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环境侵权群体性诉讼处理机制的完善

由于环境侵权纠纷中受侵害对象的不特定及涉及人数众多的特点,环境侵权纠纷容易形成群体性诉讼。我国民事诉讼法确立的代表人诉讼制度就是专门处理群体诉讼的一种诉讼程序,对解决群体性纠纷有着重要作用,但由于该制度自身存在的问题及法院对其相对拒斥的态度,导致代表人诉讼制度在司法实践中遭受到冷落。因此完善代表人诉讼制度,并在群体诉讼处理机制中进行团体诉讼、示范诉讼及建立联动机制的探索,对及时妥善解决群体性诉讼案件、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作用。     

中美环境侵权群体诉讼之比较

解决环境侵权群体纠纷,美国规定有集团诉讼制度,我国台湾地区规定了选定当事人诉讼制度,而内地采取的是代表人诉讼制度,这三种群体诉讼制度既有联系又有区别。面对不断出现的环境侵权群体纠纷,完善代表人诉讼制度势在必行。     

法院的司法能力与代表人诉讼

群体纠纷的解决与法院的现代功能紧密联系,法院的司法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代表人诉讼的程序效果。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运作中出现的群体形成困难、群体诉讼的容量狭小、法院对诉讼的控制力低下等弊端,与我国法院司法不完全独立、法院内部考核体系不尽合理以及消极性司法等因素息息相关。制度环境决定了阶段性发展是代表人诉讼制度发展的必然过程,试验性诉讼作为群体纠纷解决的过渡、替代手段,是改造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的现实选择。     

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的理论反思与规范解释

出于公益维护的目的,最高人民法院在起草《证券诉讼规定》时,为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添加了许多公益色彩。“公益目标”和“私益内核”的双重影响,使得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的性质不明,不仅导致投保机构的诉讼地位和权利界限不清,还导致特别代表人诉讼和普通代表人诉讼的关系紧张。以民事诉讼学界对“公共利益”“私益诉讼维护公益”的研究为依据,可论证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的性质是私益诉讼。在此基础上,一方面,结合任意诉讼担当理论,可准确界定特别代表人诉讼中法院、投保机构和投资者的关系,厘清投保机构的诉讼地位和权利界限,并重新解释《证券诉讼规定》第21条和第22条。另一方面,结合普通共同诉讼理论,可重新界定并消除特别代表人诉讼和普通代表人诉讼的紧张关系,并重新解释《证券诉讼规定》第32条。     

我国群体诉讼制度构建的法经济学思考

虽然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解决群体性纠纷的代表人诉讼制度。但由于人们在对群体诉讼的价值和功能的理解上存在许多误区，导致大部分法院并没有按照法律规定的代表人诉讼程序来处理群体性纠纷，而是采用传统的诉讼方式分别处理，这一做法不仅违背立法宗旨，也与群体诉讼制度设计的初衷（基于诉讼经济和司法统一的目的）严重背离。因此，探究群体诉讼制度创设的价值功能与其所期达到的目的，对深化我国群体诉讼的理论研究、指导群体诉讼的司法实践及推动相应制度变革，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群体诉讼中的当事人适格的法理分析——兼评我国代表人诉讼中当事人制度及其完善

群体诉讼中,民事诉讼主体与民事主体发生分离.各国的群体诉讼制度在解决当事人适格问题时采取了不同的做法.美国集团诉讼以实现公共利益为诉讼目的采取"默示授权"的方式赋予代表人诉权.德国团体诉讼制度为实现对一定公共利益的保护以法律的直接规定赋予团体诉权.日本则通过"明示授权"方式表明了其在解决群体争议时对私人利益的侧重保护.而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在具有自身特色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需要反思和改善的问题.     

