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鸿铭"尊王"观的新人文主义背景

辜鸿铭是一个思想文化背景十分复杂的历史人物.尽管他有些怪异并基本上处于守旧的思想观念.却始终以时代关怀为立足点,以强烈的现实精神显示自己的价值立场,因而与新人文主义颇多相通之处.当我们从新人文主义的理论框架审视辜鸿铭特别是他独立特行的"尊王"理念时,会清晰地感受到这个文化批评者所具有的鲜明的新人文主义思想背景.     

新人文主义的现代性建构与乌托邦冲动

本文试图以20世纪上半叶中国语境中白壁德新人文主义被接受与诠释的历史事实为依托,从知识社会学角度来探讨新人文主义在中国语境中的内涵与效应,以此考察白璧德思想作为一种批判现代性的精神资源,是如何在中国的现代性进程中被创造性地阐释并发挥独特作用的.文章认为,以道德原则为文学批评的最高原则,以精英主义和文化保守主义来建构现代性话语体系,是新人文主义的核心问题,也是其内在矛盾性的症结所在.以此为鉴,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现代思想的演进逻辑,特别是文化乌托邦的意义及可能蕴涵的问题.     

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在中国的宿命

以选择、平衡、谐调、纪律等作为信条的白璧德新人文主义,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民主、自由、进步的启蒙诉求存在着本质的错位,因此,尽管吴宓等学衡派人士进行大力宣传,但并没有获得广泛的传播和接受,这是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在中国现代文化建构中的历史宿命,这是由它的本质内涵所决定了的,无关乎它的传承者是谁,传承媒介如何。     

梁实秋新人文主义文学批评思辨

在二十世纪文学批评史的整体格局中 ,梁实秋的新人文主义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构成了主导思潮之外独特的批评维度。它以一种异质的批评姿态和批评话语在与主导性文学批评的对峙中形成了一种有意味的“互补”。梁实秋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自觉性与系统性 ,使得他在当时的自由主义文学批评家中脱颖而出 ,不仅成为新月派最重要的文艺理论家 ,而且在二三十年代中国新文学批评运动中成为代表人物之一。梁实秋新人文主义批评的特点与得失集中体现于他对五四新文学所作的批评与反思。他的新人文主义批评导致了他对五四新文学的苛责 ,但同时也使他以异于新文学主流的独特视角注意到了新文学进程中出现的某些具体倾向与问题     

中国新人文主义文人群体的确认

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活跃着一个与美国白璧德主义有关联的新人文主义文人群体。这一文人群体的核心当然是梁实秋和以梅光迪、胡先、吴宓为代表的学衡派文人,他们是白璧德的嫡传弟子,对白璧德新人文主义常加以宣传。陈寅恪、汤用彤等在社会观念和治学方法上受白璧德的影响也较明显。林语堂虽然声称不认同白璧德主义,但他的文化思想体现着向新人文主义回归的迹象。在中国,还有与白璧德主义相契合的某种思想基础,如辜鸿铭的文化态度与学说所体现的那样。     

论中国新人文主义文学的人性观

以梅光迪为代表的中国新人文主义作家既接受了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又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他们主张通过对欲念进行适度制约,通过理性来节制感性,防止感性的放纵与泛滥,抵制物质对人性的异化,进而使人性达到最佳平衡。新人文主义作家对人性问题的思考具有合理可取之处,这对于当下乃至未来中国的文化、文学发展与建构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辜鸿铭及其文化建设思想

辜鸿铭因政治观点保守,与时代格格不入而遭人遗忘.但在现代化建设的今天,重新思考辜鸿铭的思想,我们可以发现他的独到贡献.辜鸿铭最早探究"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他主张采纳西方文化的拓展精神和进步理念,走出一条基于传统、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之路.在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上,他创造性地研究国学,使国学走出故道,进入世界性文化大背景之下.他创立"中国学"及述译中国典籍,使西方学者能真正理解中国文化的真精神.辜鸿铭是一位积极的文化建设者.     

