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新诗派的“真实”诗学观

以胡适、俞平伯、康白情、刘半农、刘大白、周作人为代表的白话新诗派为早期白话新诗的理论建设和文学实践开辟了一条“真实”的道路。白话新诗派在内容写实、情感真挚、艺术真实三个层面对新诗进行了积极的理论探讨和创作尝试。“真实”作为诗歌创作的美学原则，同时也成为诗歌价值的评判标准。在“真实”诗学观的引导下，白话新诗派开拓了新诗的题材和类型，丰富了新诗的文化资源，积累了新诗的创作经验。总结归纳白话新诗派的“真实”诗学观，对厘清白话新诗派的诗学理论，梳理新诗理论的发展脉络，探索具有时代特色的当代诗歌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吸纳与继承:百年新诗诗学理论建构

中国新诗的理论建构有两个重要的资源:西方诗学理论和古典诗歌理论.当新诗完成白话语言和自由体形式的“革命性”创造之后,着力进行诗歌艺术方面的规范化建设.象征、暗示、戏剧化、通感、蒙太奇等西方诗歌艺术手段被新诗广泛吸收、借鉴;同时也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意境、格律、神韵等诗学理论.新诗在吸收西方诗学资源和继承古典诗歌理论进行自身诗学建构的同时,也保持着对极端“西化”和片面“复古”的警惕.     

《新青年》 译诗与早期新诗的生成

《新青年》的外国诗歌译者,大都也是早期新诗的实验者,他们将译诗活动视为新诗探索的重要环节,翻译与创作彼此渗透,相互促进,合而为一。那些白话译诗无论是内在意蕴还是外在形式均不同于中国传统诗歌,它们大都表现了强烈的现代国家意识与人的观念,文法上具有明显的欧化特征,且对话体作品相当普遍。这些译诗参与了早期新诗实验,为诗人们提供了别样的参照摹本,在情感空间、主题倾向、文体结构诸方面赋予白话诗歌某些相应的品格,加速了早期新诗的生成过程。     

现代转型背景下的诗学尝试——论胡适新旧诗学的转换

从《去国集》到《尝试集》的创作实践中,胡适成功建立了现代白话新诗的早期范式,而《谈新诗》等诗论则从新诗发生史的角度勾勒了胡适新旧诗学的转换轨迹及诗学特质。在胡适新诗创作与诗学理论探寻的双重变奏视角下。考察胡适新旧诗学转换成因及影响,对当下现代诗歌的探索也不无启迪。     

“五四”新诗语言的现代性反思

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五四”新诗无疑具有里程碑性质,标志着中国诗歌由传统的古典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型。文学革命及其新诗运动本身就是一个现代性的事件,它典型地体现了现代性的时间意识和价值维度,正是借助进化论,新诗运动为自己找到了合法性的依据,进而确立了现代对传统、白话对文言的话语优先权,并以一种断裂的方式对文言及其所代表的传统及文学进行了彻底的否定。简单地以白话代替文言,认定只有白话是新诗的“唯一利器”,而不顾及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必然造成理论的偏至以及与实践之间的矛盾。     

现代新诗的语言与文体问题再认识

胡适认为现代新诗的语言是白话,古诗中"明白清楚近于说话"的诗就是"白话诗".这不仅混淆了诗歌艺术语言与日常语言之间的界限,也混淆了古代优秀诗歌和普通白话诗的差别.在胡适的影响下,新诗以未经艺术加工的白话语言走向了"非诗"的道路.鉴于诗歌文体对于审美语言的形成具有一定的规范和引导作用,新诗一直试图摆脱自由文体,建立文体规范.在新的成熟文体出现之前,新诗应该以必要的"诗体意识"对诗歌创作进行内在的规范和引导.     

试论中国现代早期白话诗的音韵特征

中国现代早期诗歌以现代白话作为诗体语言 ,实现了言、文一致 ,可以称得上是一场真正的“诗界革命”。自由灵活地传达自然的、真实的心声成为现代白话诗的追求。现代白话诗在探索发掘新诗的魅力、构建与白话相适应的新诗律体系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略论新诗创作对古典诗歌资源的接受与整合

在学界强烈关注"中国文学古今演变"命题的大背景下,新诗创作与古典诗歌资源之间的关系理应引起我们瞩目。新诗创作至少有一只脚是踩在古典诗歌的土壤上的,从古典气味浓厚的戴望舒、余光中等一直到"朦胧诗"及其以后的现代汉诗写作都没有例外。在这一点上,中国古典诗歌的脉络不仅没有在新诗创作中断绝,而且,新诗最终、也必将会成为传统的一部分,最终、也必将会成为民族诗歌血脉潜流的重要构成。     

