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社会型法官的社会性角色及其转型

法官社会性是基于社会要求、社会环境外在于法官而隐形体现的东西。从乡土社会型法官向职业法官转型是市民社会的要求,也是市民社会催生的结果。乡土社会型法官的社会性既包括风俗、习惯、人情等社会环境的影响和要求,也包括法律本身的社会性。基于乡土社会型法官社会位置的双重性,导致其社会角色本身也发生了冲突,其裁判艺术不是实用主义的,其司法风格也不是法官设计的本义。因此,基于市民社会建构的需要,应当进行理念和实践上的调整,这是一个制度性趋势。     

和谐语境中的司法期待

法律关系是人际关系的特殊表现,当事人之间纠纷的发生导致了人际关系的破坏,法律的正义观应关注未来的人际关系。现实中被设计出来作为化解冲突、实现和谐的司法制度,却往往在实际的案件裁判中更多的成为延续和引发再次冲突的根源。因此,司法必须通过裁判使当事人从内心消除怨恨,实现人际关系的修复,而不是仅仅着眼于一个具体个案的审结。简单的追求效率不是以人为本的司法,也不符合转型社会的实际需要。     

面向村落：纠纷解决中的乡土逻辑与法治偏差

现代司法在乡土社会的下沉面临多种力量的制约与阻隔，其下沉的速度、幅度与深度都可能因多方面的原因而呈现出差别迥异的格局。现代法治的下沉所借助的最大推动力并不是政府法治的宣传与推广，也不是司法体制改革的深入与拓展，而是依赖于现代传媒技术的普及等一系列因素。村落纠纷呈现出不同于市民社会纠纷的乡土特质，原因是多方面的。面对纠纷，纠纷主体所考虑的利益与选择的策略是多元的，由此形成了村民所追求的以生存空间的维护为核心的“正义观”。     

司法裁判的考量因素——以民意的可接受性为视角

与法律正义相比较,民意实现的是一种自然正义,体现民意的裁判更能从根本上平息纠纷。民意尽管属于非正式法源,但从传统到现代,客观上都对司法裁判产生影响,同时司法裁判也尽可能地吸纳社会公众趋同性评价,并形成互动。民意作为社会主观认识的集合,本身具有不确定性,其价值判断也与法律标准不同,往往会与司法裁判结果发生冲突。立足裁判的正当性需求,从主体理念到制度构建,理性把握民意适用的维度,有助于实现司法公正的最大化。     

论社会权裁判的方式及其理由

通过裁判对社会权予以保障是相当普遍的现象,但是不同国家或地区通过裁判对社会权予以保障的方式却有所差异.反对社会权可裁判性的理由不是社会权的可诉性,而是法院对裁判方式的选择.不同的裁判方式必须符合其国家或地区的宪法理念、宪政体制与司法传统.     

一种逆向比较：法官的法律推理和当事人的习惯推论

在大陆法系中,法官的主要法律推理形式是司法三段论,在形式上属于演绎逻辑,反映“观念的关系”,具有确定性;但在实质上,司法三段论反映的是“事实的关系”,不具有确定性。因此,法官将法律条文作为大前提推导出当事人的法律后果,但是当事人不是根据法律条文而是习惯来推导出自己的法律行为。法官的司法行为和法律直接相连,但当事人的法律行为并不和法律直接相连,而是和司法裁判的结果直接相连,引导当事人行为的不是法律而是司法裁判。法官的司法行为产生规则之治,而当事人则服从习惯之治,即规则之治展现给当事人恒常的结果,完整的法治是由规则之治和习惯之治所构成。     

习惯在司法过程中的适用

司法过程中法律不能解决所有纠纷,现代的法律总是遭遇乡土习惯的阻挠。法治建设中,法律作为本土的内生秩序,与中国文化有更强的亲和力。习惯可以弥补法律的不足,依习惯裁判可以满足当事人的乡土诉求,减少法律实现的阻力,节约司法成本。在我国立法中应给与习惯相应的法源地位,法官在司法过程中巧妙地运用习惯,在习惯与法律之间作出合理的选择。法官需要掌握收集与鉴别习惯的技术,对习惯进行论理解释,对裁判结果展开合法性论证,最终可以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法律渊源、法律论证与法治