辜鸿铭与历史文化屏蔽现象

辜鸿铭对于中国文化的理解和阐扬,常致力于破除思想文化经典化过程中的历史屏蔽——特别是话语屏蔽现象,在追寻原典和原典精神,打破儒学“经学”传统和“理学”模式方面有明显建树。同时,其自身理论又成为历史的价值屏蔽对象,他的许多错误甚至荒唐的理论及时地遭到了历史的淘洗,使得他在价值屏蔽的作用下保全了起码的文化人格。     

新人文主义与中国现代格律诗派的缘起

中国现代格律诗派关于新诗形式理论的构建 ,缘起于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 ,隶属于新古典主义思潮 ,其间构成逻辑的因果关系。以闻一多、邓以蛰、梁实秋这一“三套马车”群体为主 ,在 192 6— 193 1年间掀起了一股新古典主义思潮。只有把现代格律诗派的理论建构纳入这一思潮中考察 ,才能探明缘发的起因 ,才能符合新诗发展的历史真实。     

周作人之新人文主义文学思想窥探

周作人之新人文主义文学思想主要包含三方面的内容：一、把儿童文学纳入新文学的宏观建构中;二、对＂言志派＂与＂载道派＂两大新文学源流的批判性反思与鉴照;三、潜心于＂冷落冲淡＂与＂逸趣横生＂的散文风格创作实践。概而论之,周作人之新人文主义文学思想强而有力地标举和昭示着20世纪现代中国文学应当在＂古典＂与＂现代＂的持衡中获得新生的重大命题。     

论作为文学家的辜鸿铭——兼论其言论的文学批评本体特征

辜鸿铭的大部分著作是关于政治批评、历史批评和文化批评的理论,但同时他在西方人的心目中又是文学家或者作家.勃兰兑斯称他是"现代中国最重要的作家"[1];有人将他视为杰出的文学家并提名他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有传记资料显示:"瑞典文学院提名两位东方人作为1913年度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一位是印度的泰戈尔,另一位就是辜鸿铭.     

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

在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问题上,目前国内外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截然对立的"对立论";一种是将马克思主义完全纳入人道主义体系的"归结论"。其实,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之间既不是对立的关系,也不是归结的关系,而是一种交集关系。     

论辜鸿铭的道德人文观

辜鸿铭在人文主义的类属上属于白璧德式的道德人文主义。对于孔孟之道以及正统的儒家观念的接受是他与道德人文主义思想相契合的文化基础,他所以能在清末民初的文化史上成就为尊孔拥儒的名家,成为这个风雨飘摇时代儒学文化的中流砥柱,是因为他独树一帜地在东西方政治文化的宏观视野上尊崇儒学,弘扬儒学。儒家的王道政治被辜鸿铭阐释为道德良心的宏大体现,道德良心不仅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廉耻和道德观念影响着人们的心理和精神,而且作为一种规则和法律规范着人们的行为和动作。道德作为政治操守其影响渗透到各种命题的深处,在谈论诸如自由命题时,他坚持以道德自由取代政治自由。     

在激流处转弯--对辜鸿铭现代化思想的探究

辜鸿铭对现代化不仅有着较他同时代的人更直观的认识,更主要的是他的关于现代化的知识主要不是取之于近代中国的土壤,他的直接的精神承传是上两个世纪欧洲现代化时期以卡莱尔为代表的欧洲浪漫主义,卡莱尔的思想尤其是他对现代化犀利的批判,在辜鸿铭的身上打上了深刻的印记.然而如同那时的中国人无法了解与理解卡莱尔一样,人们也无法从卡莱尔的中国学生身上嗅出他们所熟悉的西学气味,却从他的外表上发现了守旧者的装束.     

