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进入退出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动态演化

以中国制造业企业为对象，融合BHC和MP分解法的优势，研究存续企业、进入企业和退出企业对制造业行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呈上升趋势且增速加快，这主要源于存续企业和退出企业的共同贡献，进入企业和退出企业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分别呈现负向作用和正向作用，存续企业主要通过技术进步和资源配置优化提高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分地区考察发现，进入企业、存续企业和退出企业对不同地区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作用方向基本一致，但在具体贡献度上则表现出显著的区域异质性。     

市场化程度、资源错配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在有效识别市场化程度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因果关系的基础上,揭示了“市场化程度——资源错配改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传导机制,并实证检验了市场化程度对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表明:市场化程度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现倒U型特征,市场化程度对地区资源错配的影响呈现U型特征,且这种影响存在所有制属性和地区异质性。进一步研究表明,资源错配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传导机制既来自其对企业所有制行为变化的影响,也来自于其对企业规模扩展的影响,表现为资源错配程度越低,提高了国有企业的退出概率,降低了非国有企业的进入门槛以及生产率越高的企业越容易获得生产资源。     

我国工业企业进退出与TFP变动的动态分解

我国工业企业具有较高的进入率与退出率,而且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也比较大.利用1999-2007年我国工业企业的微观数据对企业的进入退出行为进行分析,并应用Melitz和Polanec提出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动态分解新方法,可对我国工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动进行分解.结果表明,总体上我国工业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是递增的,这主要是由存续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递增和市场份额的变动贡献的.退出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均值比存续企业的低,除个别年份外,新进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均值低于存续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均值.     

并购商誉、产权性质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2012—2017年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探究了并购商誉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以及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中作用的差异性,研究发现:(1)制造业企业在并购过程中形成的商誉资产与全要素生产率显著负相关,并购商誉对企业全要生产率具有抑制作用。(2)产权性质对于并购商誉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负相关关系具有调节作用,相较于非国有控股企业,并购商誉对全要素生产率起到的抑制作用在国有控股企业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并购商誉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抑制作用主要存在于拥有高商誉的企业样本,越倾向于轻资产投入的企业以及市场化程度越低的企业所拥有的并购商誉越能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抑制作用。     

汇率变动对企业生存的影响分析——来自服装行业非上市公司的证据

以2005年至2009年中国服装行业6471家非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通过构建probit模型研究汇率冲击对企业生存的影响,结果表明,汇率对企业生存的作用表现为汇率变动对企业生存的负面影响,而与汇率绝对水平的高低无关.并且随着企业的规模越大,企业受汇率的影响越小,但是企业受汇率影响的大小与企业的生产率和盈利能力不存在显著的关系.     

企业空间分布影响因素研究——通讯设备制造业企业的微观数据分析

文章运用分位数回归估计,利用中国通讯设备制造业企业数据,分析了企业空间分布的影响因素,主要结论:第一,从2005年到2007年大市场地区的国内外市场潜能与不同水平的企业生产率成反比,表明较高生产率的通讯企业并不倾向于竞争激烈的大市场地区.第二,相对于补贴性支出,对基础设施建设的投资支出更加有利于地区通讯设备制造业企业的发展;而且“提高进入门槛”的开发区政策更显著地吸引了较高生产率的企业.第三,生产率偏低的通讯设备制造业企业对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具有依赖性,较高生产率的企业对科技环境浓厚的地区具有强烈偏好.第四,中西部地区对企业选址仍然缺乏吸引力,尤其是西部地区.因此,必须转变“一味求大”的产业发展思路,服务与促进产业内部各层次企业“提质增效”.     

