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阿Q“革命”及其典型性问题的几点质疑——与马冀同志商榷

我在《关于阿 Q“革命”的初探》(见《延边大学学报》一九七七年第三期;(下简称《初探》一文中,针对那种对阿 Q 性格中“革命”因素渲染过份的倾向,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阿 Q 不是一个革命者的形象,阿 Q 在鲁迅笔下是一个否定的典型,对于阿 Q 的所谓“革命”也没有抱任何赞扬与肯定的态度。马冀同志对此提出了批评与指责(见《延边大学学报》一九七七年第四期《也谈阿 Q 的“革命”及其典型性》;下简称《也谈》),这是正常的。因为,我的一些看法,如在《初探》一文开头时讲的那样,是很不成熟的,有些观     

从《阿Q正传》看阿Q形象的典型性

阿Q形象不仅艺术地再现了中国辛亥革命时期贫穷落后、麻木不仁又缺乏起码觉悟意识民众的典型共性 ,而且深刻地体现了作者对改造国民劣根性的探索和思考。阿Q形象是超时代的、永恒的现实主义文学典型     

阿Q典型性问题的一些看法

阿Q是文学史上不朽的艺术典型,这是公认的,但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典型,却是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在一九五七年以后,不论争论的各方意见怎样分歧,有一点却是一致的,那就是:都不同意作者鲁迅自己的说法,即不同意说阿Q是“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是“暴露国民的弱点”的一个典型,认为这是一种“不妥当”的说法。但是,今天,在我国学术研究领域中长期存在的极左思想影响正在肃清的时候,如果实事求是地看问题,我们应当对鲁迅先生的观点给予充分的尊重。     

也谈阿Q的“革命”及其典型性

读了学报第三期鲁列同志《关于阿Q的“革命”初探》一文,受到不少教益。的确,分析阿Q这个典型形象是一件比较复杂的事情,也是一件比较严肃的事情。它不仅涉及到如何理解阿Q形象的本身,而且还涉及到如何理解文学的典型性等问题。正因为如此,所以才需要化费一些气力来研究探索。鲁列的文章有些观点是正确的,也有些观点是值得商榷的。现     

论阿Q的典型性——批判阿Q研究中的修正主义观点

如何理解《阿 Q 正传》当中阿 Q 的典型,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正如有些同志所说,阿 Q 是一个农民,但阿 Q 精神却是一种消极可耻的现象,这是理解阿 Q 的困难和矛盾.在这个困难和矛盾的问题面前,具有不同的世界观的人作出了种种不同的解释。有的人说,阿 Q是阶级的典型;有的人说是民族的典型、     

试论《阿Q正传》中“Q”字的读音

(一)近来,在鲁迅作品教学研究中,有一种“新”的观点,认为《阿 Q 正传》应当念成《阿桂正传》,阿 Q 应当念成阿桂,Q 不应当念成Q(克育、克由),而应当念成Quei(桂)。理由是: 一、鲁迅在《阿Q正传》第一章《序》中说:"他(阿Q)活着的时候,人都叫他阿Quei,     

再谈《阿Q正传》与国民性——答李国涛同志

“国民性”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议的问题.拙文发表后,李国涛同志提出了异议,这原是意料中的事.我试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即考虑到李同志所提到的若干问题,因为在鲁迅的近千万字的辉煌著作、翻译、书信及日记中,的确对“国民”和“国民性”的提法有不太一致的地方,但是,我仍然把这篇文章写了出来,是考虑到我们对鲁迅的思想以及某些观点的认识,也仍然有一个完整、准确地去理解和把握的问题.     

阿Q“向往革命”之质疑——解读《阿Q正传》评阿Q“革命”本质及鲁迅创作导向

解读《阿Q正传》,宏观把握阿Q的整体形象,系统归纳阿Q复杂的性格特征,是准确评判阿Q这个人物的基本准则。阿Q是否"革命"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笔者认为林兴宅专家对阿Q"向往革命"之推论,有些牵强。本文想通过对阿Q的整体形象、鲁迅的创作思想及革命者形象等方面探讨阿Q的"革命"本质,与林前辈及同行共同商榷,以正阿Q之面目。     

从鲁迅创作《阿 Q 正传》的本意谈起——《阿 Q 正传》读书札记

一九二一年末到一几二二年初,鲁迅在《晨报副刊》连续发表了他的不朽杰作《阿Q 正传》,立即引起社会的注意,各色各样的人们对鲁迅创作《阿 Q 正传》的本意作了种种分析和猜想。一篇小说能引起如此强烈的社会反响,这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把这些反映归纳起来,文学界一般认为阿 Q 是各个阶级身上的阿 Q 精神的“寄植者”,或者说他是“一副中国人品性的‘混合照像’”,因而认为《阿 Q 正传》意在暴露“中国人的最大的病根”。这种意见抹煞了阿 Q 形象的阶级属性,把阿 Q 抽象为“阿 Q 精神”的化身,鲁迅对此从未表示过赞同。还有一种意见来自社会上,就是认为鲁迅通过阿 Q 这一人物来揭露某些人的阴私,意在骂人。鲁迅对此无限感慨,他说:“直到     

“四人帮”与假洋鬼子——重读鲁讯《阿Q正传》

在深入揭发批判“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光辉著作《论十大关系》正式发表了,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毛主席在《论十大关系》中教导我们:“《阿Q正传》是一篇好小说,我劝看过的同志再看一遍,没看过的同志好好地看看。”毛主席着重介绍了《阿Q正传》中“不准革命”一章,指出,有些人不准别人革命,“很有点象假洋鬼子”。今天看来,四人帮正是不准革命的“假洋鬼子”,毛主席的这一指示,正是揭批“四人帮”的一个要害问题。我们     

