研究

推动基层社区治理与人民切身利益、基层和谐稳定息息相关。以元治理理论为指引,有助于为当前社区治理提供更加清晰的理论支撑,推动我国特色社区治理模式规范化、科学化发展。本文提出社区元治理部门应积极行使组织培育、规章引导、资源支持三大手段,依托其“元治理”地位,构建“一核多元”式治理网络,发挥动员、协调、连接功能,从而推动实现社区治理模式的现代化发展。     

融合型治理:县域城镇化何以助推基层治理有效

基层治理有效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目标,有赖于对基层社会和民众的多元化需求的及时回应与满足。当前,基层治理大多聚焦于治理资源的整合,而对于治理资源如何转化为治理效能的过程和机理则关注不够,在实践层面也忽视了不同单元、类型和需求下基层治理的差异性和非均衡性。县域城镇化与基层治理在场域、过程和目标上具有耦合性,县域城镇化助推基层治理的关键在于,以要素整合为基础实现资源要素与治理需求有效对接,平衡治理场域内的供需关系,以实现治理资源向治理效能的转化。从供需关系的视角出发,重点关注治理资源向治理效能转化的过程与机制,构建“资源整合-供需平衡-治理有效”的融合型治理分析框架,探析县域城镇化助推基层治理有效的实践路径和运行逻辑。四川省邛崃市的实践表明,借助治理要素、治理单元、治理路径和治理效能的有机融合,融合型治理能推动“供需对接-供需适配-供需调节-供需平衡”的供需关系转换,力求实现基层均衡型善治,为县域内不同治理单元撬动城乡发展资源、促进城乡融合、助推基层治理提供支撑。为此,未来要进一步细化县域城镇化进程中基层单元的类型,挖掘基层治理资源与要素,拓展县域城镇化与基层治理的链接方式,不断推动县域城镇化与基层治理的契合和互促。     

志愿组织嵌入基层协商治理的行动逻辑与策略——以广州S社区为考察对象

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由社区居民构成的社区志愿组织与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等多元治理主体就社区事务进行积极协商，有利于基层治理动力的内生与强化，有效拓展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空间。以广州市S社区志愿服务队为例，基于嵌入理论构建分析框架，系统考察社区志愿组织助推基层协商治理的行动逻辑及其策略选择。研究发现：社区志愿组织通过认知嵌入培育协商治理意识，通过关系嵌入编织协商治理网络，通过结构嵌入建构协商治理机制，通过资源嵌入筑建协商治理保障，合力推进基层治理共同体建设，为理解社区志愿组织助推基层协商治理提供了独特的分析视角。     

统一战线参与社区治理的优势探析

社区治理是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基础性工程。统一战线作为党的事业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大有可为。本文以统一战线参与社区治理为切入点,探析二者在要求和目标上的一致性、在工作方针方法上的相通性,以及统一战线在参与社区治理中的独特作用,为统一战线工作找准与构建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提高基层治理水平的结合点提供理论参考。     

论我国城市社区的治理模式选择

社区治理是治理理论在社区层面上的运用。随着"单位社会"的解体及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国家与社会的界限逐渐清晰,社区正成为我国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战略性空间。在实现社区自治目标的进程中,随着多元主体的兴起及多中心秩序格局的形成,出现了多种社区治理模式。不同模式的差异背后反映出的是主导力量的不同。对于我国现阶段而言,合作型社区治理模式应当成为推进社区治理的基本路径选择。     

我国民族地区地方治理研究综述

治理理论的兴起为我国民族地区地方治理提供了许多可借鉴之处。国内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理论基础、治理主体、基层社区治理、治理模式和类型等方面,但研究对象和领域过于分散,缺乏对民族地区地方治理理论的整体关照和系统研究,因而需要从民族地区地方治理的实际出发,突破传统理论的局限,积极寻找新的途径,及时总结治理实践中的新经验,探索适合民族地区地方治理的新模式和新路径。     

居委会直选与城市基层治理——对2006年上海市居委会直接选举的分析

本文从治理理论出发,分析社会变迁形势下城市基层治理与城市社区构建的内在关系,以及不同基层治理模式所对应的实现途径和社会基础。文章认为中国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任务之一在于解决基层治理的政治有效性,构建具备自治理能力的现代城市社区。当前的居委会直接选举是一个有益的尝试,通过由政府主导的选举对社区自治组织进行赋权,实现社区权力的让渡和建构,可以较快和较有效地构建以居委会为核心的集中型的基层民主治理网络,减少在国家治理与私人治理之间的隙缝。基于对2006年上海市居委会换届选举的观察和访谈,本文初步总结了在直接选举条件下基层治理格局的有利变化及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并就政府对于居委会直选的引导和管理提出了政策建议。     

“复合型分离”：基层治理标准化实践的制度困境

实现国家治理现代化是当前治理体系的主要目标,标准化是其中的重要尝试。基层标准化实施经常出现“二重性”特征,带来治理成效的同时也催生了形式主义问题。建立层级结构、特殊情境以及社会三维平衡的分析框架,根据对G镇标准化治理改革的追踪发现,其出现了替代、“反构”与分离的过程,现象表现为政治动员取代专业化思维、组织行动“反构”执行策略、治理标准与现实情境相分离。因此提出“复合型分离”的理论解释,规制性支柱、规范性支柱以及文化-认知性支柱是制度支柱的基础,而不同制度逻辑平衡的破坏导致不同制度支柱间的相互分离,进而使得组织行为变异。制度逻辑的统一必须依靠系统整合和社会整合双向互动的过程。因此,面对当前基层标准化实施困境,需要提高系统整合中的专业知识能力以及创造社会整合中自下而上的组织机制。     