死者权益诉讼中的当事人适格问题研究

死者权益诉讼并非为了死者利益,而是为了死者近亲属利益或者社会公共利益。死者近亲属享有诉讼实施权的正当性基础在于其继承了死者生前取得但尚未来得及行使的侵权请求权及其自身因侵权行为而受有损失。该诉讼实施权的行使往往兼具私人执法属性。实际垫付人对侵权人、死者近亲属享有请求偿还必要费用的请求权基础极为复杂,但其享有诉讼实施权的正当性基础均体现为其系实体权利归属主体。公益代表人属于职务当事人,构成补充性法定诉讼担当。     

“双轨制”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的阶段化重构

"双轨制"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的构建既有回应司法实践需要的现实考量,又有实现证券群体纠纷诉讼程序从法院职权主导的"示范诉讼"模式向现代型群体性诉讼程序转型的正当性基础。"市场化"与"科层化"证券群体诉讼模式各有其优势与不足之处,普通代表人诉讼和特别代表人诉讼实际上分属两种不同的证券群体诉讼模式,因此可以按照"私益救济"优先、"公益救济"监督的体系性解释进路阶段化地重构"双轨制"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的内部逻辑关系。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促使投资者保护机构在解决证券群体纠纷中的诉讼地位向公益性机构定位回归,使之符合实质性程序保障法理的要求。     

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完善

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是解决多数当事人纠纷的诉讼方式,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代表人诉讼制度的弊端逐渐显现出来。对此,有必要借鉴国外和境外群体诉讼制度的合理性因素,结合我国司法实践,从功能和作用方面进一步改革和完善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     

证券特别代表人诉讼的理论阐释与规则反思——兼评康美药业集体诉讼案

作为全国首例证券集体诉讼案件，康美药业案为证券群体性纠纷化解开辟了新道路。然而，由于缺乏体系性的立法框架及精细化的实践指南，该案反映出诸多值得深思的问题。原告主体资格方面，“投保机构主导程序”与“明示退出模式”的核心特征使得特别代表人诉讼与其他群体诉讼区分开来。特别代表人诉讼本质上属于团体诉讼，投保机构诉讼实施权来源于法定的任意诉讼担当。被告责任司法认定方面，在实体性维度，该案中独董责任承担扩张化的现象值得省思；在程序性维度，证券群体纠纷的一次性解决与防止矛盾裁判之司法目标需要理性衡平。投保机构是特别代表人诉讼的“唯一性原告”,投保机构选案程序的妥当性、公正性是必须正视的问题。此外，为稳步推进证券集体诉讼的渐进式发展，还需以程序法理为据对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予以结构性优化，即厘清投保机构创新职能与传统职能的关系、明晰投资者退出诉讼的阶段、反思诉讼费用的缴纳及分担。     

俄罗斯民事检察制度的理论与实践

随着俄罗斯现行民事诉讼法的颁布实施，检察机关参与民事诉讼的理论与实践表现出极大的复杂性。此种复杂性源于新民事诉讼法不仅明确规定了检察机关提起民事诉讼的条件和理由，还列举了检察机关在诉讼中所维护利益的主体。     

请求权竞合时诉讼标的识别标准新思考

诉讼标的理论是民事诉讼法学的基础性理论之一,它具有两项根本性的价值:第一,确定法院审理的范围和双方当事人攻击、防御的对象、领域;第二,为既判力的产生确定范围.要充分实现这两项价值就必须明确界定诉讼标的的识别标准,并妥当地化解实体请求权的竞合给诉讼标的识别标准的界定所带来的危机,而这恰恰也是诉讼法学界有关诉讼标的理论的旷日持久的学术争论所要解决的一个核心性难题.要解决这一难题,必须以实体请求权的本质和民事诉讼的目的为出发点,将诉讼标的界定为特定自然事实主张之上的诉的声明的全部内容,以诉的声明作为诉讼标的的核心性识别标准,必要时辅以原告之自然事实主张.     

我国民事诉讼费用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诉权是民事诉讼法赋予公民寻求司法救济的一种权利,保障公民实现诉权和防止滥用诉权是我们设置民事司法制度的一种价值目标,民事诉讼费用制度在实现这一目标方面起着重要作用。但是我国目前民事诉讼费用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已经影响了当事人诉权的正常行使,鉴于此,在分析我国民事诉讼费用制度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提出针对性的改革方案,以实现民事主体的程序基本权,建设良性的诉讼费用制度。     

