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实践的境域看儒家思想——兼论儒、道、墨的异同与互补

儒家"以人意相存问",将做人及其内涵宗法伦理情感、规范形而上学化,让自然与社会历史服从宗法伦理秩序,忽视了人的全面发展及其大实践的境域诉求。走出儒、道、墨各自的形而上学窠臼,走向大实践的境域,则儒家的"相濡以沫"与道家的自然逍遥,儒家的"以己养鸟"、道家的"以鸟养鸟"以及墨家的"以社会养鸟"都是互补的。儒家的有为、力行与道家的无为、不争,在可持续发展、共同发展、全面发展融贯互生的境域中也是统一的。     

儒道墨人的关怀比较

本文认为,道家以个体身心的自然一体为关怀重心,墨家以生存、功利凸显其群体关怀,儒家则本仁心善性,由己及人,从而以个体与群体的统一为祈向。三家经过一个世纪左右的是非之争,归结为以孟、庄为代表的儒道两家。宋以后,随着援道入儒的深入,儒家也进一步道家化,故在其“万物一体之仁”、“浑然与物同体”境界充分显扬的同时,其群体关怀与群体精神却日益萎缩。时至今日,这一缺失仍是我们现代人文建设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北宋时期的儒、道学术会通论

北宋时期儒、道学术会通论盛行一时,它肯定儒、道二家存在着学术上的渊源关系,继承并超越了魏晋玄学道体儒用的会通模式,认识到儒、道二家各有其体、用,在本体论上会通儒家的道德与道家的自然,在政治思想上会通儒家的礼乐刑政与道家的清净无为。北宋时期的儒、道学术会通论促进了学术的发展,但其自身也存在着难以克服的根本性缺陷。     

“尚质轻文”:“他者”视域下的《南华真经》注疏群体文质观探析

成玄英、陈景元、陆西星、程以宁等人注解疏通《南华真经》时,继承了道家《庄子》“尚质轻文”的审美主张,但四人审视文质的立论视角却迥然相别.自西汉以后,儒家既已将论人、论史的文质观延展到了文学领域,并且无论是论人、论史或论文,儒家都主张文质彬彬的审美标准.但成玄英等四人的文质标准主要用于论人或论史,且他们“尚质轻文”的标准与儒家“文质彬彬”的文质审美要求,显然是相对立的.成玄英、陈景元、陆西星、程以宁等人所属的道教文化,虽然一直在借鉴儒家思想文化精华,但道家道教文化一直是儒家文化的“他者”,且成玄英、陈景元、陆西星、程以宁四人之间其实也互为“他者”.在“他者”视域下,四人文质观的内在差异以及儒道两个文化场域在文质思想上的差异性,其内在原因昭然若揭.     

儒道墨法文艺价值观比较

儒家坚持为政治教化服务的文艺价值观,道家以其“无为”思想否定礼乐文明,墨家和法家从极端功利主义立场否定文艺。四家的文艺价值观与其人性论、历史观、价值观有关。儒家重视人的道德价值和道德自觉的能力,肯定人的各种需要,其文艺价值观是人文主义的;道家追求超越功利、社会、文明乃至生死的精神自由,最得文艺的真谛;墨家代表下层人民的利益,肯定物质需要,否定精神需要,强调“天志”、“鬼神”,其文艺价值观是非人文主义的;法家以国家、国君为中心,否定个人的价值和需要,其文艺价值观是反人文主义的。     

远绍周敦颐的阳明心学

周敦颐是借鉴佛道思辨以重塑儒家道德哲学的宋明理学的先行者,王阳明则是融合儒释道三教的心学的集大成者.周敦颐对理学所起的开山作用有:汲取道家道教的本源论,建构无极(太极)的生成论以证明儒家伦理存在的合理性;借鉴佛道的本体论思维,构建诚的价值本体论;含纳诚、乐、仁、静等儒佛道的气象;提倡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和无欲主静等修养工夫.王阳明对周敦颐的继承和发展在于:改造周敦颐《太极图说》的本源论思维,使之成为本体论;承继周敦颐的诚的内涵,并使之从价值本体上升为宇宙本体;统摄儒佛道包括周教颐之诚、乐、仁、静的境界;承袭周敦颐之立志、无欲主静和迁善改过等工夫论.     