法律渊源是司法裁判过程中裁判依据的来源,包括效力渊源与认知渊源两种类型。它们在法律论证活动中扮演着权威理由的角色,从而使之有别于纯粹的道德论证。法律论证是提供理由来证成裁判结论的活动,以追求依法裁判(法的安定性)与个案正义(实质正确性)为目标,事实上是作为规则之治和理由之治的法治在司法裁判领域的要求。法律渊源的法治意义,一方面体现了从规则之治内部解决法律(裁判依据)的效力闭合性与内容开放性之间的张力,另一方面体现了赋予规则之治相对于理由之治的通常优先性。法治首先就意味着基于来源之实在法的统治。     

能动司法:政治愿景与司法挑战

能动司法通过回归传统、司法为民、职能延伸、案结事了,为人们描绘出本土资源与外国经验、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解纷与管理、规则与实效相统一的中国司法自主道路的美好图景.它要求法官不仅要依法裁判,还要考量政治和社会的现实需求;不仅要实现形式正义,还要实现实质正义.能动司法的积极贡献在于,它试图对以法律规则为根据、形式正义为目标的常规司法提出挑战.但这毕竟只是一种政治愿景,而且司法可能面临两难处境,即法官不得不在政治与法律、灵活性与确定性、集体目标与个案权利之间左顾右盼.制定一个能动司法程序,使法外能动转为法内能动,也许是解决司法两难的一种可能出路.     

乡土社会冲突与诉讼的再冲突解析

在乡土社会中 ,民间纠纷解决机制与正式法律诉讼之间会产生新的冲突 ,这种冲突构成了乡土社会法律生活的主题 ,并使诉讼这种国家法律治理途径在乡土社会中被迫发生流变 ,这也使我们可以接近一个客观的乡土法律世界。在“乡土社会现代性诉讼制度为什么不能建立”诸问题上 ,不应局限于单向化的“守法—违法”或是“争讼—无讼”的理论范式 ,而应以一个多元的分析路径来考察     

法律正义在法律适用中的冲突与缓和——由许霆案引发的关于正义的思考

正义是在政治、法律、道德等领域中关于是非、善恶的肯定判断。人们的行为是否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和最大多数民众的根本利益,是判断人们行为是否符合正义的客观标准。具体语境中的法律正义与社会正义常常不是融汇贯通的。司法实践中,具有法律安定性的法律正义与演变中的社会正义不断产生冲突和悖反。社会变迁中的正义冲突只能通过法律适用来解决。     

公民不服从的功能探析

公民不服从是民主政治社会中一种非法社会行为,既不同于各种形式的合法抗议,又区别于革命和一般违法犯罪.它对社会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或作用,但不会破坏法治和导致无政府状态.相反它是社会进步的动力和手段,不但拓宽了维护公民基本权利的渠道,而且对法律的良性发展、法律实质正义的实现以及法律形式缺陷的克服具有积极意义.     

把握“公平正义”在联系法律与道德中的“纽结”作用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进程中,研究和把握法律与道德的相互统一,处理好法治和德治的关系是其重要环节。法律与道德的联系不仅有逻辑上的可能性,而且有理论和实际上的现实性。明确和把握"公平正义"在联系法律与道德中的"纽结"作用,使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紧密结合、同步推进,就能把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从而实现我们治国理政方式的新发展。     

司法公正与社会稳定问题研究

司法公正与维护社会稳定一直是最为普遍关注的一项课题,专家学者都从不同角度进行广泛、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司法公正本身具有两个方面的含义,具体地说一是指司法机关对诉讼当事人作出的裁决或处理结果是公正的,二是指诉讼活动的过程对有关人员来说是公正的,或者说诉讼参与人在诉讼过程所受到的对待是公正的。从司法公正的含义、司法公正与社会稳定的关系以及如何实现司法公正等方面切入,以司法公正作为执政的一个重要环节和基础,作为社会发展的前题和途径,作为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手段和最后的"关卡"为视角,对如何通过司法公正促进社会稳定进行了深入的探究。     