中国工业企业研发效率的波及面

为研究研发效率对企业研发决策、全要素生产率和盈利能力的影响程度,建立包含研发效率的企业生产模型分析研发效率对企业经营的影响。使用随机前沿分析（SFA）模型测度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的研发效率,发现不同地区和行业的研发效率呈有规律的分布。利用计量方法检验研发效率对企业研发决策、全要素生产率和盈利能力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研发效率较高的企业更加倾向于增加研发的强度和规模,研发效率与生产率具有正相关性。有证据表明,较高的研发效率可以明显提高企业研发投资的利用效能,使得有限的研发投入能够更有效地提升企业的生产率;提高研发效率对于改善企业的盈利能力具有明显的正面作用。     

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能够提升企业生产效率吗?——基于工业用地市场化改革的准自然实验研究

深化土地要素市场化改革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基于微观企业视角,利用双重差分模型探究工业用地市场化改革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从资源利用、资源配置和技术创新3个方面,探究具体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在研究期内,工业用地市场化改革整体上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约14%;对企业主体而言,规模越小、所属行业土地依赖程度越高,则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果越明显;分区域来看,东北及西部地区企业生产效率的提升作用显著高于东部地区。进一步从中介效应看,该改革可以通过资源配置和技术创新来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资源利用机制并未发挥显著作用。综上,继续深化工业用地市场化改革,并着力优化土地资源在企业间的配置,提高企业技术创新水平,有利于企业生产率的提升。     

企业性质、研发效率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检验

以企业性质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机制为基础,利用中国工业企业微观层面数据就企业性质通过研发效率作用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假说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内资企业性质降低了研发投资效率,从而抑制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其中国有企业的阻碍作用最为明显;外商投资企业性质则有利于发挥研发投资的功能,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效应。来自轻重工业分组的回归结果表明,不同行业中企业性质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轻工业国有和私营企业性质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不显著,而重工业企业与总体样本的结果较为一致。     

中国生猪养殖业生产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SBM方向性距离函数的实证分析

运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和Luenberger生产率指标对2004-2013年中国生猪养殖业生产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并在此基础上就其影响因素做进一步研究.结果发现:中国生猪养殖业生产效率较高的省份多数集中在西部地区;青粗饲料投入无效率、劳动力投入无效率、其他物质费用投入无效率以及仔畜重量无效率皆是中国生猪养殖业生产无效率的主要来源;2004-2013年中国生猪养殖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为-12.98%,这主要是受到规模效率和技术进步率逐渐减少的制约;生猪精饲料费在总饲料费中的比例以及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生猪养殖业生产效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     

最低工资上升会导致企业利润率下降吗？——基于生产率视角分析

利用1998—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城市最低工资数据,实证分析了最低工资上升对企业利润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而言,最低工资上升显著提高了企业利润率,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这一结论十分稳健;渠道检验发现,增加固定投资提升企业生产率是最低工资上升对企业利润率产生正向影响的重要渠道;最低工资上升对企业利润率的正向影响效应在不同所有制、不同企业特征和不同地区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主要作用于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高生产率和高资本密集度企业以及中东部地区企业。     

金融化适度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以2011—2020年沪深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构建模型对企业金融化适度性进行甄别，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企业金融化适度性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并将企业创新作为路径变量加入模型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结果显示：企业过度金融化会阻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而未过度金融化则表现为助推作用。作用机制检验显示，企业金融化适度性通过企业创新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研究发现，金融化适度性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企业产权异质性、行业异质性和规模异质性。研究结论表明，企业金融化存在最优水平，只有将企业金融化保持在适度水平，才能最大限度地助推企业提高生产效率，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农业生产率变动与城镇化发展动态关系研究

本文以2005-2019年31个省份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在测度各省份农业生产率的基础上,利用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系统研究农业生产率变动和城镇化发展之间的动态关系及其区域异质性。研究发现：(1)农业生产率呈平稳波动增长趋势,整体水平不高,规模效率进步是促进农业生产率提高的主要原因,而纯技术效率作用不显著。(2)农业生产率提升和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均具有自我增强机制,在时间上存在经济惯性。(3)基于短期动态关联性效应,全国层面农业生产率与城镇化率互为格兰杰原因,西部地区与之结果一致,中部地区城镇化率是农业生产率的单向格兰杰原因,东部地区二者互不为格兰杰原因。(4)基于长期动态交互效应,全国及中部、西部地区城镇化发展对农业生产率变动具有长期的正向影响,而农业生产率变动对城镇化发展具有负向效应,西部地区表现最为明显。根据研究结论,本文从释放纯技术效率增长潜力、制定因地制宜的农业发展和城镇化策略、完善城市建设用地制度与加强耕地质量管理、开发农村人力资本以及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方面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促进农业生产与城镇化协调发展。     