社会治理共同体视角下社区治理体系的建构

社区治理体系和能力是社会治理体系和能力的基础，决定着社会治理效能。两江市文中区的社区治理实践研究发现，社区治理实践存在着治理体系不顺和治理能力不足困境。现代社区治理必须打造更具效能、更有韧性，且能应对常态化和非常态化挑战的治理共同体。针对治理体系不顺，需要从治理理念和组织体系两个方面进行创新与重构；针对治理能力不足，则需要从治理方式和人力资源两个方面进行保障与支撑。因此，需要从4个方面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即坚持“人民至上”，创新社区治理理念；推动多元共治，完善社区治理组织体系；注重科技支撑，创新社区治理方式；发挥专业引领，打造基层社会治理人才队伍。     

驻村干部参与乡村治理的柔性嵌入机制

柔性嵌入是驻村干部通过沟通、对话、协商参与乡村治理的管理实践。柔性嵌入式治理并非单纯的行政制度吸纳与整合,而是包括文化嵌入、认知嵌入、关系嵌入在内的多维柔性嵌入的互动与治理的过程。从辽宁省X县的治理实践来看,驻村干部参与乡村治理仍受根深蒂固的刚性治理思维、运转不畅的民主协商机制、薄弱的乡村社会资本、匮乏的村庄公共精神等现实因素掣肘。需要从转变刚性治理观念、运用情感治理技术、完善基层协商机制、挖掘乡村内生资源、培育村庄公共精神等层面进一步激活柔性嵌入机制,持续提升驻村干部参与乡村治理效能。     

村改居社区公共性治理机制重构研究——基于四川省某市H社区的个案分析

随着城乡融合进程不断加快,传统的自然村落地区面临着向就地城镇化的城市社区形态演变,村改居社区能否实现优良的公共治理不但关乎人民的获得感,更会影响到城市群建设与区域联动战略的顺利实施。本文以西部四川省某市H社区为研究对象,以事件—过程为分析视角,阐释了H村落到社区转变中公共性治理的转变历程。研究表明,H村落向现代社区转变的不同阶段存在着不同的治理逻辑,表现为乡村精英、家族—社区、基层政府三者间形成的公共性治理的“圈层结构”。村改居社区公共性治理体系构建需要将多元治理的参与平台制度化,治理过程要注重寻求传统文化与治理规则的平衡点,做好治理重心下移后社区服务组织化承接体系的建设。     

从总体性动员到嵌合式引领：基层治理视阈下的政党功能调适

党的领导是我国社会治理体系的重要特点和优势。对建国后政党治理实践的研究发现,基层治理中政党功能呈现出从总体性动员到嵌合式引领的调适。在一体化的总体性支配阶段,政党通过组织整合和政治动员对基层社会进行总体性整合,呈现出“机械整合”的特点。改革以后,面对分化社会的碎片化治理难题,政党以培育治理共同体为目标开展嵌合式引领,借助政治统合机制进行适应性的整合性治理,形成了基层治理创新的政党方案。整体来看,党的基层治理逻辑经历了由碎片化治理向统合型治理、由政治动员向协商引领的逻辑转变。     

试析城市社区治理过程中政府的角色定位

目前在我国社区治理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其中治理或参与治理主体的责任界限问题尤其需要解决。从国家和社会关系的角度，分析了政府在城市社区治理过程的角色定位问题，认为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应起引导、支持及协调等辅助作用，逐渐实现“小政府、大社会”的目标，并在此基础上扩大基层民主，最终实现国家和社会的良性互动。     

新乡贤参与农村新型社区治理的路径抉择

农村新型社区是我国脱贫攻坚战的标志和缩影,建立社区治理体系、提高社区现代化治理能力是新时代农村基层治理的重要内容和新任务。新乡贤是农村新型社区治理的新型主体,具有品德至上、贤达众归、效能拓展等时代特征。因宣传引导不足,治理赋能不够,方法创新缺乏,激励机制尚未真正建立等原因,目前参与社区治理尚处于自发、零星、盲目的状态,作用发挥极不充分。结合新时代社区治理的目标和任务,应对新乡贤进行有效激能、增能、理能、赋能和督能,让新乡贤全程、全域、全覆盖嵌入农村新型社区治理之中,以加快社区城镇化进程,实现社区高质量发展。     

生成与重构:国家治理结构视阈下的居民委员会制度

城市社区设立居民委员会进行居民自治,是我国基本政治制度,即具有《宪法》的保障,也是发展基层民主的重要形式.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立治有体,施治有序". 结合居民委员会工作实践,不难得出其存在的诸多诟病:行政色彩过于浓重,党、政府、社会相关权力边界模糊以及基层治理结构缺乏科学性等. 因此,加快转变地方政府职能,优化中央地方关系,构建多元治理结构,鼓励社区治理创新,便成为当下亟需解决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