司法语境下的法律人思维

司法公正不但是一种法律意义上的公正,而且是一种证明意义上的公正。司法公正之实现要求司法者应该具有法律人思维,缺失法律人思维的司法者将很难确定法律真意。法律人思维应包含两个层面的内容:在理念层面,法律人应具有区别于普通人的方法论原则;在具体层面,法律人应具有操作法律的实际技能。     

论法的正义价值及其实现路径

古往今来的思想家们虽然对正义有不同的认识,但追求和实现法的正义则是他们共同的追求和理想。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作为法的最高价值的正义,既是抽象的,又是具体的、历史的。正义不仅与秩序、平等、自由和效率密切相关,而且是秩序、平等、自由和效率等具体价值的统摄和抽象。法的正义价值是通过人们的法律实践来实现的,是法的价值主体作用于法的价值客体,从而使作为客体的法所具有的潜在的、内在的正义价值转化为现实的和外在的正义价值,对主体产生应有或期望意义的过程。     

社会公正的核心要义--给人以应得

公正尤其是社会公正的核心内容是给人以应得.这一内容的授者主要是社会共同体,受者是社会的个人.应得包括基于基本权利、基于贡献和基于社会调剂的应得三类.将给人以应得作为公正的核心内容,符合我国道德建设和制度建设的需要,也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价值原则.     

马克思对西方传统政治哲学困境的破解与超越

西方传统政治哲学以二元对立的理论方式探讨政治理想与现实生活,这造成了追求正义的政治理想只是在思想世界中构建,而不能在现实世界中实现的理论困境。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立足于"实践"之上,破解了西方传统政治哲学的这一理论难题,它提出通过改变社会现实来实现政治理想。政治理想的价值诉求是"正义","正义"是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马克思的正义论立足于唯物史观的方法论,论证了形式正义与实质正义的根本差别,提出实质正义只有消灭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建立自由人共同体才能实现。从社会体制本身寻求实质正义的可行性道路,体现了马克思政治哲学对以往政治哲学的超越。     

国家治理体系下的地方政府权力重构

国家治理体系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对地方政府权力的配置模式将产生体系性影响。“多中心治理主体”、“合作式治理模式”需要发挥不同社会主体在国家治理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而在地方政府职责中应更加强调服务职能的完善。所以在地方政府权力的横向配置中,要求重新划分政府与社会、市场间的权力范围,并且推动三者间关系的法治化。但是当前各级地方政府间“上下同责”、“上下同粗”的权力体系严重阻碍了地方政府权力的多中心横向配置,所以各级地方政府间的纵向分权以及增强基层政府的自主权成为地方政府权力重构的首要任务。此外,国家治理体系对行政法学的基本原则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新时期地方政府权力配置法治化的道路上,应更加强调监督和制约地方政府行政权的行使,防止各级地方政府恣意逾越横向、纵向的权力边界。因此,法律保留原则和越权无效原则的价值将会更加凸显,而相关立法也应当更加完善。     

社会保障中的法律正义观及其实现

正义是衡量法律善恶的标准,法律主要通过分配权利的方式来确立正义,体现正义的基本要求。社会保障是对社会劳动成果的再分配,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稳定器、减压阀,暗合法律正义的基本精神。中国一直实行城乡分割的社会保障制度,给予农民一种歧视性的待遇,不符合宪法的相关规定,农村社会保障层次低,主要依靠生育儿女养老,国家生育政策难获认同,产生很多社会问题,社会保障制度难以发挥稳定器的作用。赋予农民完整的公民权,实行城乡一体的社会保障制度,既是时代的呼唤,也是法律正义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