周秦之变中“自由—福利”的论争与逻辑演进——一项政治哲学史考察

周秦之际的思想论争是周制危机于观念形态层面的反应,古儒强调家族本位、早期道家强调个体本位、墨家强调天下本位。在周制衰微、秦制崛起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儒、道、墨三家思想各自的一个维度均为法家所用,如儒家强调对个人权利的束缚、早期道家鲜有公民社会建构原则和国家负责制理念、墨家强调个人义务观等等,最终形成无公民社会基础的国家主义+原子化个人主义的二元同构。而如果从消解秦制、追求宪政民主制度的背景来考察,儒、道、墨三家思想的另一个维度,即儒家反对国家权力渗透、强调家族自治,早期道家反对国家干预私有权、强调个体权利,墨家反对国家权力滥用、强调国家福利责任等等,对于走出法家强权—弱责的政治逻辑、构建古典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二元互补的宪政民主结构,均有现实意义。     

先秦“文”“质”之争与礼学的演进

“文”“质”之争是先秦以至两汉时期思想家们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以孔子为首的儒家提出文质彬彬的价值原则,主张外在的仪节与仁义的品质协调相配、先天的生理素质与后天的礼乐教化和谐相济,但其无法割舍对“礼文”的价值追求,这使儒家的文质论在现实中表现出文在质先、文繁难究的弊病,也招致了儒家以外诸子的攻讦.他们或批评儒家质论的偏颇,指出其以道德本性代替自然本性,或批评儒家“礼文”的价值立场所带来的奢靡之弊.作为回应,汉代儒者将“文”“质”发展成为两套礼乐制度,并与“三统说”相关联,形成一套“文质再而复”的社会历史观,以“文质相救”的动态平衡取代“文质彬彬”的静态平衡.     

周秦之变中“自由—福利”的论争与逻辑演进——项政治哲学史考察

周秦之际的思想论争是周制危机于观念形态层面的反应,古儒强调家族本位、早期道家强调个体本位、墨家强调天下本位.在周制衰微、秦制崛起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儒、道、墨三家思想各自的一个维度均为法家所用,如儒家强调对个人权利的束缚、早期道家鲜有公民社会建构原则和国家负责制理念、墨家强调个人义务观等等,最终形成无公民社会基础的“国家主义+原子化个人主义”的二元同构.而如果从消解秦制、追求宪政民主制度的背景来考察,儒、道、墨三家思想的另一个维度,即儒家反对国家权力渗透、强调家族自治,早期道家反对国家干预私有权、强调个体权利,墨家反对国家权力滥用、强调国家福利责任等等,对于走出法家强权—弱责的政治逻辑、构建“古典自由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二元互补的宪政民主结构,均有现实意义.     

先秦三家人生哲学模式的比较研究

我国先秦时代儒,墨、道三大学派的人生哲学有什么异同?它们各自的模式结构怎样?又各有什么功用,价值和意义?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分析,乃是本文的目的。一、异同比较在儒、墨、道三家人生哲学中,儒家以仁学为实质,墨家以兼爱为核心,道家以“道”本体的追求人性复归为旨趣,在这里,既没有神启也没有超渡。正象先秦是一个革命时代一样,哲学也步入解放的时期。把人与神对立起来,把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恢复起来,承认人的地位,进而重视人的价值,这不但是儒、墨、道三家的共同之点,也确是他们各自人生哲学借以建立的前提和条件。但是,他们对人的地位的承认,对人的价值的     

自然之眼、社会之眼和内视之眼——论先秦儒家、道家的眼睛及五官思想

在肯定感官的自然本性方面,道家与儒家都承认"自然之眼",又主张对肉体性感官进行节制和约束.儒家的视觉思想浸润在政治道德的价值氛围中,感知外界、体认自我的自然之眼转化为提升道德、净化伦理的社会之眼.儒家的"感官伦理"强调以人格修养和礼教规范来调整、限制和引导感官欲求,使它们符合儒家伦理和社会规范.道家转向内在,将自然之眼转为内视之眼,从"道"这个处在自然现实之外的最高存在去观照肉体感官,耳目被去肉体化,获得精神性的意蕴."明"被道家用来指向内在,耳目在"自闻"、"自见"中摆脱肉体性的存在,成为指认道的意象式表述.     

儒、道哲学生态观之比较

儒、道对哲学生态问题有诸多相通之处,然其相异点也是明显的。从哲学生态本体观上说,儒家之根本点是"生","生"体现了儒家对生命本源性的理解;而道家则突出道的实在性、本原性和万物生成过程的自然性。从生态价值观上说,二者都认识到自然的价值,尊重自然的价值,然其相异之处在于:儒家主张"人为天下贵",人能"参天地,赞化育";强调"和谐",认为"万物并育"而"皆得其宜";主张"仁民爱物",强调以人与人之间相亲的原则处理人际关系。而道家则在自然为本的基础上看待自然的绝对价值,主张"与道合一"、"人与天一",强调"道法自然"。     