我国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的并行与融合

当前,在我国法律体系内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采用了并行模式。并行模式关注于环境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差异性,从而进行有针对性的利益维护。这虽然看似诉讼目的明确,符合环境权益救济需求,但其实际忽视了环境的整体性特征,不但不利于案件事实的梳理,而且容易造成司法资源的浪费甚至可能出现相互矛盾的裁判。面对并行模式存在的弊端,我国部分学者提出了强制合并、混合并存、另赋实体请求权、诉讼信托、诉讼担当等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的融合模式,上述模式分别从诉的合并和诉讼实施权融合两个方面对融合方式进行了探讨,但是其中仍存在当事人诉讼选择权忽视、公私益失衡以及责任重复认定等问题。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推进,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促使更多的人开始关注环境质量,环境公益诉讼的数量日渐增多。基于环境问题的关联性、潜伏性特征以及环境侵害发生的阶段性机理,环境诉讼中环境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交叉使得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的融合成为应然趋势。在尊重环境整体性特征的基础上,以追求环境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的平衡为原则,结合我国实际,以具备中国特色的检察制度作为枢纽,充分利用检察机关的监督权以及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起诉权,构建环境民事公私益诉讼的新...     

检察机关作为公益诉讼主体的探索

公益诉讼主体是构建公益诉讼制度的基本环节之一,依据公共利益而提起的诉讼由于主体条件的限制常被法院拒之门外,即便博得公众喝彩也多以失败告终。2012年《民事诉讼法》顺应了实践的发展需求,增设了公益诉讼制度。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探索建立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为明确检察院作为公益诉讼的主体提供了政策契机。对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制度进行理论探讨,完善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权、是否适用调解与和解权利等问题有助于更科学地构建公益诉讼制度。     

生态环境损害司法救济体系的优化路径

针对生态环境损害,我国逐步形成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三诉并行”的司法救济体系,旨在为生态环境公共利益提供全方位保护与监督。在生态环境损害司法救济体系的发展过程中,不同诉讼制度性质界分的论争和适用范围的扩张渗透、行政机关与司法机关的职能错位、检察机关公益诉权的内容模糊等问题逐渐暴露出其面临的内生困境,亟须作出精细化和系统化的规范设计。为此,应基于权利(权力)与义务的衡量,重新审视主体的角色功能和权责分配,合理设置不同诉讼制度的适用位序;基于制度功能的考察,根据“风险预防”“损害填补”“法律监督”等不同功能面向划定“三诉”各自的适用范围;同时,通过强化不同诉讼制度间的互动关系,确保体系性协同,从而构建层层递进的生态环境损害司法救济体系。     

论证券民事责任与股东诉讼方式

证券民事责任与股东诉讼方式在维护股东利益和上市公司信用中具有特殊的功能 ,可以弥补行政责任和政府监管的不足。股东诉讼是股东实现权利救济的方式 ,根据不同标准 ,可以分为股东直接诉讼和派生诉讼 ,以及股东单独诉讼、共同诉讼与代表人诉讼。本文在全面梳理的基础上 ,结合公司法、证券法和民事诉讼法的相关条款 ,跨跃和融合了实体法与程序法两大不同的法域 ,着重分析了股东派生诉讼与代表人诉讼 ,并评点了一些不妥当的看法 ,提出了完善建议     

民事检察抗诉制度的再完善

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实施后,并不意味着民事检察抗诉制度的定型。民事检察抗诉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有利于监督和保障民事独立审判原则、处分原则和当事人平等对抗原则的正确施行,符合我国的现实国情。具体而言,可在民事执行、调解、破产程序等方面拓展民事检察抗诉监督的范围,把握抗诉监督的重点,实行主动干预和被动响应相结合的程序运作机制,遵行规范的抗诉程序。     

试论人事诉讼程序的价值与法律基础——兼析构建我国人事诉讼程序的可行性

设立人事诉讼程序已经成为适应法律与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在我国建构人事诉讼程序有良好的基础,司法改革的进行为人事诉讼程序的建构提供了契机。人事诉讼程序的建构有利于促进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理论体系的丰富和发展,适应日益复杂的身份关系纠纷解决的需要,有利于我国民事诉讼法律制度同世界接轨。     

论我国民事诉讼模式

我国民事诉讼模式理论研究争鸣不绝,其原因是绝大部分论者都以民事诉讼结构立论,没有从民事诉讼模式本来面目展开论证。我们应当从民事诉讼的本质属性和我国经济社会的阶段性特征出发,揭示民事诉讼模式是贯穿于民事诉讼各阶段、促使民事诉讼产生、发展、变化的理论概括和思想指导,正确处理公正与效益、自由与秩序、权利与权力之间的关系,科学架构我国民事诉讼模式,以当事人主义为主,以职权主义为辅,正确引导我国民事司法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