人文主义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被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注定与西方的人文主义思潮有着深刻的联系。从近代到现代,中国文化的价值零落与知识分子一系列国家改革方案的连续失利,都让我们的思维不断引入到了精神世界的深处,并最终在“以人为本”的层面上找到了历史的动力,这便从根本上疏通了西方人文主义思想进入中国的通道。五四新文化运动为我们接通了丰富的西方人文主义思想资源,东西文化精神在共同的“人文”追求中相互映衬,相互补充,在启示中获得前进的动力,在融通中自我反思。然而,中西人文传统本身的巨大差异,也直接影响到了五四新文化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影响到了这一思想在当时的深刻度与社会作用度。     

重审新诗与民族诗歌传统关系(专题讨论)

近百年来的中国诗歌因其发生机制、传播途径,特别是其内在生命体验、思想意蕴和书写方式所呈现出的与民族古典诗歌极为不同的新质,故而被命名为新诗。这一命名,使得它与民族诗歌传统的关系在特定历史时期不断地被人提起。特别是以世界性眼光评说其特征与成就时,有人责难它因切断与民族诗歌传统关系而失去民族个性和汉语独特的张力,有人则认为它的现代性活力正是由于摆脱民族诗歌传统束缚后向外国学习的结果,也有人看到了它与民族诗歌精神之间难以言说的关联所带来的复杂性。与民族诗歌传统的关系确实是考察、言说新诗最重要的角度与话语平台,然而,这一关系因长期以来许多言说者过于激动的情绪而一定程度地被扭曲或膨胀了。言说者个人的许多情绪性话语被阐释到了这一关系之中,不仅使这一关系在评说新诗时的有效性没有被充分利用,而且关系本身也因情绪化阐释而变成了一个问题。 所谓对新诗与民族诗歌传统关系的重审,就是要剥离长期以来积淀、附着于这一关系上的多余话语,回到关系本身,以新诗既有的历史与现状为依据,以未来发展为目的意识,用现代眼光对一些关键性问题进行重新追问。诸如,新诗发生之初,诗人们到底是以怎样一种姿态面对、审视民族诗歌的?他们言说、择取民族诗歌传统时遵循的话语逻辑是什么?     

荆楚关系问题新探

楚在商代是指楚蛮,西周时始有楚国,古文字中用不同的字形来区分楚蛮与楚国,楚国之楚流行开来后兼指楚国与楚蛮。昭王南征时为区分二者始用荆字来指代楚蛮,楚蛮遂变为荆蛮,西周晚期荆又用指楚国。楚人自称曰楚,到战国时荆也被楚人用作自称。     

人性与道德关系新探

关于人性与道德的关系问题 ,是一个颇具挑战性的难题。多年来 ,我国哲学伦理学界对此进行了探讨与争鸣 ,但仍未得到完满的解决。马克思主义关于道德受制于社会经济关系的经济决定论和人性是道德的主体基础论是不矛盾的。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观可以这样表述 :人性是以社会实践为基础的自然性、社会性和主体性的统一 ,是个性、集团性和共性的统一。人性理论对于伦理学的特殊意义表现为它是伦理学说的理论前提。人性对道德的特殊意义表现为三个层次与方面 :第一 ,人道主义意义 ;第二 ,道德价值意义 ;第三 ,道德理想意义。人性是道德的主体基础。人的本性即他们的需要 (利益 :物质的和精神的 )是道德发生和实践的最初动力 ,不断的人化自己与动物相同的自然本能 ,丰富人的社会性 ,弘扬人的主体性 ,不断使德性超越天性 ,理性指导约束本能 ,社会性超越一己偏私、丰富个性 ,这正是人不断走向完善的必由之路。理想人性的造就成为道德的最终目的 ,人性论构成各种伦理学说的逻辑出发点和理论前提。     

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新论——从和谐社会视角的审视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收入分配原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曾对我国破除平均主义桎梏和发展生产力起到积极作用.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的丰富,以及社会收入分配差距的逐渐扩大,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角度,应该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提法进行相应的调整,实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向"适度公平,保证效率,注重生态"的转变. "适度公平,保证效率,注重生态"的收入分配观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公平与效率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和谐,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较理想的收入分配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