儒家伦理的二维结构体系——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谈起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是儒家伦理体系的纲领。这条箴言揭示了儒家伦理的二维体系结构,即精英伦理与平民伦理,或德性伦理与功利伦理的和谐共生关系。儒家伦理从孔子道德学说的源头即兼顾了道德理想主义与道德现实主义两个思想维度。孟学传统,尤其是宋明新儒家,无视孔子兼顾义、利的德性伦理主张,将义与利、理与欲视作善与恶的对立,否定逐利伦理的正当性,从而滑向道德理想主义的极端。这种绝对主义的精英德性伦理虽然提升了儒家的道德境界,但因其忽视了儒家原有的平民伦理或有限度的功利伦理,致其在高扬道德人文精神的同时,实际上失落了儒家对于"小人"或世俗社会的道德人文关怀。故这只是儒家伦理学说体系沿一个维度的偏重发展。相比之下,荀子从自然人性出发,主张"义利两有"、"以义制利",才是真正继承孔子伦理精神者。荀学传统通过道德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联姻,在道义论体系下为儒家保留了功利论的学脉。这种圆融的二维结构体系,符合现代社会理性主义的伦理选择,因此比只讲道义论的孟学理学伦理更能够适应中国社会伦理的现代转型。     

理学与道家、道教学术研究的新作——读《理学与道家道教》

儒家和道家是中国学术的两大堡垒.先秦百家争鸣的开放性学术氛围,为儒、道两家长期以来在思想上相互冲突与融合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后来,随着佛教的传人以及建立在道家思想基础上的道教学术的形成,儒、佛、道逐渐形成三足鼎立的学术态势.     

佛教传入与中国哲学思想构架的改变

在中国哲学史上,儒家思想固然居于主导地位,但离开了道、佛两家,是很难说得清楚的。儒与道是中国本土所固有,而佛教则是一种外来文化,它带来了一种新的哲学思想,在它的冲击和影响下,中国的哲学思想构架起了很大变化,无论是儒、道、佛三足鼎立或者是儒、道、佛三家互补,都是这种变化的体现。本文拟就佛教传入中国以后,在儒、道、佛三家的纷争与融合中来考察中国的哲学思想演变,从宏观上阐明其基本构架的巨大变化。一 中国的哲学思想,大都以先秦诸子为其渊薮。那是一个“百家争鸣”的时代,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名家、阴阳家…     

论墨家的人生论

中国哲学历来注重对人生问题的探讨。就先秦哲学来说，诸子百家对人生问题极为关切，无论是儒、墨，还是道家，都发表了各自的见解。在先秦诸子百家之中，儒、虽同为显学，但自汉代起，儒术独尊，儒家的伦理价值观逐渐主导了中国人的社会伦理生活，而皇学则渐渐沦为绝学，鲜有人问津。但是，通过比较研究，可以看到，墨家与儒道诸家一样，也从特定的视野道出了人生真谛，其中不乏极具价值而又为先秦诸子所不及的真知与洞见，值得我们去挖掘和发扬。一、“兼相爱”的人生理想，“交相利”的价值取向“兼相爱”是墨家人生论的最高人生理想。他…     

探析儒、道之"道"

儒家与道家对“道”的论述既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之处 ,通过在本体论意义上的“道”和在认识论意义上的“道”的比较 ,可以发现儒家、道家哲学具有两个特征 :一是缺乏理性 ;二是经验色彩浓厚。因此可以认为 ,儒、道两家哲学的价值重心是人而不是物     

论“善”及古代“美”之功利观成型——中国古代美学研究系列之一

中国古代与“美”与“真”相关的“善” ,道家是以“道”的内在能量并具有“生万物”的能动作用为“善” ;儒家则以“仁”为“善” ,更具有实践作用与“仁”的行为特征。“善”在道家那里与“美”有间接的关系 ,而儒家在孟子那里 ,则将“善”作为“美”的起点和必备的条件 ,“美”的最高境界是“大而化”、“圣而神”。荀子从“人性恶”观念出发 ,又将赤裸的政教功利输入“善”与“美” ,提出“以道制欲” ,“化性起伪” ,使中国古代主流意识形态的美学思想之功利观从此成型。     

道家美学中"和"范畴的审美生成

"和"是中国古代文化中一个核心的概念.从生成论的观点来看,"和"范畴有个源起和不断演进的过程."和"的概念起源之初就有一定的审美趋向,诸子时代,儒、道、墨等诸家对其涵义进行了哲理意义的阐发.儒家论"和",则重于伦理政治的角度,重点讲"人和".道家论"和",多以气言,强调调平阴阳之气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重点讲"天和",强调只有恪守天性,排除外物杂念的烦扰的专注,才能达于生命精神之"和"的极至,体现了人与自然之和谐的价值取向,反映出人类对自然和谐与生命和谐的审美追求.魏晋玄学在道家"和"观念的基础上,融会儒、佛、墨等各家对"和"的涵义的阐发,将其广泛地运用于文学艺术领域,而赋予其丰富而深刻的审美内涵,"和"观念作为一种审美范畴得以确立.     

道家思想与中国文学

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堪称显学的儒、道两家,都崛起于百家争鸣、诸子横议的春秋战国之世,以后,又与中国封建社会相伴生。儒、道的对立和补充,作为两千年来中国思想文化史的一条基本线索,不但影响了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演进,而且必不可免地会作用于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然而,儒家尚礼乐,道家法自然。儒、道互补,毕竟是以它们之间的对立为前提的,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