冯至与创造社

冯至因其早期新诗创作被鲁迅誉为“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他早期新诗创作的艺术资源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中国古典诗词,德国浪漫主义诗歌和创造社作家的文学作品。冯至与创造社的关系已被众多学者所论述,然而,他们所普遍关注的是冯至与郭沫若之间在新诗创作方面的艺术关联,而忽视了冯至与郁达夫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在表现内容、创作倾向和美学风格等各方面对冯至早期文学创作产生重要影响的,正是创造社作家郁达夫。     

唐诗的典范作用

唐诗以其卓越的艺术成就成为后世诸代诗歌创作取法的典范 ,宋人模仿唐诗而兼力图自立面目 ,金、元两代诗坛亦以唐诗为准的 ,明清诗人宗唐已有相当的理论自觉 ,并表现出抑宋扬唐的倾向 ,近现代白话新诗的创作取向都深刻地为唐诗所影响 ,唐诗以其“如初发芙蓉”的美学特征和深厚蕴含浸润了中国诗歌。     

从诗歌的当代命运看新文化运动的负面影响

新诗是伴随着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兴起而诞生的。由于肩负着启蒙民众的使命 ,新文学建设者毅然抛弃旧体诗词 ,倡导白话新诗 ,为使诗歌从文人走向民间做出了可贵的努力。然而在否定传统 ,走“西化”道路的过程中 ,新诗却在两个方面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新诗代替旧诗 ,淡化了中国人特有的诗性思维及诗意人生态度 ;白话取代文言 ,削弱了汉语独有的形象美感及文化底蕴。这种扬西方艺术之短而弃自己艺术之长的后果 ,使新诗历经百年而命运坎坷。由此 ,我们不能不对新文学运动的负面影响加以反思     

论白话运动对新诗生成的影响

清末民初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文化大转型时期,由“文言”(古代汉语)到“白话”(现代汉语)这一社会通用语言的巨变是这一时期的重大事件。白话是开启民智、启蒙大众的重要工具,白话运动是面向大众的政治、思想、宗教、文化等改革运动的产物,特别是外国传教运动和中国报业的勃兴都极大地促进了白话运动及新诗运动,催生了白话和新诗。新诗是多元发生的文体,不仅是政治改革和思想文化大变革的产物,更是语言大变革的产物。白话成为社会通用语言决定了平民文学及平民诗歌的主导地位。白话运动对白话诗运动及新诗革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决定了新诗革命的激进方式和新诗的非艺术地抒发平民情感的功能和无定型诗体与固定诗家语的文体形态,彻底打破了古代汉诗源远流长的两大传统:诗要有体和诗要有“诗家语”。因此新诗革命既是诗的体式的革命,更是诗的语言的革命。     

胡适《谈新诗》论析——新诗的自然音节是什么

一五四时期新文学运动的最大阻力是来自诗歌领域.诗是传统文学的正宗,素来为士大夫阶层所专擅,白话作品很少.对于他们来说,如果把小说戏剧出让给白话还是能够容忍的话,那么诗歌世袭领地就不决不容“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用之语”来随便插足.无奈旧文学大势已去,从1917年《新青年》首次发表白话诗,不过两年时间,起来响应的作者就遍及全国. 对新诗的攻击集中在音韵声律方面.领导潮流的革新派不把古文家放在眼里,直斥他们     

诗歌共同体的转换与中国诗歌的新旧嬗变

以"科学范式革命理论"观中国新旧诗歌嬗变之发生的根本,并非是传统诗歌失去了表达情感、表现现实的功能,也非简单的外来文化的冲击,而是传统文人共同体被现代知识分子共同体所取代。正因为此,旧体诗歌才由地位最高的文类,蜕变为单纯的文人圈子之间酬唱把玩之物或个人性情抒发之体;而现代白话体新诗,则占据了权威正统诗歌的地位。     

徘徊在象征与唯美之间——论王独清和蓬子诗歌的"两面性"

