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大宗师》“简”字义释

《庄子.大宗师》中“简”字释义历来歧见纷出,主要归为三种观点。马王堆帛书《五行篇》中数处提到了“简”,其义为“不以小害大,不以轻害重”。此义和《庄子.大宗师》中“简”的意义极相符合,只不过在《庄子.大宗师》中“简”用为动词。简的“不以小害大”义是由其本义“大”引申来的。     

《诗论》竹简编联原则与文本复原

上博《诗论》竹简编联和文本复原处于混乱状态的原因很多,但由竹简“留白”所引发的简制之争是其关键。我们认为《诗论》“留白简”与“满写简”之间不存在“简制”上的根本差异,《诗论》竹简编联和文本复原工作应该在依据“文义”及《诗论》作者“评《诗》思想”的大原则之下进行,同时需要充分兼顾“句式”、“文例”、“篇名组合”、“竹简残断类型”等具体因素,不断认识和把握其思想脉络,这是《诗论》更深层次研究展开的前提和基础。     

“安大简”《诗经》研究动态

作为迄今为止发现最早且较为完整的《诗经》抄本,安大简《诗经》自2019年《安徽大学藏战国竹简(一)》一书整理出版以来,对简本《诗经》的研究逐渐引起学界重视。从“中国知网”“万方数据”“读秀”和“超星”四个大型学术网站对安大简《诗经》研究的相关论著进行统计的结果来看,目前发现研究成果已多达70余篇,其中大致可分为“常识性介绍”“字词研究”“韵读研究”“文本性质研究”“文本结构研究”以及“价值研究”六个部分。其中,对简文字词训释的研究最为丰富。安大简《诗经》作为一个不同于《毛诗》体例的《诗经》抄本,它的发现和研究,丰富了《诗经》的研究材料,有助于窥探先秦时期《诗经》早期的文本面貌;对研究《毛诗》的文本演变、解说诗旨以及对先秦古文字的考释等具有重大意义。     

《大学》原貌与“格物”本义考

《大学》由于错简的缘故,使“格物”的本义没有着落,这是学术史上的一段公案。为了探讨“格物”的本义,可以从汉唐原本出发,考察《大学》文本的变化情况。曾子后学在整理《大学》文本时制造了第一次错简,宋儒在重新整理时制造了第二次错简。两次变动使“格物”的传文混入其他文段之中,宋儒视为“阙简”,以己意补之,这是“格物”说不见天日的主要原因。在复原了《大学》的原貌之后,“致知在格物”的传文自然浮现,其实就是孔子论讼一段文字,其中隐含了“格物”的本义,即尽物之性。通观《大学》全文,“格物致知”的要领在于守静。     

战国时代《诗》《书》文体的模拟与破体

战国时代,知识阶层在研习《诗》《书》等经典的基础上,创作出模拟《诗》《书》文体的篇章,这种模拟行为表明当时人们对《诗》《书》的文体体式已有较明晰的认识,反映了文体观念的逐步自觉。上博简《交交鸣乌》《多薪》当是对《诗》的模拟,上博简《卉茅之外》《李颂》以及《楚辞·橘颂》则是在模拟《诗》的基础上的新变,为楚辞之先声。清华简《保训》可视作对《书》的模拟。在经典传承基础上的“尊体”与“破体”,促成了战国时代的“文体突破”。     

“四书之《大学》《中庸》，非《礼记》之《大学》《中庸》”考释

四库馆臣提出“四书之《大学》、《中庸》”和“《礼记》之《大学》、《中庸》”两个概念，反映了《大学》、《中庸》与《礼记》的分合作为汉唐——宋明——清三阶段学术转轨标志的事实。经考释可知，“《礼记》之《大学》、《中庸》”属经学范畴，“四书之《大学》、《中庸》”属理学范畴，分属不同的思想体系，有其各自的渊源。     

《诗论》“满写简”与“留白简”之争辨析

《诗论》“留白简”、“满写简”现象，引发学者众多的思考。由最初的“留白”处原本有无文字之争，到探讨和阐释其形成原因，进而发展为竹简形制之争，问题始终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然简制之争涉及29支竹简的编联原则和《诗论》文本面貌，事关者大。辨析各家论说，实际上，在《诗论》“留白简”与“满写简”之间并不存在“简制”上的实质性差异，二者当属同一篇内容。     

上博简《诗论》第17号简“《将仲》之言”探析

《诗经·郑风·将仲子》篇的诗旨历来多有争论,汉儒谓之为“刺庄公”之作,宋儒以“淫诗”视之,当代学者则多以“人民性”解读此诗。上博简《诗论》17号简对于此诗的评析,证实了《将仲子》篇关于“郑伯克段于鄢”史事的影射,简文中的“言”即指庄公之言,“不可不畏”表明孔子对于庄公这种心口不一的“巧言”的畏惧。《诗论》所评代表了孔子时代的道德评判取向,具有深刻的思想意义。     

《墨子》“城守各篇”札记五则

《墨子》“城守各篇”与秦墨学之间有密切关系。《迎敌祀》中的“弟之”,《旗帜》篇中的“菌旗”“涂菌”,《号令》篇中的“可行不行”等以往一些不甚明了的概念以及里耶秦简9-1588简的性质，都可以通过《墨子》“城守各篇”与出土秦简牍的参照得到解决。可见《墨子》“城守各篇”很可能就是经过了后人加工的秦代文献。除守城术外，墨家学说对于秦文化的形成是否有更深层次上的影响，尚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江苏高教》（2003-2012）研究热点及其知识基础可视化分析