中国外商直接投资对碳生产率的双边效应

采用中国30个省份(数据不包括西藏自治区和港澳台地区)2006～2017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双边随机前沿模型,对FDI影响碳生产率的双边效应及综合效应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研究表明,FDI不仅对碳生产率存在促进效应,还存在抑制效应,二者同时存在,并呈现如下特征:FDI对碳生产率的抑制效应要小于促进效应,使得FDI对碳生产率的综合效应呈正向驱动特征.抑制效应平均为0.0345,促进效应平均为0.1243,这使得FDI对碳生产率的综合效应平均为0.0898.2013年后,FDI对碳生产率的综合效应水平整体下降,FDI对碳生产率的驱动遇到"瓶颈"期.FDI对碳生产率的综合效应存在区域差异,中、西部地区的驱动效应明显低于东部地区市场化水平,对外贸易开放程度是释放FDI对碳生产率的"光环效应"的有利条件.据此,进一步提出加强FDI与碳生产率提升的互动机制,提高地方政府FDI引入的绿色化水平,制定适宜区域差异的FDI引用政策等建议.     

基于分解模型的碳生产率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运用分解模型对中国碳生产率的变动情况进行分析,并以2002-2011年为样本期,定量研究了技术进步、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对中国碳生产率变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与产业结构调整相比,技术进步因素更能促进碳生产率的提高;在产业结构中,工业和出口贸易对碳生产率的影响相对较大。因此,优化出口结构,淘汰落后企业产能,把控制碳排放量的任务分配给地方政府都能在可预见的未来提高碳生产率。     

中国基金业2005～2013年全要素生产率变迁的实证研究——基于Malmquist生产率指数

基于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方法对2005~2013年中国基金业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与分析,结果发现2005~2013年中国基金业要素生产率年度平均增长率为9.6%,2007~2008年出现大幅波动。这表明基金业本身增长是集约的,生产率大幅波动的原因在于资本市场制度的不完善、竞争不充分以及创新能力较弱。     

高铁开通、企业生产率异质性与出口产品质量

文章选用2006-2013年中国高铁数据、中国城市数据、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和中国海关数据,从企业生产率异质性角度研究了高铁开通对外围城市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高铁开通后,外围城市低生产率企业获得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效应较高,而高生产率企业获得的出口产品质量提升效应较低,甚至会出现出口产品质量降低的情况;外围城市民营企业、外资企业、技术密集型行业、资源密集型行业、低产业集聚地区以及东部地区外围城市的企业生产率存在显著调节效应;高铁开通显著降低了外围城市高生产率企业高技能工人比例,高铁开通给外围城市高生产率企业带来了人才虹吸效应。据此,外围城市可以通过优化民营企业营商环境、升级人才政策以及培育地区特色产业集聚等措施缓解高铁开通带来的虹吸效应。     

制度因素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视角的分析

采用中国28个样本地区1992-2008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发现,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速度和增长方式有双重影响。分析表明:政府对经济干预程度越强,越有利于形成政府推动型经济增长方式;私有产权制度的认可和扩大是经济快速发展和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动力;市场化程度和工业化程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且显著;产权保护程度和对外开放程度对经济增长虽有显著影响,但系数较小。转变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应着眼于改革政府绩效评估制度、健全知识产权和私有产权保护制度、坚持市场化改革等方面。     

裁员会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吗？——来自世界银行调查问卷的证据

裁员是企业常见的战略调整手段之一,裁员如何影响企业绩效在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议。利用世界银行中国调查问卷,重点探讨裁员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裁员会显著降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这一结论通过了相关稳健性检验。机制探讨发现,裁员会通过加剧幸存员工的工作强度从而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负面影响;而企业的融资约束状况能够有效调节裁员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不利影响,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越低,越能缓解裁员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负面影响。异质性分析发现,正式工、非国有企业、中小微型企业以及资本密集型企业的裁员会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更多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