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境地区农村人口流出及影响因素分析——以黑龙江省三个边境县的调查为例

边境地区农村人口流出根源在于地区发展的相对落后。新经济迁移理论等认为影响人口流动决策的因素有个人因素和家庭因素,迁移流动可以改善个人和家庭的社会经济状况。但是人口流出给边境地区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不利影响。本文利用黑龙江省三个边境县人口流出的调查,分析流出人口的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通过建立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影响人口流出的因素。结果表明,年龄、有无外出经历、婚姻、受教育水平、家庭人口规模和户籍等对人口流出有显著影响。应提高边境地区农村公共服务能力、完善社会福利与保障体系,推动边境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缓解边境人口流出的问题,维护边境地区人口和社会稳定。     

延边朝鲜族人口迁移的影响因素研究

利用"延边朝鲜族人口负增长"课题组的调查资料,研究朝鲜族人口特征对迁移的影响。结果显示,育龄妇女对稳定朝鲜族人口有重要的作用;15~34岁人口群体迁移倾向最大;未婚者迁移到韩国的倾向比已婚者小;基础教育加大了人们的迁移倾向;拥有农业户口的居民迁移到韩国的倾向较大;家庭人口数与迁移倾向呈正相关。     

中国的返迁人口:基于五普数据的分析

本文利用我国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估计返迁人口的规模并描述返迁人口的人口社会特征及其与现在的迁移人口与非迁移常住人口的差异,从个人因素、居住地类型以及家庭户特征三个方面分别讨论了返迁的决定因素。并讨论了本文的一些缺陷及今后的研究方向。     

延边朝鲜族人口流动的特征和影响因素研究

朝鲜族是我国人口较多的少数民族之一,流动人口比例较大,跨境流动现象普遍。人口流动可以改善个人和家庭的社会经济状况,但是也给边境地区朝鲜族聚居地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不利影响。本文利用吉林省延边地区朝鲜族人口流动的调查数据,分析非流动人口、境内流动人口和跨境流动人口的特征,通过Logistic回归模型研究不同类型流动人口的影响因素。回归结果表明,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外出经历是影响朝鲜族人口流动的主要因素,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同样是影响朝鲜族流动人口是否进行跨境流动的主要因素,而受教育水平、语言能力等因素对于人口流动的影响并不显著。政府应进一步规范劳务输出途径,加强流动人口职业技能培训,加大对返乡劳动者创业的扶持力度,推动朝鲜族聚居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维护边境地区人口和社会稳定。     

亚太经社会国家的人口迁移

一、亚太经社会国家人口的国内迁移 亚太经社会(ESCAP)各国的经济结构、发展水平各不相同,这就使得他们面临的人口问题也不可能完全一致。如该地区高度城市化的发达国家澳大利亚和日本的迁移形式与发展中国家的尼泊尔及菲律宾是大不一样的,而南亚和东亚各大国家面临的迁移问题与太平洋地区小国面临的问题又大相径庭。但整个地区又有它的共同之处,即人口迁移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且在大多数国家是受到宪法保护的。各国政府也正在考虑应对目前的人口流动采取什么措施,以及迁移对人口分布的影响。在鼓励或分散移民的同时,尽可能使人口迁移与国家的经济发展相适应。     

个体经济地位、婚前家庭经济差异与婚姻迁移

婚姻迁移是通过婚姻途径发生的并伴随户口变更的人口迁移。我国婚姻迁移人口的规模不断增长,婚姻迁移受性别、出生地、出生年代的影响,初婚年龄的队列差别对婚姻迁移同样存在影响。个人经济地位,即个人年收入越高,婚姻迁移的可能性越大。婚前男方家庭经济状况更好的婚姻迁移的可能性更高,女方家庭经济状况更好的婚姻迁移的可能性相对较低。     

人口流动家庭化及其影响因素——以北京市为例

文章基于2006年北京市1‰流动人口抽样调查,考察北京市流动人口的家庭模式及其流动家庭化的影响因素。调查结果显示,北京市流动人口的家庭化率已达到60%。流动人口家庭模式是以一对夫妻户和一对夫妻加孩子户为主的核心家庭为主导,以一代户和二代户为主。3/4的已婚流动人口携带了配偶,有孩子的流动人口中有一半携带了孩子,这些孩子中有近20%是在北京出生的。流动人口的平均家庭规模为2人,明显小于全国农村的平均家庭规模(3.4人)。流动人口的个人特征及在京居住地显著影响人口流动家庭化,同时还发现非经济因素成为比经济因素更为重要的人口流动家庭化影响因素。     

迁入地类型的选择——基于五普资料的分析

利用第五次人口普查长表0.95‰微观资料,研究移民特征对迁入地类型选择的影响。结果显示,移民的人口因素和社会特征对迁移目的地的选择有较大的影响。移民人口有向青壮年集中的趋势。婚姻迁移妇女的目的地主要是乡村。有配偶的人更多地考虑迁移对家庭的影响。户籍制度仍然对人口迁移起到限制作用。     

发达地区农村人口城市化个人影响因素之分析——以浙江省柯桥、柳市两镇为例

长期滞后发展的城市化 ,已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问题。要加快农村人口城市化进程 ,必须研究潜在的城市化主体—农村人口集团特征及个人因素对城市化的影响。根据对浙江省柯桥、柳市两镇农村人口的主体和城市化行为的主要决策者—农村劳动力的实地抽样调查资料 ,以新的研究视角和定量为主的统计分析方法 ,对我国东部农村地区“潜在”城市化人口向小城镇 (或其他城市 )迁移之城市化意向的个人影响因素进行比较深入的分析 ,得出了一些很有意义的结论。     

城市农民工的家庭迁移行为及影响因素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文章基于北京市的抽样调查数据,对城市农民工的家庭迁移行为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北京市外来农民工的流动已呈现明显的家庭化特点,1984~2006年,家庭式迁移发生概率总体上呈逐年上升的趋势。除了个人特征外,以新迁移经济学理论为依据的家庭因素变量对农民工的家庭迁移行为有显著的解释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