运用 CiteSpace Ⅲ软件,绘制《江苏高教》（2003-2012年）的研究热点及其知识基础图谱,结果显示：该期刊以“高校”、“高等教育”、“大学生”为核心研究热点;克拉克的《高等教育系统—学术组织的跨国研究》、《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雅斯贝尔斯的《什么是教育》等国外经典名著与潘懋元教授、薛天祥教授等的学术论著共同构成上述热点的知识基础,体现了《江苏高教》的深厚学术底蕴。     

论《管子》"三匡"命名分篇之义

本文认为《管子》“三匡”的命名分篇与简制长短无关 ,而有其内在意义。“三匡”之匡来源于对桓管功业“一匡天下”的评论 ,辅相、匡救等义只得其一偏。而“三匡”大、中、小的区分与《逸周书·文匡解》中的提法完全符合 ,不仅是“借用名词”而已。“三匡”是各自以正天下、正国、正民为中心 ,而又相辅相成、有机结合的一组文章。     

从《诗言志说》到《诗言志》——朱自清“诗言志”研究“重写”的学术史考察

《诗言志说》是朱自清中国文学批评研究的初期成果,1944年他“重写”此篇为《诗言志》。《诗言志》除补充新证而增大篇幅外,有两处术语的改动值得关注:“意念”的术语凝定,这是借鉴西方“新批评”文艺学观念的结果;术语“缘情”取代早期的“抒情”,体现了中国学术研究本体化的追求。“诗言志”研究在抗战中相隔七年的“重写”,反映了朱自清文学批评研究的学术历程,也体现了中国文学批评研究的现代转型。     

《礼记》有关篇章作者及成文年代

郭店简与上博简的发现与研究使《礼记》有关篇章的研究有了较大进展,我们认为《礼记》一些有关思想方面的重要篇章成书于战国中前期的儒家七十子及后学之手,他们在战国时代社会环境的要求之下,继承与发展了孔子儒学。     

上博藏《孔子诗论》第十简“童而皆”的释读问题

学者们对上海博物馆藏《孔子诗论》第十简的释读存在许多不同的看法,笔者认为第十简中的“童而皆“当读为“憧而谐“,本文拟将《诗论》与《诗论》所提到的篇章结合分析来释读此简。     

道德与审美之间：论《世说新语》中“简”的意蕴

“简”是中国文学中一个重要的审美范畴。《世说新语》中“简”的内涵既有偏重道德意义的“简正”,又有偏重审美意义的“简切”“简要”,这与魏晋时期“简”的内涵从道德演进到审美,并在文学批评上同步运用有关。这种现象的出现,既与政局变化、士人心态转型、玄学的兴起有关,也与传统审美理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水浒传》“农民起义”说与《荡寇志》的学术命运

20世纪50年代以来,《水浒传》主题研究最为主流的观点是“农民起义”说。这种“权威”观点不仅对《水浒传》研究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还严重殃及《荡寇志》的学术命运,使这部小说长期遭受意识形态歧视,不能接受正常的学术关怀。在新时期学术研究理性、多元发展的大背景下,欲使《荡寇志》研究在规模、质量等方面跃升新的境界,要务之一就是要放弃《水浒传》研究中“农民起义”说的一元化统摄力,回归文本,开展多元阐释。     

《国语》学的奠基与展望——近10年来《国语》研究述评

作为先秦“语类”文体的代表,《国语》以国别为线索再现了西周、春秋时期不同地域间的社会风貌,在中国学术史上有着重要地位。近10年来,学界一方面继续对其作者与成书年代、性质及价值等传统领域进行专题研究;另一方面,也拓展了研究视野,利用文献学与其他学科相结合的方法对其文学特质及思想内涵等问题进行综合分析,各方面的研究既各自独立又紧密相联,初步形成了“《国语》学”这一专门的学术领域。     

从简、帛《五行》看《荀子·不苟》篇之“独”——兼论荀子与思孟的思想关系

《荀子·不苟》篇“养心”章具有明显的思孟化理论倾向。具体到对“独”的认识,它与简、帛《五行》有两点相同,即都认为作为实体的“独”专指纯粹以仁义为内容的道德心,作为工夫的“独”是指养成此道德心的专一工夫。在此基础上,荀子又创造性地发展出“独”的第三层意涵,即作为此道德心之流行和展开的社会政治实践。此外,在对“养心”进路的分析、对“善”“德”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对“君子”的定位、对“轻”“形”等概念的界定上,“养心”章与简、帛《五行》也存在理论相通之处。     

张载“诗说”的诠释特色

张载《诗说》的研究现状与其学术价值极不相称,有继续研究的必要。张载《诗说》以“置心平易,以意逆志”为诠释理念,这在他的三大《诗》论中有充分的体现;以顺天、尊君为诠释内容,这在他说“顺帝之则”、说文王必敬事商纣、说后稷之生中有充分的体现。在诠释方法上,以诗、《易》、“气”说《诗》,此则张载《诗说》独有;以古礼、情理、文理解《诗》,是宋儒解《诗》的常用方法。张载《诗说》并非皆合《诗》旨,却是时代尊君思潮的反映,故而值得研究;其诠释方法并非全都新颖,但这些“陈旧的方法”却参与了宋代《诗》学的共构,故而值得关注。     

司马迁“孔子删《诗》”说补证

“孔子删《诗》”乃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人们在并无充分根据的情况下,竟然长期对此表示怀疑,甚至完全予以否定,这样的学术趋尚显然值得深思。基于对“古诗三千”与“逸诗”稀少、“《诗》三百”与“季札观乐”、“思无邪”、“孔子删《诗》”的权利以及“孔子删《诗》”史书无载等五个方面的文献参证与综合论证,不难发现“孔子删《诗》”是完全可信的。