关于阿Q典型的通信——致李桑牧同志

桑牧同志: 学报编辑把您的大作《鲁迅对于阿Q典型的几点论述》,让我读读,并希望就此谈谈自己的看法。读读当然是高兴的,谈谈看法就感到颇为紧张和棘手了。阿Q这一典型,从“诞生”以至如今,论者纷纷。我自知并无能力对此作出较为圆满的解释,即使想要说出一些新鲜话,也深感并不容易。不过,我想到,从师问难,古有明训,作为一个读者,在阅读中发生了若干疑难,是可以而且应该求教于著者的。这才鼓起了谈谈看法的勇气。     

“银桃子”和“哭丧棒”——学习鲁迅《阿Q正传》

鲁迅在《阿Q正传》这篇小说里,塑造了一个“假洋鬼子”。此人是未庄大地主钱太爷的儿子。他善于钻营、投机又非常凶残。在革命风暴没有来到之前,他手提“哭丧棒”统治着未庄的贫苦农民。当革命风暴一来,他又在胸前挂起了一个“银桃子”冒充起革命党来,并大言不惭地讲述他的“革命史”。“银桃子”和“哭丧棒”是“假洋鬼子”的反革命两     

也谈阿Q的“革命”——兼与支克坚、陈继会同志商榷

《文学评论丛刊》1979年第四期发了支克坚同志的《关于阿Q的“革命”》一文(以下简称“支文”),认为鲁迅在阿Q的“革命”问题上,发现的不是农民的革命性,而是“当时中国一部分农民同革命格格不入乃至背道而驰的思想意识”,阿Q无论在“革命”前或是     

《阿Q正传》:“为人生”的艺术杰作

鲁迅是主张“为人生”而进行文学创作的。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这篇自述里,他讲到自己从事小说创作的指导思想时说: “做起小说来,总不免自己有些主见的。例如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的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别号。所以我     

关于“‘嫦娥奔月’因由”答龚维英同志

近年研究神话的同志渐渐多起来了,出现了一种热气腾蒸的景象,十分令人欢欣鼓舞。上月我在北京参加民间文艺年会,我所属的神话小组,出席和列席的同志,竟多达十六、七人,对中国神话的几个重要问题,如范围、特质、与宗教的关系等,都作了热烈的讨论,发表了不同的意见,有的后来渐趋一致,有的还各有保留。不论渐趋一致也罢,各有保留也罢,与会同志都觉得很有收获。这表明党的“双百”方针,在发展学术     

关于阿Q“革命”的初探

当前,有一种比较流行的观点,认为阿Q是革命者,是造反派。包括一些反对这种观点的评论,对阿Q性格中的“革命”因素也未免有些渲染过份,分析中多是些溢美与夸大之辞,在许多地方背离了作者与作品的本意。对于《阿Q正传》及其主人公阿Q这个典型形象的评价,是件严肃的事情。它直接关系到对于鲁迅思想发展的研究及其作品文学价值的估价;同时,也涉及到如何正确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认识、分析文学典型和文学典型的借鉴等问题。这里准备就有关阿Q“革命”的问题,谈几点不成熟的看法。     

从《阿Q正传》的一处误植谈起

最近重读《阿Q正传》,在第九章“大团圆”,发生了一个疑问。就是:从情节看,阿Q从被关进牢房,到再被从牢房提出受审讯、受判决,直到最后被处决,一共三次被“抓进栅栏门”和“抓出栅栏门”;但从文字看,没有写“第三次”抓进栅栏门,而“又被抓进栅栏门”(见本章第19自然段,按此即“第二次”被抓进栅栏门)和“第二次抓进栅栏门”(见第27自然段)、“第二次进了栅栏”(见第28自然段),则前后重复出现。这是怎么回审?是不是自己看错了,没搞清楚?经一再审读推敲,阿Q在被“第二次抓出栅栏门”(见     

对于艺术起源问题的争鸣——与何梓焜同志商榷

读了《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一九八五年第一期刊登的《对普列汉诺夫论艺术起源的理解》一文,颇觉有争鸣的必要。为了弄清是非,深入进行学术探讨,特提出两个问题与何梓焜同志商榷。一、探讨艺术起源问题有没有必要从原始艺术的创作本身加以论述? 何梓焜同志认为是没有必要的。在他看来,论述原始艺术的起源,只要从原始艺术与社会生活、社会生产力的关系去论述就够了。他得出结论,艺术起源的谜底和人类历史发展的谜底一样,“归根到底正是应当到生产力的发展中去找”,艺术的产生和发展归根结蒂是由社会生产力的状况所决定的。我认为,这样的研究方式与结论未免过于简单化、片面化。     

关于阿Q的“精神胜利法”

一《阿Q正传》中的阿Q,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落后农民的典型.鲁迅通过阿Q贫困的生活境遇和麻木的精神状态的描写,强烈控诉了封建社会和封建制度吃人的本质.然而,阿Q悲剧命运的根本特点不在于他的贫困潦倒,而在于他的精神麻木,即存在于他身上的"精神胜利法".如果说封建制度的残酷剥削造成的贫困落后生活给阿Q留下了肉体上的"癞疮疤",那么"精神胜利法"就是封建主义的野蛮思想统治给阿Q     

对于“一个‘这个’”的理解

典型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大家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常常引用恩格斯的这句名言：“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而且应当是如此。”然而对这句话本身的理解却各有不同，特别是对“一个‘这个’”的理解不一，有的同志认为“一个‘这个’”就是个性与共性相统一的典型的代名词，有的认为恩格斯在此引用黑格尔的“人个‘这个’”是为了强调典型人物应有鲜明的个性。我赞成第二种说法，试从下列几方面来说明： 一、从恩格斯写信的背景及原信的意思看 恩格斯这句名言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