在流派林立的中国新诗史上,虽然没有出现一个非常明确的唯美主义诗歌流派,但唯美主义诗歌却表现出与其他流派诗歌迥异的一面,即它并未独立形成流派,而是坚实地附着在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各流派的诗歌上,以一股潜流的方式贯穿了几乎整个中国新诗史。在现代诗人中,王独清和蓬子便是典型的具有"两面性"特点的诗人,他们的创作虽然被贴上了象征主义的标签,但唯美主义却是他们在诗歌创作上的不容否认的倾向。     

“以文为诗”与诗界革命的诗学追求

晚清诗界革命采取"以文为诗"的诗学策略,解构传统格律诗体,重建自由的新诗体。通过口语、新名词介入诗歌,消解格律诗的节律及文体形式,实现诗歌结构的嬗变与功能的转换。这一诗学策略启发了胡适等白话新诗人对现代诗歌自由体式的建设与发扬,进而形成了20世纪以降占据诗坛主流地位的"现代自由体"诗。     

论民间诗歌是新诗重要的诗体建设资源

民间诗歌是新诗重要的诗体资源之一,极大地影响了20世纪新诗的诗体建设.19世纪末20世纪初立志改革汉诗的诗人对民间歌谣的重视,改变了汉诗的功能和形态,加速了汉诗内容的平民化、创作方式的激情化和新诗形式的自由化,刺激了诗界革命和新诗革命,加快了汉诗的现代化.新诗对民间诗体的重视既加剧了格律诗向自由诗的转化,也在古代文人诗体--定型的格律诗体受到新诗革命者极端否定的时候,起到了维护汉诗传统诗体的作用.受政治需要民主自由改革、新诗改革需要增多诗体的时局影响,还受到以西方浪漫主义诗派重视民间诗歌的外来风气的影响,新诗诗人才在20世纪初的新诗革命时期高度重视民间诗歌.此间的民间诗歌热不仅影响了诗人的作诗方式,还影响了诗人的做人方式.     

传播与新诗现代性的发生

方长安指出,传播作为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维度,改变了诗人们的创作心理、主题想象、诗性体认与言说方式,参与了新诗生产,赋予新诗诸多现代性品格；然而新诗内部由是存在着传媒化这一负面因子,抑制着新诗诗性的生成。李怡、苏雪莲强调,现代大众传媒是新诗生成的诸种合力中的一种,它不仅为诗歌提供了新的表现空间,使诗歌具有了不同于古典时代的功能,而且还塑造了新诗的表意方式和美学特征,带来了新诗阅读方式的变化。鲍焕然认为,新诗的媒介类型主要有日记、私人书信、杂志、报纸副刊、诗集、沙龙、社团、课堂,以及街头、农村和战场为平台的社会环境媒介等等,它们凭借不同的文化特征在白话新诗的建构中发挥着不同的功能和影响。陶丽萍从传播角度考察了新诗经典化现象,认为新诗经典的确立,既与文本诗性相关,更是报刊发表、出版、公共阅读、批评、文学史叙事、公共教育以及评奖等多重传播机制共同言说与历史扩张的结果。     

新诗发生期诗人评诗矛盾现象论

1917—1923年是新诗发生期,这一时期新诗批评多为新诗人所为,他们从不同角度批评新诗,分析新诗创作中存在的问题,阐述其新诗观念。百年后重新研读这些新诗批评文章,不难发现其文本内部往往存在着新诗概念阐释上的矛盾、新诗创作法则与具体写作方法论之间的矛盾等。这些矛盾现象的产生,与新诗发生期的历史语境、新诗发展状况、诗评者身份及其进化论思维等相关,是中国诗歌转型期的一种重要现象,反映了新诗发生期现代诗学建构的真实情景,而且作为新诗史源头性现象特征,对后来新诗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五四时期中国诗歌新旧论争中的雅俗之辩

雅与俗这一对美学范畴是五四时期中国诗歌新旧论争的一个重要议题。新旧诗人围绕诗歌的风格取向、诗人的写作姿态以及读者的接受效应进行了深入的对话与抗辩。当新诗人群体以平民代言人的姿态,高举以白话代替文言、以自由体代替格律体的大旗,对中国诗歌的崇雅传统进行批判和解构时,旧诗人群体则以抗辩的立场不断对其进行反拨和纠偏。与此同时,新诗人群体内部也在不断调适和修正自身的新诗立场与写作姿态。五四时期新旧诗人围绕中国诗歌的雅俗问题进行的论争,不仅成为中国新诗品格建构与重构的动力之源,同时也推进了旧体诗词的现代转型,为当下中国诗歌创作在新旧雅俗之间寻求艺术平衡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